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就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做一简要回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百废待兴的中国在各项建设中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相应地，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而接受下来，并一度被奉为经典。但中国的国情毕竟与苏联不同，不少中国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中逐渐发现苏联教科书上的许多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差很远，生搬硬套苏联模式行不通。于是在195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体系，遂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口号，并开始编写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但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各项工作均处于探索阶段，经济理论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加上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得编写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苏联范式”与当时中国实际的混合。“文革”期间，经济工作受到了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经济理论要服务于政治运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演变为极“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国内经济学界开始针对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展开一系列讨论，突破了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理论误区，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新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但从整体上看仍未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以有人把建国以后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归结为苏联范式或基本上是苏联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的深入，使得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反映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现实实践的差距越来越大，存在着范式上的严重缺陷。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限制，把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理论分析体系中来。90年代以来发展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为主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构。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趋增大，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在批判照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又倾向于模仿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仿美”或“仿西”的倾向。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日渐兴盛。作为这种研究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学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亦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这种表面繁荣并不能掩盖它的实际虚弱。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是，中国经济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大大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对中国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也没有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根据程恩富教授的归纳，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模式存在以下缺陷：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由于上述缺陷，使得作为基础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难以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做出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也不能为应用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基础地位受到很大挑战，某种程度上处于虚置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方向上的困扰，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合理成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是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为蓝本，建立本土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肯定、全面接受的态度，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贬为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属于古典经济学的普通一派，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原理，因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在基本理论方面与国际接轨。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与照搬照抄倾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左翼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研究方法乃至论点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或“裁剪”中国的经济，他们主张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与借鉴、批判与吸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两个范式”之争。“两个范式”之争涉及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因此，如何构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经济理论，如何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便是中国经济学界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在某种程度上，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决定着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有的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样，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之所以能够发生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创新。可以说，方法论的创新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甚至称方法论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而要重建中国经济学当然也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这不仅是因为方法论创新之于经济学重建的至关重要，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行的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均存在一些缺陷。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抽象分析过多，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和具体分析过少。虽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要涉及到对经济问题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规范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过多的规范分析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某种理论和政策的解释及论证，从而使经济学内容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造成理论上的论述与现实经济相脱节。而且这种规范分析在很多时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往往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只是用一些抽象范畴去演绎结论。显然，这样的规范分析是不可能推导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范畴的，自然难以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因此，要重建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至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尽管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不能将其神话。因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公理化的逻辑演绎方法。这种“理性人”假设即便是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也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这种对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国内有学者在总结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资借鉴之处时，认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例如最基本的市场模型和数学语言的成功运用。毫无疑问，如果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为基础来重建中国经济学只会使中国经济学误入歧途。

 

 

    因此，要重建中国经济学，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创新。而方法论创新的前提是批判的继承，即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地继承，又要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也就是说要坚持“扬弃”的原则。因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都有一些合理的“内核”。如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被时间证明是科学的可以永葆青春的方法论，这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无疑应该是重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方法论创新之本；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博弈分析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应该也可以成为重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方法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但是，要实现重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的方法论创新，仅仅是批判的继承是不够的。因为重建中国经济学，尽管不是推倒重来，但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小修小补，更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搬运，而应该实现对二者的超越！当然这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难度很大的工程，但它是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上马的工程。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之所以未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承认，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学界长期形成的现代经济学规范，来研究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更由于中国经济学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反映在方法论上要么因循守旧，要么亦步亦趋，没有创新。所以，中国经济学要在世界经济学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和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和理论框架。这也是由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决定的。因为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家要系统地解释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并提出某种价值性建议，首先必须对这些经济现象和问题有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对本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的了解要较国外的深入。因此，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多半是经济学家通过对本国的经济活动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而获得的。这样的例子在经济学说史上并不鲜见。如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理论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本国当时面临的经济矛盾而提出的，后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和运用，但理论本身的提出确是源于本国经济的。

    当然，就中国经济学现有的发展水平来看，要在短期内建立新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决非易事，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为，关键是要找到突破口。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一系列经济奇迹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难以找到答案，就是西方经济学界也无法破解。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独特性。所以，国内有学者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界经过艰苦的探索与研究，最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背景下，提出一系列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明国家所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以及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为机制，说明这种行为机制与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关系，并进而揭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等等。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无疑，如果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定位于上述领域，就必须在方法论上大胆创新，大胆超越。即在合理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同时适当借鉴和采用与经济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具体分析方法，从而构建一套既有国际普适性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海派经济学家近年来就提出，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体系建设方面要突破中外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论局限，可以广泛借鉴和采用现代哲学、现代政治学、现代法学、现代社会学、现代伦理学、现代美学、现代心理学、现代数学、现代生物学、以及系统论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分析方法，以实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尽管这项工作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它的价值性和应用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方面的大胆尝试，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为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机遇，但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积累方面的薄弱又决定了重建中国经济学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而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创新同样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中国经济学界应本着扬弃与超越的原则，在批判地继承既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适当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论，不断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这样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不断变革与创新，更能使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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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企业经济》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