不同形式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到底如何统一度量,是关系到劳动价值理论是否成立的大问题。而要对劳动量进行统一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人类的一般劳动过程存在若干通约性,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一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一、以消耗时间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劳动过程的第一个通约性,那就是所有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以消耗时间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又存在两种争论:①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②马克思提出用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
按照李嘉图的方法所得出的商品价值量是一个随机的、不可确定的量,它会随着不同“最不熟练劳动者”的劳动耗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不同“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方法没有正确解决劳动内涵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问题。
马克思提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商品价值量,大体解决了劳动内涵量的确定性问题,但没有解决劳动内涵量的稳定性问题。
(一)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优点。
1.简便易行。马克思将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含有的劳动量定义为1,从而避开了复杂的劳动价值计算问题。这种方法只要先确定一个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再根据几个折算法则将其他非标准状态的劳动量折算成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一生产和劳动状态下的劳动量支出情况。这几个折算法则就是:复杂劳动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高劳动强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强度;高劳动熟练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熟练度;恶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折算成加倍的优越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容易,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比较也较为容易,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就显得简便易行。
2.定性分析直观明了。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情况;还可用以说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而任何货币与资本只是间接的、“死”的劳动,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的转移。
(二)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缺点
1.定量性较差。采用时间形式度量方法无法建立劳动(价值)量与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变量的量化关系。
2.适应性差。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很难区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很难区分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大小,在对分散的劳动时间、多变的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的劳动进行度量时,则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
3.不稳定性高。任何一门科学均要求其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价值理论的基本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也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实际劳动量会随着社会区域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值。例如,某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条件在不发达国家属于正常的劳动条件,而在发达国家可能属于恶劣的劳动条件;某一杂技演员所进行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但在杂技之乡可能只算作非熟练劳动;某一脑力劳动在过去属于复杂劳动,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简单劳动。采用时间度量方法与采用货币度量方法一样,只能求出劳动量的相对值,而不能求出其绝对值。因此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之间难以进行相互换算,难以进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从而表现出极大的时空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属于大机器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机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②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都基本相似;③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明显;④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定性区分也较为容易;⑤信息劳动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产值上都只占很小的比重。此时,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倒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随着社会向信息时代的发展,这种度量方法越来越暴露其弱点: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变量进行定量描述;无法圆满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再没有其他社会科学采用这种度量方法。
二、以身体化学变化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人体内发生化学变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二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者的身体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测量这些化学变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劳动量的耗费情况。
劳动就是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它建立在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和系统的生理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每一种形式的生物运动都会发生相应的生物化学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化学变化可以越来越充分地、准确地测量出来,从而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格格夫在《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一个人在24小时进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是动力业经发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标”。实践表明,能量代谢率的变化可以近似反映出体力劳动强度的变化情况。
能量代谢量与能量代谢率:人体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量,用Qem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人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率,用EMR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时,即
EMR=Qem/T (4-1)
机体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可参考有关书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进行计算
能量代谢率≈20210×耗氧速度 (4-2)
影响机体能量代谢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动。骨胳肌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强度变化很大,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率的影响显著,剧烈的体力运动可使能量代谢率大幅度提高。
2.环境温度。人体能量代谢率在20~30℃的环境中最为稳定,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由于骨胳肌紧张度逐渐增加,能量代谢率逐渐提高;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由于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环等功能加强,能量代谢率也会随之提高。
3.精神活动。脑组织的能量代谢虽然很旺盛,在安静状态下的能量代谢率约占全身的16%,但波动幅度不大,脑力劳动强度的变化对能量代谢率的影响不大。只有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时,能量代谢率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一身高1.7米、体重50公斤、年龄20岁的男性的能量代谢率与运动量的关系。
劳动或运动时的能量代谢率(焦耳/时)
情况 躺:卧 开 会 洗 衣 打排球 踢足球
产热量 240 300 8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谢率可近似地反映体力运动的强度,但它不能准确反映脑力运动和生理力运动的强度。
事实上,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时,大脑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是异常复杂的,没有尖端的测量技术和科学的智能学理论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计算脑力耗费量的,因此采用身体化学变化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是不现实的。
三、以牺牲安乐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三个可通约性,就是增加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痛苦,或牺牲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因此,亚当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
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个客观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乐的减少量却是一个主观值。主观值虽然可以反映客观值,但这种反映会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发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劳动者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劳动耗费量。此外,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所进行的劳动并不意味着牺牲了“安乐、自由与幸福”,有些劳动本身包含着快乐。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里,劳动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谋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压抑个性的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明显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时劳动给劳动者所产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乐减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劳动量的付出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劳动复杂度不断上升,劳动与生活越来越相互渗透,劳动所带来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来越少,劳动本身将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来度量劳动量将显得越来越不准确。
四、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用工资或口粮就可以购买到,因此劳动过程还有第四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量可以用工资或口粮来获取。
配第在研究“在劳动和土地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时就提出来了用工资或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斯密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的,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本质在于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虽然,劳动耗费量与工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是,采用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工资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客观值,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时,工资就要小于劳动耗费量;当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时,工资就要大于劳动耗费量;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时,工资才可能等于劳动耗费量。即使如此,工资的变化情况还受许多具体的主观和客观偶然因素的影响。
(2)工资收益并不是劳动者的全部实际收入,许多无形的收入如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工人收入的一部分,许多无形的负担如单位负担或社会负担将降低工资的实际效用,这将使工资与劳动耗费量进一步脱节。
(3)工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含量也是一个可变的量,因此以货币为单位来衡量某一事物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也必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不过,采用支付工资形式来近似地度量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五、以消费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劳动还具有第五个通约性,那就是需要消费相应的生活资料来作为补偿。
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机体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而这种输出必须是以一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作补偿源或动力源。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在劳动的前、中、后,需要及时地输入一定的生活资料,用以维持和恢复其生理、心理和精神平衡,确保劳动力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需要。对于确定的劳动内容,劳动者如果所输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低于一定量,就不能完全补偿其劳动耗费给机体所产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消耗,导致其健康状态的恶化和劳动能力的下降,当健康状态恶化到一定程度时还会导致死亡。这个一定量就称为劳动的完全补偿性消费量,这一阶段就是补偿性消费阶段。
2.发展性消费阶段。在补偿性消费结束后,如果继续输入生活资料,劳动者的消费过程就进入发展性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追加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通过某种方式为机体所吸收或利用,并转化为机体的内部潜能,从而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
3.奢侈性消费阶段(或过量性消费阶段)。劳动者在发展性消费结束后,如果继续输入生活资料,劳动者的消费过程就进入奢侈性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很少被机体所吸收,很少转化为劳动潜能,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没有多大好处,甚至还有害处。
由此可见,只有在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耗费量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当然,补偿性消费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耗费量,它还与消费熟练度和劳动熟练度等因素有关。
采用补偿性消费量来度量劳动量具有以下优点:
(1)由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单位是能量单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的度量单位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不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2)用具体的、可感觉到的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比用抽象的时间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观性。
(3)由于把劳动者产出的劳动价值量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投入产出模型,有利于与经济学、价值工程学等数学化程度较高的学科建立联系,从而可大大推进价值理论的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
(4)这种度量方法无需对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做特别的规定,从而具有广泛的时空适应性和灵活性。
不过,采用这种度量方法会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当劳动者不参加任何劳动时也需要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这说明劳动量与生活资料消费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具有很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称为“零点不对应”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统一价值论”能否成立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