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就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试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两点思考。

　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固然重要，粮食流通能力建设更为关键

　近年来，在讨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时，许多专家比较重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最近几年，一方面，许多地方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出现了局部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到２００３年，我国出现了连续５年的粮食减产，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两度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稻谷、小麦和玉米全面减产的格局。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对我国粮食供求平衡影响最大的两大品种——稻谷和小麦的产量，２００３年分别居于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４年以来的历史次低水平。由于粮食减产，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国还出现了连续５年的粮食当年产量不及消费量的情形。因此，重视和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其战略意义不可小视。

　但是，我们认为，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粮食供求的变化趋势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固然重要，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包括与此相关的粮食物流体系、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则是更为关键的。因为，在考虑粮食安全和粮食供求平衡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粮食生产与粮食需求的协调，而是粮食供给与粮食需求的协调。而从供给方面来看，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供求平衡影响最为全面和直接的，不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而是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所谓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实际上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只有当粮食综合流通能力非常强，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通道极其顺畅且通达时间接近于０时，加强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建设才等同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决定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因素，主要有粮食市场体系的发达和协调程度，特别是期货市场、批发市场在粮食市场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及其完善程度；国家粮食储备的规模和布局；粮食物流体系的保障程度和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的运行效率等因素。无论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是粮食综合流通能力，都是一系列快变量和慢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或综合流通能力的慢变量，如基础设施的状况、利益相关者的长期投入能力、科技支撑体系的状况等；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水资源的长期供给能力，也属于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慢变量。这些慢变量决定着粮食的基本生产能力或基本流通能力。快变量如政策的调整、产品（要素）市场价格或比价关系的短期变化等，决定着基本生产能力或基本流通能力的实现程度。

　在既定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之下，通过提高粮食的综合流通能力，也能显著提高粮食及其不同品种的供求平衡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粮食供求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都与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不强有一定关系。远的如１９８５年的粮价上涨，与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交通运输不畅有很大关系。近的如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国内粮价的强劲上涨，特别是主销区粮价涨幅高于主产区，运力不足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导致２００３年底、２００４年初我国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粮食调运。运力紧张影响到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到货数量，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主销区的粮价上涨。然而，与此同时，铁路运费的提高，则从粮食运输成本上加剧了主销区粮价高于主产区的现象。目前，就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而言，其主产区和主要消费区呈现严重的错位分布。如玉米的主产区集中于北方，而作为养殖业密集区和饲料工业发达区的玉米主要消费区，则主要集中于南方；大豆也有类似现象。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库存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等事实，进一步放大了主要粮食品种在区域之间的供求错位现象。由此不仅导致加强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也决定了在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建设中，应该把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特别是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

　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越来越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粮食供求失衡，供求失衡的方向也几经反复：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的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家对粮食购不起、销不动、存不下、调不动。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国家对粮食收购难、市场粮食供应转紧、粮食市场价高于合同价。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６月，农民卖粮难、国家收储调销难、粮价下跌，南方早籼稻产区的卖难现象尤其严重。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９５年７月，粮食供应紧张，市场粮价迅速上涨，成为当时推动全国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１９９６年下半年～２００３年８月，农民卖粮难、粮食调销难、粮价下跌并长期低迷；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范围大、品种多、持续时间长，且日益严重；东北的玉米卖难问题最为突出，也最早发生；南方早籼稻的卖难问题也出现较早，且比较严重。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４年，粮价上涨、局部地区、部分品种粮食供应紧张。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粮食供求失衡状况的回顾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总量问题对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减弱；结构问题对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则显著地趋于增强。甚至诸多总量问题往往是由结构问题引发的。更为直接地说，尽管总量问题容易掩盖结构问题，对总量问题的关注容易淡化对结构问题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甚至从更早时期开始，结构问题已经超越了总量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品种性、区域性的粮食供求结构失衡，越来越成为粮食供求失衡的主要特征。特别是２００３年９月和２００４年３月，出现的两波粮价迅速上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稻谷的产量下降过快、库存跌到较低水平引起的。而稻谷产量和库存的减少，最主要的还是主销区减少较多造成的。粮价上涨最初主要发生在大米上，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的大米价格大幅度上涨，带动全国性的大米价格乃至粮价猛涨。在这一时期，尽管粮食减产，全社会的粮食库存规模仍然比较大，粮食库存总量至少能满足全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７０～７５％，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因此，导致此轮粮价上涨和局部供应紧张的主要问题，绝非总量，而在结构。２００３年稻谷的产需缺口为３４７６万吨，约占其当年需求量的１８％。２００３年下半年，部分主销区的粮食库存已降至几年来的新低；到２００４年２月，在一些重要主销区的大城市，粮食库存只能保障几天的消费需求。

　２．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平衡问题以及依附于品种的品质结构平衡问题。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平衡问题又是互为表里、叠加作用的。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粮食供求失衡，多是由粮食主销区的稻谷供求失衡引发的。甚至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间的粮食价格上涨，也是由区域性的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粮食供给总量不足造成的。区域性的价格上扬，经某些因素放大后造成全国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３．相对于小麦、玉米和大豆，稻谷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地区。口粮相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粮，对于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影响，更具先导性和敏感性。从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４年的粮价上涨和局部供应紧张，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品质结构平衡对于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不断加深，以至于粮食供求失衡问题往往表现为某类品质粮食供给的过剩或不足，甚至同一品种不同质量的粮食同时出现供给过剩与短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和末期两度出现的农民卖粮难中，早籼稻供给过剩的问题都比较严重。但在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粮食供给局部转紧的过程中，早籼稻供给不足的问题又迅速显现起来。但是，从趋势上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粳稻在实现稻谷供求平衡中的地位将会逐步凸显起来，并会超过早籼稻。小麦则是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典型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