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中相继出现产能过剩，这个趋势是否会酿成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如果在中国出现了首次生产过剩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从宏观调控看应当采取怎样的反危机措施？这些问题现在就需要进行更深入讨论。

　我认为一场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是难以避免的。从理论上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机制是收入分配关系被扭曲，由于收入向少数人集中，导致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由此放大了生产规模却缩小了消费，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不对称到达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从实际情况看，今年前9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6％，银行存差已经达到8•9万亿人民币，其中今年以来新形成的存差就高达2•6万亿元，比年初增长了40％，而2003年存差的增长幅度是22％，2004年是29％，说明收入集中与储蓄过剩的情况自今年以来更加严重，如此，则未来生产与消费不对称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

　目前的需求增长仍是投资占大头，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了60％，但是本轮投资周期目前已进入到中后期，当投资周期走到尽头，新增产能会大量增加，新增需求却由于投资需求回落而消费又无法接替，就会出现显著萎缩。

　有人说目前新上项目还很多，在建规模也很大，中国未来几年即使出现投资增长率回落也是小幅度的。果真如此当然好，但必须看到，引起近几年投资大幅度增加的动力，是企业对少数短缺领域产品高价格和高利润的追求，例如2003年，中国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仅占7％，可利润却占到22％，普通钢材价格在当年翻了一番，没有这么高的价格和利润增长，也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大炼钢铁”热和钢铁投资高达100％的高增长。但是今年前9个月，钢铁需求虽然仍增长了19％，与2002～2004年的需求增长率大体持平，但钢产量却增长了27％，所以从3月份以来就出现了钢材价格暴跌，中厚板跌到了线材价格，线材则跌破了成本价。前9个月钢铁投资虽然还增长了28•1％，但1～10月已下降到26•4％，其中10月当月已下降到14•5％，已比当月城镇投资低了12•7个百分点。这种产能过剩导致投资萎缩的情况是迟早会发生的，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仅仅出现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而是在两年后是否会出现投资负增长的情况。

　至于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到去年底是21万亿元，加上今年新上的项目，到今年底可能会达23万亿元，按今年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看，够支持三年的投资。但是如果过剩情况不断严重，是否有些项目会停下来？而且即便投资人在看到过剩情况蔓延的时候仍然继续把项目干完，保住了每年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由于今后的新上项目会减少，从投资的增长率看，还是可能会出现停滞的情况。

　投资与消费也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每百元投资平均会有40元转化成消费，现在用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便宜些，转化成消费的投资也有30元。目前全国建筑业大军至少在6千万人以上，如果投资增长停滞甚至是萎缩，这部分人的收入和就业都会受影响，也会影响到消费的增长率。

　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分配体制的变化，中国的消费品产能开始出现全面过剩。进入新世纪，由于住宅和汽车消费带动，部分生产资料领域出现短缺，引出了本轮投资热潮，但对住宅和汽车的需求，是一少部分人的需求，无法吸纳全社会的巨大产出，汽车消费在去年就开始落潮，住宅需求即便今年不压抑房地产，明、后年也会出现供大于需的局面，由于没有充足的最终需求在前面带动，当本轮投资周期结束，巨大产能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全面生产过剩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全面生产过剩的阴云目前正在天边聚集，今年以来出现的水泥过剩、玻璃过剩、钢材过剩、有色金属过剩和煤炭过剩等，是从天边不断飘来的一块块生产过剩的阴云，我们对出现全面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再不能报有侥幸心理了，而是要积极准备应对方案。

　如果出现全面生产过剩，会有多严重？会持续多长时间？由于在中国从没有出现过这个场景，现在只能猜。

　如果占新增需求60％的投资增长停滞，甚至萎缩，经济增长率就要打一个四折，即可能从目前的9•5％下降到4％以下，如果投资停滞影响到消费，可能还会更低。

　今年以来，由于国内各种生产资料产品大量过剩，被挤压到海外找市场，是导致今年以来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例如从年初到现在，水泥、铝、钢材和汽车的出口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倍，净出口占新增需求的比重也从近两年的2•5％上升到今年前9个月的5％。扩大出口是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最怕的就是在中国爆发全面过剩危机的时候，国际市场也出问题。然而在美联储第11次加息后，美国房地产已经出现了破裂的征兆，主要表现在美国长期利率终于开始走高，房屋中值价格自9月份以来下跌了8％，最近股市中的房地产板块也开始急剧下挫。如果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了，拉动美国需求增长的最后动力就消失了，美国的进口增长就会停下来，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也就消失了。而若出口和投资需求同时失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低。

　但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能力与调动资源的能力，都大大强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只要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得当，危机发展的程度与持续时间，都会大大低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一般情况。如果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剩危机，从衰退到危机再到复苏要走三、四年时间，中国可能有两年就能走出危机了。此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从中期看，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和煤、电等的产能会较明显的超出需求，但从长期看，还是远远低于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在危机中显得过剩的生产能力不会被长期闲置和报废，因此有人说，中国是“短期过剩，长期不足”，如果在生产过剩期间，已经过剩产品的投资被市场机制抑制，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还会不断增长，过几年需求与供给就可以拉平，例如直到2002年中国的电力供应还是过剩，但新的增长期一来马上就是不足了。

　发生了全面过剩危机应当怎样应对？过剩矛盾的发生机制虽然是分配关系，但是调整分配关系需要较长时间，而过剩是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不能指靠通过调整分配关系解决过剩问题。此外，本轮经济增长是被住宅和汽车两个大产品的爆发性需求拉动的，与这两个大产品相关最紧密的是能源和原材料两大领域，以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领域。现在政府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提高消费比重，但如果是扩大普通产品的消费，对目前即将发生严重过剩的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能源、运输等领域作用就不大。所以，对付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防止发生危机后企业的大量倒闭和危机的蔓延，另一方面是如何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第一方面的政策主要应集中在货币政策上，就是一旦发生危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危机的严重程度，又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允许企业延长还款年限，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以国有为主，这一点应该比较容易做到。前面刚说过，中国是“短缺过剩、长期不足”，大量项目在投产后碰上过剩局面，投资项目时的贷款还不了，不等于这个项目从长期看也没有价值，因此应该允许投资人还款时间适当延长，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倒闭形成风潮。只要企业不倒闭，银行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的不良债权会增多，但不会出现大量坏账，危机就不会通过银行系统向全社会蔓延。

　二是如果银行不良债权的包袱太重，背不动，就要靠财政信用，为此要允许财政向央行透支或借款。日本在90年代初发生危机后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只有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没有创造出极度宽松的信贷，这种“宽货币、紧信贷”的现象，是因为银行体系是商业化的，企业陷入危机，银行就不愿意继续提供贷款，因此央行虽然放松了银根，商业银行却不愿意放松信贷。所以当发生危机的时候，财政信用就很重要。财政通过向央行透支或借款获得资金，再向那些重要领域中影响面大的企业提供财政信贷，或者是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贴息，以帮助那些陷入危机的企业提高资金的周转能力，避免他们倒闭。

　三是如果危机期间的企业倒闭已经形成风潮，当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的中小银行因企业倒闭出现大量坏账的时候，要允许这些银行及时发银行债以充实其资本金，避免由于大量坏账冲销资本金而引发的信贷收缩。至于商业银行在危机中所发行的银行债，其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可以由央行买下来，这也是央行放松银根的一个重要途径。由财政向央行透支或发债，及时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也是可以考虑的重要途径。

　以上三条，有些是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为了反危机，政府现在就应制定“经济稳定法”，以便在特殊时期能赋予央行和财政某些特殊权力。

　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两个内容：

　一是要放宽对住宅和汽车按揭贷款的限制。自2003年以来，为了压抑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按揭贷款的扩展实施了很多限制，如果发生过剩危机，这些限制就应当取消，并且应该采取更宽松的按揭贷款政策，例如更低的首付比率和更长的还款年限。目前城市使用按揭贷款方式买房的家庭仅占全部城市家庭的20％左右，使用按揭贷款方式买车的比例更低，如果通过放松按揭贷款条件，促进房屋与汽车的购置，生产过剩的矛盾就会大为缓解。

　二是应增加廉价房屋的投资。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是防过剩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对已经过剩的产业领域继续增加投资是不成的，而上届政府为了启动投资，主要使用了国债手段，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目前这些领域也接近相对饱和，因此用增加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来增加投资也是不合适的。中国到203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将比目前增加8亿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约有一半城市人口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屋”，如果在未来中国也有一半城市人口居住政府建设的廉租屋，按目前的住宅建设成本，未来25年大约需要投50万亿元，那么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投入5万亿元、平均每年1万亿元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国目前的600多个城市中，目前只有140多个搞了廉租屋建设，而许多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廉租屋”，恐怕一辈子也难以改善居住条件，所以做这个事情是既利于中短期内的经济稳定，也有利于中国居民的长远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