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部分之一，直接制约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三农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推行，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1992年就又提高到2.6：1，并且城乡收入差距继续在扩大，到2004年年底城乡差距已经达到5.2：1。2004年全国农村市场县以下商品零售额占总零售额的30%多一点，70%的农民仅仅占了30%的市场份额，显然是不合理的，根据估算，国内的农业生产率仅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这也是农民收入低、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地区落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地区获得的公共财政投入比重偏低，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落后。改革开放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使农业部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巨额资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用地被低水平估价而大量转为非农地，农民工又长年保持着极低的工资待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农业为工业化作出的牺牲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全国人民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及沿海地区，国家的财政投资自然也跟着跑向了城市及沿海地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及西部地区获取的公共财政支付比较少，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越来越落后，并且逐渐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今农村地区的落后主要是在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上的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落后表现在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社会事业方面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群众业余文化单调、基础教育薄弱、“看病难”等方面。

    继续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途径。中国经济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神话，随着中央把经济发展目标由“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转变，必须优化现有经济发展格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内需、外贸和投资，近些年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投资和外贸的带动力越来越大，而内需却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上不去而导致的农村市场的不断萎缩，当然和农村基础设施跟不上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增加2．4亿农户，近8亿农村人口的收入，释放农村市场的巨大购买力，是中国经济续写经济高速稳健发展神话的要求。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０一０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说，要允许中国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村经济的落后直接制约了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和“共同富裕”的早日到来。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多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也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农民；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也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所以农村是承载我国人口重要的空间区域，大力发展和建设农村，让在这个区域生存的农民富裕起来是社会安定的根本要求。

    “新农村”是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在新形势下，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方面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和谐农村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从物质文明角度提出的要求，“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这也是建设新农村的灵魂；“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生态文明方面的要求，这是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体现；“管理民主”是要建设新农村政治文明方面的要求，这是建设新农村时“以人为本”的体现和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激活农村经济和市场，使农民真正过上富裕生活；精神文明也要得到同步发展，逐步形成良好的民风；农村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防止出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野蛮发展，同时通过财政倾斜支付，使农村的环境有一些改观，使农民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的民主管理也应有发展，积极推进落实和完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50多年来，我国农村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国以后,一个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建立起来。第二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思想观念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农民逐渐演变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受损的弱势阶层。第三阶段是统筹城乡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比较这三次农村的发展，不难发现这一次推进农村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5．2％，城镇化水平达到40％以上，这说明我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所以，新农村建设跟前二次比较的确是“新”的，第一次在制度上安排了“以工哺农、以城促乡”的宏观经济发展策略，加上新的世纪、新的中国经济背景，农业现代化必将获得新机，中国农村经济必将有新的发展。

    从民族地区的地理空间上看，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我国边界地区绝大部分居民是少数民族；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2)[1]统计显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有592个,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民族贫困县集中分布的西部省区是:云南44个,贵州36个,内蒙31个,广西28个,新疆27个,四川20个,甘肃14个,青海12个,宁夏8个，其中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四省的贫困县都是民族县。我们认为，绝大部分民族地区是落后的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必然要包含绝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建设。

    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终“共同富裕”，没有民族地区的富裕，就不能叫“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至目前的2610万人，约占世界同期贫困人口减总量的70%。” [2]虽然我国在减少世界贫困人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国目前贫困人口所占世界贫困人口比重依然很高，目前我国农村有2610万绝对贫困人口，4977万相对贫困人口，两者加在一起还有近8000万，从贫困人口的分布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所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贫困人口所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央提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要求，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是社会不和谐的音符，所以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5年，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也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西部大开发的收效完全可以通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来衡量，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经过了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投入产出比低下，西部经济缺乏活力，西部市场没有打开，西部居民还很贫困，所以第二阶段的西部大开发工作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主导思想应该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显然民族地区的农村建设必将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

    3.1增加公共财政向民族地区倾斜，调整民族地区财政使用分配格局

    据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量化模拟测算：不同支持方式对农业GDP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政府对农村公共投资中，对科技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5.95元，对教育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3.71元，对道路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2.12元，对通讯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1.91元。所以，在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比例向农村公共投资倾斜的同时，应该注重农村投资的方向选择，优先安排对农村的科技、教育投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天才的断言，更是实践的提炼。这个伟大的断言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民族地区意义重大，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检验的客观真理。所以民族地区应该加大现有科技成果推广，加强科技研究力量，积极让科技武装各行各业，让科技带动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新农村早日实现。在“科技兴农”的同时，应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信息化，“阳朔县是广西是一个财政收入刚过亿、以农业和旅游为主的县，近年来却走出以信息化带动政务电子化、旅游国际化、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子。”[3]民族地区借助比较优势，把握区域优势，在有条件的地区完全可以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按照“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促进工业化”

的发展思路，激发民族地区潜在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

    目前，子女教育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甘肃，人均纯收入１６００多元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到目前，２５００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１３０万人之多。”[4]在民族地区，“九年义务教育”读不完的学生，多半是由于经济情况被迫辍学，这样使得本来教育就落后的地区，愈加落后。在学者们的呼吁下，国家已经从2005年开始，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和课本费、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将“两免一补”的政策扩大到农村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并实现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免收杂费。

    民族地区的教育现阶段应该从教师队伍抓起，着重做好如下工作：第一、加强对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增加教师薪金待遇，可以让对口扶贫省分批代培民族地区的教师。第二、利用好每年响应团中央号召支边下乡的大学生资源，给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争取他们留下来，共同为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奋斗；同时采取各项措施，吸引“东南飞”的大学生回家乡服务。第三、筹备网络设施，借助网络教育平台，开辟民族地区老师学习的新途径。第四、争取让民族地区的学生从小学习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汉语。

    民族地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晶，当地政府应该引导好民族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避免经济浪潮下负面的文化侵入，同时应该引入一些民族地区以外的文化进入民族地区，让民族地区的老百姓跟上时代的节拍。

    3.3加大对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投入

    没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改善，新农村建设是不完全、不成功的。“村容整洁”是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硬件要求，具体应该落实到农村及民族地区的住宅、道路、饮水、环境卫生等。西部大开发的前五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其中投资了71亿元，解决了西部3200万人饮水问题，国家投入46亿元，将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0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安排10亿元，用于农村96万口户用沼气池建设，解决了969个无电乡通电问题，6.8万个行政村通了广播电视。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开发，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在微观方面还没有顾及，第二阶段的西部开发应该结合新农村建设，重点加大对老百姓生活生产方面的基础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规模小，投资分散，中央和省一般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或操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

    3.4推进医疗改革，创新医疗保障制度

    下面一个案例发生在甘肃地区的一个农民身上，“在县医院，因为缺少2500元手术费而不能接受手术。疼痛难忍的苏某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叫‘干爹’，请求大夫先给做手术，但大夫最终因费用问题未实施手术。次日，苏的家属拿来2500元钱交给医院，主治医师打开苏的腹腔时，发现肠子已经烂死，生命受到威胁。”[5]可见农民穷，看病难。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目前全国城市有44.8%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另外全国有63.9%的患者因经济困难没有住院治疗。国家应该加大医疗改革力度，尽管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等任务，农村的卫生医疗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改革步伐没有满足老百姓的基础需求，目前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上比重不高，可以从图表（1-1）看出我国政府在社会公众医疗方面的责任需要加强，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应该加大，“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6]目前在全国上下进行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那么自愿出10元，进行大病统筹，互助共济。这一制度创新将有助于农民获得一定程度的健康保障，但是鉴于民族地区的落后贫困的时间情况，每人收取10元统筹资金，每户大约30—80元不等，对于民族地区的那么来说，已经构成了负担，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公共财政解决这个问题，给民族地区的农民最基础的医疗保障。

    3.5继续加大政府的主导力量

    民族地区的落后跟政府的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引导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应该继续加强“兴边富农”的工作，把工作由试点转为全面推广，把“兴边富民行动”作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民委制定的“六动”方针：“一、组织发动；二、政策推动；三、基础设施拉动；四、重点项目带动；五、改革开放促动；六、社会各界联动”抓紧、抓实、抓好。为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伟大目标作出贡献，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发展好地缘经济。第二要落实好国家的各项扶持政策，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声明》中庄严承诺：“加快22个人口较少民族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力争先于其他同类地区实现减贫目标”。今年，国务院审议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召开“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按照“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的原则，要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640个行政村，一个村一个村的规划，一个村一个村的扶持，一个村一个村的搞好，分期分批地改变面貌。如果这一政策认真落实执行，民族地区的经济必将得到整体提升。第三，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创造一个好的企业发展环境。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6．34％；各级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9％；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55％，我国农村以及民族地区的得到国家的财政支付较少，西部企业想获得的发展资金更少。民族地区的企业本身竞争能力比较弱，加之民族地区的政策死，各项审批繁琐，使得民族地区企业更加不具有竞争力。民族地区要想搞活经济，必须发展工业并且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就要求政府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简化各种审批手续，设立外向型民营企业发展资金，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可以根据西部大开发的时间情况，成立一家区域性的“西部开发银行”。适当调低民营企业授信准入门槛，同时注重实施名牌产品战略，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化经营。第四、民族地区的政府机构需要精简机构。最近几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越穷的地方县乡政府编外人员扩张得越快，许多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人员工资和行政开支依靠该单位的收费和罚款来维持。现在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县乡政府正常开支肯定越来越吃紧，于是，有的省份出现了乡干部跑遍全国积极“招商引资”的怪现象，这些干部按照行政级别的不同，责任包干的引资额不一样，但是最少的也是50万/年，于是干部们因压力都跑出去调研引资了，农民就很难找到官员了，官员也不热情接待老百姓，因为没有农业税了。招回的项目通常超标占用土地，并且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招来商人甚至招来了骗子，卷跑了当地一些急于承包项目的包工头的钱。

 

    3.6坚持“以人为本”、“富农为本”的发展思路

    所有发展规划应该先征求当地那么的意见，推行的政策应该符合他们的意愿。

    积极开拓思路，以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可以对民族地区进行直接补贴、设计实施一些的开发项目让农民融入，在户籍制度上进行创新，适当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强化农民对土地权益权，建立灵活的土地产权制度，1996年中国可用耕地面积21亿亩，2003年降到了18.89亿亩，2004年又下降到18.38亿亩，现在平均每人大约是1.41亩，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村耕地应该得到有效保护，在合理开发转让土地的同时，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完善土地补偿制度。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联系我国的制度安排，国家应该正视民族地区居民对当地自然资源的权益，在征求当地农民同意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补偿开采，逐渐取消非市场规律性的操作行为。另外，民族地区应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县乡两级政府应该实现真正的直接选举，并且形成真正的民主监督体制，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管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