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公平，究竟应该孰先孰后？这个问题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一直都在思想界争论不休。但是，最终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论证，还是效率优先的观点占据了上风，而且还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收入分配政策中，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说穿了是鼓吹完全市场化的一个理论，是市场万能理论的一个变种。它能够被写进政府文件当中，自然说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完全市场化观点在中国的传教的某种成功。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成功”，将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混乱和崩溃。

 

    然而，无论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和公平的次序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经济学的历史上，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效率和公平对立的。比如亚里士多得认为，所有的国家在阶级结构上都由三个部分组成“非常富有的人、非常贫穷的人和中间阶层。”而且认为这个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中间阶层，“如果中间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容易遵循理智”。显然，亚里士多得并不认为公平和效率一定要有先后之分。

 

    效率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尽管公平的概念也不是十分明晰，但是，公平有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两个方面构成并影响到结果的公平，这已经基本上得到共识。而效率的概念考察的究竟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定量确认等等，都十分之含混。

我们一般可以将“效率”一词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来使用。我们先看一看在“生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由于资源为单一所有者所有，不存在“公平”问题。“生产”是生产厂商单方面的事情，有没有效率、对生产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满不满意，都是厂商自己的事情。其中涉及到的对象物或者所有物也都是私人的，容不得他人插嘴插手。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想人假定，在私有领域讨论效率问题也是多余的，和这个假定有冲突。

    生产效率问题在产业内部，其实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而非经济学的问题。两个生产同一产品的厂商之间的确存在“效率”竞争。但是，这个效率不仅仅是考量生产领域工人的工作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管理效率的问题。硬件以及工艺方面的学习比较容易，但是，管理理念就不见得可以学得到了。对于同样工艺设备构成的两个工厂，甚至是人员数量也相同，但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这里的差异表现在管理技术这个软件上面，而非设备硬件方面。

    一个可以用来补充说明此问题的事实就是，跨国连锁公司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要用不同的管理思想进行管理，也就是要现在经常听到的“本土化”管理，否则难以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诞生在中原商城郑州的“亚细亚”商厦以前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店，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关张了。“亚细亚”较早在广州市的分店就因为难以用郑州模式管理当地的员工而告失败。

 

    在单纯的生产效率问题上，效率和所有制形式也没有因果关系。对此我在一帖中写道，（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639）：“在谈论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问题时，提到的最多的就是集体所有制下劳动者的懒惰造成的低效率。实际上，劳动者懒惰反映的是人的X特性一面，这个X特性的存在和社会经济制度模式并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样会有X的一面，大家都熟知‘泰勒制’这种管理方法，其实就是基于人的X特性而设计的。计件工资制度、模特时间法等等都是如此。有人注意到，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往往有一种‘星期一综合症’和‘夜班综合症’，即本应该出现质量问题较多的时间段里，反而质量合格率较高而质量问题较少，而复检表明并非合格率提高了。实际情况是操作者和管理者集体放松注意，造成一个虚假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基于人的X特性的低效率问题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存在没有关系。”

    “极力推行完全市场化的人，实际上具有一种针对人的X特性进行惩罚的心态，要利用市场化的竞争和博弈的残酷性来约束和惩罚人的X特性，以期实现所谓的高效率经济发展。但是，效率高低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人的一种判断，是因人而异的。所谓的高效率，不过是财富定向集聚的高效率，对某些人来说是高速丧失生存条件和财富，是高效率地奔向贫穷和死亡。人也不是时时事事都表现出X特性的。”

    对于中国过去公有制大锅饭下的低效率问题的刻骨铭心是导致误认为公有制低效率和私有制高效率认识根源。但是，任何不同的体系的评价指标也不是同一个体系，这种认识是以一个体系的价值指标来评判另一个体系，这种评价没有意义。

    单纯从词面上看，“效率”应该被定义为对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的评价，是对某种运作机制的有效性的一个“价值判断”。而我们知道，价值判断是主观性的，它与判断者的个人认知水平和利益关系有关。国企还是民企、计划还是市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根据目的不同，对手段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大不相同了。因此，说什么企业形式效率高低，不过是评价手段是否有效地服务于收益者所期盼的目的。国企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和民企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不同。

    比如，在单纯的拜物教经济思想指导下的货币经济效益评价体系下，赚到钱就是高效率，而引入环境评价指标之后，赚到钱是不是等于高效率就不一定了。说穿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货币拜物教观念的一种妥协和投降。

 

    在中国这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度里，有人主张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思想出发点，是要用按劳分配的方法惩处那些低效率的不劳而获者，“出工不出力”的低效劳动被认为是公有制的通病，是造成公有制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但是，如“人性、激励和经济模式选择”（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639）一帖所述，人的惰性天然存在，和公有制并没有特定关系。建国之后的十几年间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可否认的，由此产生的巨大成果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如果国家正确处理国有资产的地位和作用，将国有产业放在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评价体系中来，不以市场效率标准来不公正的对待它，它也不会为了摆脱低效率名声而破釜沉舟地投入到与民争利的搏杀当中（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755）。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本来就是统一的。在公有制下资源的分配领域，公平就是效率。在私有制下商品的交换领域，公平交换是一个起码的规矩，是商品交换的基础，而不能够不论是否公平先交换了再说。《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更是将“公平”作为经济学公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来看待。

    如果在“分配”领域谈论效率问题，则“分配”是关系大家利益的事儿，被分配的对象物或者资源是公众所有，因为私有财产不存在分配问题。而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分配的原则其实没有可以讨论效率高低的必要和可能，只有一个是否公平分配的问题。公平之“公”就是要大家说了才算，是对公众的事情而言的。

    其次，如果“效率”的概念如果用来考量商品交换过程，其实和公平是两位一体的。因为交换本来就被限定在“自愿”的前提之下因而认为是公平的，不公平的交易是受到法律限制和制裁的。大家都接受商品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个理念，没有法制约束的经济秩序一定是混乱和不公平的。虽然有人说法制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但是，现在我们显然只能限定在“好的”法制框架下谈论这个效率问题，而在好的法律框架之下，法律就是公平的代名词，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法律都用一架天平和同性质的符号来代表。

    将效率和公平分个先后，实际上否定了商品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念。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甚至连“亡羊补牢”都不是，而是羊已亡尚不思补牢。待到畸形的经济已经成为顽疾，有人出面疾呼“严刑峻法”时怕是要付出全社会沉重的代价了。

    用“公平”和“平等”两个词汇之间的差异来批判“效率优先”论，其实大可不必，也未击中要害。大家常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在倡导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现在，法律的地位应该得到实际保证而不是口头认可，而法律的地位就是“公平”原则的地位。如果“兼顾公平”，就等于将法律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实际上、实质性地对法律至上的观念造成了冲击和破坏。近些年来，由于对违法但高效率的行为网开一面而公平滞后，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在中国做事的一个潜规则：凡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是祸。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法制进程中的悲哀。

 

    在私有制度框架下谈论“效率”是毫无意义的，人们无需去做替皇上着急的太监。别人的生产资料是否能够有效地投入生产过程，以及能否有效率地为所有者带来利益，那都是私有者自己的事情。而在公有制下，谈论“效率”问题其实就是谈论“公平”问题，比如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此时，有了公平就有了效率，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做，说明这样做大家都认为可以有效地达到大多数人的目的，这种满意之中也就包含着对效率的认同。

    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性说明，公平在私有制市场和公有制分配两个领域都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了公平，商品交换的平等性就无此谈起，市场是一种秩序和制度的概念就无从成立。如果一个政府出面把公平放在次要地位，可以说这是一个让国民尤其是劣势人群近乎绝望的一个错误。如果没有了公平，社会将会以对极度不公正的强烈反弹方式表达公众的意愿，最终使得短视行为下建立的效率在社会动荡中毁于一旦。

 

    过去听到这样一个事情：南方某两市交流经济发展经验，某位领导分析两市经济发展状况之后说，甲市不如乙市的原因，就是甲市比乙市晚走私了几年。大家一定都知道“繁荣娼盛”这个令人苦笑的新词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某些地方领导的执政理念和说明了这些地方为何黄色产业兴旺发达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某些地方对伪劣产品生产和破坏环境的产业的保护，以至于这些产业形成当地的经济支柱。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一系列“先后”有致的歪理纷纷出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规范、先放开后约束、先下井挖煤再整顿安全生产、先减免后苛税、先粗放后集约、先给人打工后发展自主产权、先放贫富分化一马再来面对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对原罪要宽容和善待……

    如果认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逻辑，我们就不要再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不公正和血腥了，就不要再提什么“原罪”和洗钱犯罪了，就不要限制烟草业发展和打击毒品军火走私了，因为这一切都可以以先促进经济发展再治理经济秩序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进行下去了。

 

    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存在效率问题吗？当然不是。市场失灵的话题在经济学界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对市场本身运作的效率问题早已觉察。

    当然，市场的公平是建立在参与者的能力之上的公平，而不是全面的公平，即并没有体现出起点公平与否。我有几个帖子谈论这个问题，比如“如何明晰产权才是根本问题”、“冷眼再撇按劳分配”等（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911）。

有学者指出（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130），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

 

    尽管“效率优先”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但是那是少数人掠夺财富的效率，牺牲的是多数人的公平，“兼顾”托词之下是赤裸裸地高效剥夺，用郎咸平的话讲就是“改革成本全民负担而利益少数人独享”。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并不表示在我们现代文明的公平理念里都应该予以认可，也不代表要求我们重现这段被我们谴责的血腥历史。况且，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已经远远偏离原始资本主义，资本世界本身也在逐步确立法律之上的理念，把原始的、连资本主义学者自身都在批判的落后理念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念，是一种静止的落后的历史发展观念。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曾经在其它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就要借他人之鉴避免重蹈覆辙。有些“课”应该补有些“课”则不必去补。

    有幸的是我们看到现在政府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已经更多地提到了“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些词语，但愿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国家真正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路线当中走出来的一个良好开端。

 

    查网上万年历，明天是“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志愿人员日”。我想，对于那些奉献于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国际雷锋们来说，他们大概更重视国际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愿意帮助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而不是提高发达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是注重构建公平更甚于注重提高效率。

    Championway 乙酉年丁亥月壬戍日于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