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再现高潮，与过去不同是，这次经济增长高潮带有明显的重工业领先增长特征，由于重工业与轻工业不同是，它不是主要依靠农产品为原料，而是主要依靠能源和矿产品为原料，使中国经济增长对石油、煤炭、电力、钢铁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的需求突然增加了，这从近三年与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能源与原材料的需求弹性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个变化并不是反映短期趋势，而是反映着长期趋势，由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的中国工业结构朝向重工业阶段的变动，是中国经济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反映，这与工业化先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有人说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煤炭、电力、钢铁、铝、铜和水泥等已经太多了，从产品总量看，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消费过2亿吨以上的钢，300万吨以上的铜，600万吨以上的铝，10亿吨以上的煤，5亿吨以上的水泥，但是2004年，中国却消耗了3亿吨钢铁，350万吨铜，605万吨铝，18•5亿吨煤炭和9•7亿吨水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级记录，那么，中国对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消费还会继续增长吗？
　如果用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情况看，回答就是肯定的。以能源消费来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浪费的国家，2000年人均能源消耗为11•1吨标准煤，日本是最节约的国家，同年的人均能耗为5•3吨标准煤，如果中国在2030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届时总人口是15亿，按日本的标准，总能耗就得达到80亿吨标准煤，即未来25年中国总能耗还需要比目前的20亿吨再增加3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钢铁消费为700公斤到1吨，而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20吨的时候，钢铁的产量才开始下降。中国目前人均年钢铁消费量为200公斤多一点，人均钢铁蓄积量为1•5吨，总量约20亿吨，如果到2030年也达到人均20吨，总量就需要增加280亿吨，分配到未来25年，每年的平均产量就是10亿吨，如果明年的钢铁总产能达到5亿吨，到2030年的总产能就得在15亿吨左右，年产能和总消费量也是比目前还要增加3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年人均铜消费量约为10公斤，大约到人均铜蓄积量1吨的时候，年产量开始下降，按这个标准计算，到2030年中国铜蓄积量需要达到15亿吨，即至少比目前要增加14亿吨。铝的情况与铜类似，但年人均消费量与蓄积量是铜的一倍。如此看，铜和铝的年产量与消费量都将比目前再增加15倍左右。如此看，到2030年铜的年消费量量要从目前的近400万吨增加到1500万吨，铝年消费量要从目前的600多万吨3000万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当然可以考虑国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近年来中国已经将世界每年新增石油产量的30%、新增铁矿石和氧化铝产量的70%、新增铜产量的90%进口到国内，如果按照主要能源与矿产消耗数字，在未来26年中国与世界资源能否持续支撑中国的需要量呢？
　 中国的石油可采储量只有150亿吨，而未来26年的消费量累计将达432亿吨，即需要进口近280亿吨，占世界全部储量的20%。中国从长远看，国内石油产能只能保持在年均2亿吨，如此每年平均要进口近10亿吨，而到2030年的进口量则接近20亿吨，这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目前世界每年的全部石油贸易量也只有22亿吨，根据国际有关机构预测，按目前的世界石油产量，世界石油储量还可供40年开采，而若中国的进口增加到近20亿吨，世界石油产量就得增加到年产60亿吨，26年累计，世界石油总产出量为1300万吨，已经基本相当于目前世界的石油总储量。或者说，中国即使按照世界发达国家比较节约的标准来消费原油，中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也会使世界石油资源提前14年耗尽。
　如果依靠中国与世界的石油资源不可能支撑中国完成工业化，中国就得依靠煤炭。如果中国自产原油保持在年2亿吨，进口在5亿吨，则到2030年这26年石油消费占能源总消费的平均比重就是20%，如果其他能源方式占10%左右，煤炭消费比重就得长期保持在70%，到2030年就得上升到77•5%，26年累计煤炭消费就是1370万吨，即已经大体相当于目前中国的全部煤炭可采储量，并且到203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超过每年90亿吨。根据国内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煤炭的远景储量高达1万亿吨，经探明后还可采出5千亿吨，然而按2030年后年均90亿吨的煤炭消费量计算，中国的煤炭储量也就够再支撑55年。
　煤炭作为能源方式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目前二氧化硫排放的9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烟尘排放量的70%以及氮氧化合物的65%是由于燃煤原因。国家“十五”计划原打算在2001～2005年间，将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0%，却由于煤炭燃烧比计划增加了6亿吨，使排放量增加了15%。有关方面研究认为，中国的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最高为年排放1600万吨，但是到今年可能将超过2700万吨，即已超过中国环境容量的70%。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造成中国酸雨区不断扩大和居民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目前全国已有超过70%的城市年降水PH值小于5•6，去年全国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人。如果在未来2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再增加3倍多，对环境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中国将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如此，搞工业化建设也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到2030年钢铁消费累计需要增加232亿吨，自身只能满足40亿吨，其他190多亿吨都需要进口，进口量相当于国际铁矿储量的27%。国际铁矿石的平均品位为50%，则进口总量为380亿吨，平均每年近15亿吨，到2030年则高达30亿吨。目前国际铁矿石的年贸易总量为5•5亿吨，由于中国的需求，要增加5倍。铜消费量到2030年要累计增加2•42亿吨，其中国内自产铜矿石只能满足需要量的12%，如果靠进口，到2030年的累计进口量则相当于世界铜矿资源储量的51•5%。只有铝的情况好一些，到2030年累计需要量为4•7亿吨，扣除国内生产，需要进口量约等于国际铝资源储量的7•5%。
　从以上对中国主要能源和金属矿产资源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油靠国际、国内资源都不能满足需求，靠煤炭则受环境限制。铁矿、铜矿、铝矿靠国内都不行，都需要进口，而国际资源量还都高出中国的需求。但还是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世界上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在搞工业化，也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处在加速状态，东亚、南亚和南美的许多国家工业化都在加速，也在大量吸纳国际资源，世界资源可能只满足中国一家的需要吗？到2030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80亿，中国的15亿人口只占18•8%，如果中国以不到世界1/5的人口，长期消耗世界1/4～50%以上的资源，这是否可能呢？
　第二，就算是世界资源可以给中国使用，我们是否能运得回呢？到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石油，15亿吨铁矿石，5亿吨铜矿石（按所需进口铜金属的一半为矿石计算）和5千万吨氧化铝，再加其他矿产品进口、粮食等农产品进口、木材、纸浆等其他初级产品进口，中国每年进口资源类产品将高达30亿吨，大约是目前中国远洋运输量的8倍，需要10万吨级的货轮共25000艘或20万吨级的货轮12500艘来运输。从世界资源分布情况看，中国所需要的能源和矿产品将主要来自于澳洲西部、非洲和中东地区，因此这些产品的运输均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如果有60%的中国货轮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每天通过该海峡的中国20万吨级货轮就将高达1000多艘，目前该海峡的日均通过量已达230多艘，其中60%已经是中国船只，如果再增加到1～2千多艘，肯定会严重堵航。
　第三，世界主要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平均，石油、煤炭、铁矿、铜矿和铝矿资源前5个国家拥有量的集中都都在60～70%，即使运输问题能够解决，如果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拥有资源的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或者是其他国际敌对势力封锁我国的航道，也会使中国的资源输入断流。
　国内资源不足，国际资源又靠不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地质部门的人士说，在中国找矿的潜力还很大，因为中国5万分之一的地质矿产精查还只进行了20%，广大的国土面积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还进行得很不够，此外，国际上探矿普遍深入到千米以下，我国还只停留在300以上的地质层面，因此加大探矿力度，可能会解决中国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不足矛盾。应当承认，加大对勘探工作的投入与力度，的确会增加、甚至可能会大幅度增加我国某些资源的保有总量，但到底能再勘探出多少资源，这些增加的资源面对中国未来如此巨大的需求是否可以满足，恐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未知数。况且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崇山峻岭，不仅勘探工作困难，就是探明了资源所在，运输也是大问题，因此资源的生产成本会特别高，甚至高到没有经济开采价值。而且我们也不能用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来设计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把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建在许多未知数上。
　那么靠建设节约型社会，靠发展“循环经济”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矛盾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循环经济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发达国家的主要原材料年生产量之所以在到达一定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才会下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依托这种原材料的消费品，其普及率到达了饱和点，而在达到饱和点后这种消费品的生产主要是满足更新要求。由于更新是“以新顶旧”，旧的产品虽然没有了使用价值，但构成这个产品的材料还有回收利用价值，就为资源的循环使用提供了基础。象住宅和汽车消费都是如此，建筑物每平方米的钢材使用量一般在30公斤以上，每台汽车使用的钢材一般在1吨左右，而在报废的建筑物和汽车中的钢材回收率一般都可达80%。但是居民对物质产品需求的饱和，一般是出现在一个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时候，而中国目前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如果不考虑汇率变化，中国要再过20年人均GDP才能超3000美元，因此在未来20多年中国肯定还是处在要大量吸纳各种资源的阶段。
　中国在发展物质产品生产中也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粗放与浪费，通过体制与增长方式的转换使中国的生产更加朝向集约型方向，会使生产中所需要的资源量大为减少，但即便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中国达到完成工业化阶段所需要的资源量，仍是国内和国际资源所无法负担的。首先，我们在上面所计算的中国到2030年资源需要量，不是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消耗水平计算的，而是根据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达到的消耗水平计算的，这其中已经隐含了转向集约型轨道的结果。其次，我们目前虽然生产消耗水平高于发达国家，但也不是高得离谱。例如，中国目前煤电的消耗水平为每度电380克煤，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为318克，其中使用世界最先进的“超超临界机组”的煤消耗为265克，也即是说，即使中国普遍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超超临界机组”发电，发电煤炭消耗顶多只能减少30%，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消耗是要增加4倍，相比于百分之十几到几十的节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代工业化社会，是发达工业国家依靠工业革命以来所发明创造的科学与技术构建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共7亿人口，已经占有并消费了目前地球年产出资源总量的80%，如果中国也加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将会使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加两倍，但是从以上对中国与世界资源的分析情况看，世界资源的年产出总量是很难也增加两倍的，即使有些资源的产出量能够增加，也持续不了多少年，此外还有环境的承载能力问题，还有中国以往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进行工业化，也需要巨大资源的问题，因此，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肯定是路子越走越窄，越走越走不通。
　所以，有人提出中国不能走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道路，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和依靠海外市场提高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是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只能是在中国居民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了之后的事情，在现阶段还是要以发展物质生产为主，否则就是要中国人放弃对美好物质生活目标的追求，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也根本不可能向一些小经济体那样，依靠海外市场满足国内消费，因为在世界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不论依靠国内还是海外市场供应资源，结果还是不足。
　反对中国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出发看问题，由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即国土资源状况是不可改变的，所以重化工业的道路就走不下去，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主张中国必须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终点看问题，因为追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这个远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也就没有了目标、动力与凝聚力，所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起点也正确，目标也正确，但是起点却在否定目标，目标也在否定起点。这种起点与目标间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看起来似乎很怪诞，但却鲜明地描绘出了中国在朝向完成工业化目标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如此，中国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起点不能变，目标也不能变，那么能够改变的只有过程。
　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以钢铁和有色金属为原材料的基础上的，并在传统的工业化能源与原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现代的加工技术。中国的工业化如果重复那些工业化先行国家历史的轨迹，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也以传统的能源与原材料为基础构建工业化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世界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陷入资源与环境的困境，终将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所以，中国必须以新能源和原材料为基础，发展新的加工技术，以彻底摆脱传统能源与原材料的束缚，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中国必须建设新工业化社会”的内容。
　党的“十六大”和国家“十五”计划都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中的“新”字，我理解是对比过去中国的工业化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主要靠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而言，强调今后要更多地靠技术投入，减少资源消耗，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但就其所指的技术投入而言，还是现代工业化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技术，因此对中国来说是“新”，对发达国家来说却并不新。而若中国要建设“新工业化社会”，由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和加工技术必须都与传统工业化技术不同，所以不仅对中国是新的，对世界也是新的。
　新能源、新原材料应具备更清洁、更环保，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而能源与原材料不同，加工技术也必然发生革命性变化，并出现许多与传统工业化社会不同的新产品，新消费方式与商品流通方式，总之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具体到未来中国的“新工业化社会”将采用什么样的新能源、新原材料，以及与此相应的加工技术，我不是科学家，也说不出来，这是中国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发展这些新技术的历史重担只能由中国人来挑，而不能指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虽然也在开发不少新技术，但一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没有面临中国这么巨大的发展挑战，开发新技术的动力自然不足。二是发达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传统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自身则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牟利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金融市场，并以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满足自身的物质产品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曾经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科技的强大动力，而如今这个动力转向了非物质产品的资本市场，顶多在推动衍生金属产品交易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电子盘交易技术的发展，在物质产品生产中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大大衰减了。目前美国共同基金的平均持股天数只有8•3个月，所谓国际“热钱”的平均持股天数更短到只有两周，而开发一项基础技术则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没有长期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又怎么能发展？近年来美国的新增GDP中房地产价值已经占了一半，但即便是建设5A级的智能化写字楼，科技含量顶多也只有15%，而一般重工业项目的科技含量都要超过50%，所以美国的许多科学家都在哀叹，由于资本都涌入了金融市场，美国的科技创新正在日益衰落。
　所以，中国要建设“新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只能靠自己，因此党中央关于“十一五”的建议提出，要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十分及时的和特别重要的。但还是应进一步明确，所谓“自主创新”，并不是因为中国所要的技术发达国家不给，而是从未来长期看，发达国家也没有，也给不了。因此所谓发展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就不应是只单纯接续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仅仅把发达国家目前不给我们的技术拿到国内来开发，而是要走一条发达国家也没有走过技术道路，更不应是仅仅瞄准进口替代，把关键技术做到国产化就满足了。
　由于建立在煤、石油和钢铁基础上的传统工业化社会，只能满足当代7亿工业化国家人口的现代化生活，而世界上还有50亿人口没有进入到工业化国家行列，因此中国要建设的“新工业化社会”，不仅是在解决自己迈向未来的难题，也是给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美好未来在开拓新道路。中华民族在农业社会时代曾经创造出璀璨的科技与文明，曾在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在当代也一定能力凭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为世界人民探索出一条工业化的新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发展新能源与原材料技术，以及相关的加工技术要靠市场和企业，但是更要靠国家，因为从目前国内、国际资源情况看，支撑中国的工业化需求还可以持续比较长时间，传统能源与原材料在价格和供应方面还有很大的市场优势，企业在没有在价格和供应方面占优势的新技术供应条件下，当然不会立即放弃原有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因此在转变中国工业化技术路线，朝向“新工业化社会”前进方面，打头的只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国家要在财力投入方面作好长期的和巨大的投入计划，并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科技研发机构进行联合攻关，以期在未来十多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开拓新技术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迈向“新工业化社会”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而世界资源也能支撑得住中国在未来十多年内的工业化需求，所以中国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还会走上很长的时间，在十多年后即便新技术开始投放市场，与传统工业技术也有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会有一个新旧技术并行的“双轨制”时期，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最需要处理好的事情，是中国的传统工业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在吸纳世界资源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需求矛盾。但是只要中国从现在就起步开始进行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新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当世界资源无法继续支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中国也将有能力依靠新工业化技术继续迈动工业化的步伐，就不会被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必然面临的资源约束所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