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改革的问题，我想主要讲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有二十五六年了，到现在来说国有企业改革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3年，这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四个字，我们叫做放权让利，就是允许企业利益留成，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扩大一定的自主权。国企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而且折旧费也是全部上缴，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权利没有，因为利润上缴，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也是没有的，因为折旧费上缴。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放权让利。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83年一直到87年，八十年代中期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体制，规范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我们搞了一个利改税，过去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利益留成，留成比例不一样，参差不齐，为了规范从84年开始搞利改税。利税合一，按章纳税，企业按照统一的比例和政府之间进行分帐，这是利改税的原则。八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任务，就是融资体制的改革，我们搞了一个拨改贷，过去国有企业是财政的无偿注资，而八十年代是贷款改为贷款。
　　
　第三个阶段是从87年底开始一直到92年，这个阶段很简单，六年时间，就是承包制。二轮承包，三年一个承包期，到92年末，中国国有工业企业98%搞了不同形式的承包，全国大概进入了一个大包干的时代。这是到92年。
　　
　92年一直到02年的十年，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四个阶段，国有企业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对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原则和方针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共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有关的决定以及十五大以后、十六大以后中央改革的文件里，当时我们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十六个字四句话，产权清楚、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一方面。从92年十四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召开这段十年时间，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另外就是对大量竞争性领域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非国有化改造，那就是卖了，各种形式的非国有化改造，虽然这里面争论特别大，当时92年刚刚开始进行非国有化改造，我记得我写过文章，这次改造的核心就是中小国有企业就是卖，抓大放小放小的实质就是卖，过去中央管交给省里，然后交给市里、县里，产权如果还是国有的，等于风险责任还是国家财政的，但是现在不需要国有，国家也承担不了，这个放就是卖。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有人批评我，说放小不等于卖，放小不能一卖了之，如何如何写了很多。我压力很大，后来我又写了一篇东西，坚持这个观点，国家经贸委出的文件也是放小不等于卖，我说放小的实质就是卖，放小的实质就是非国有化，卖是越快越好，越能卖出好价钱越好。过去北方人每到秋天就卖一些水果，放到阳台上，等到冬天吃。有二个吃法，一个是从好的开始吃，一个是从烂的开始吃，从好的开始吃就可以吃到好的新鲜水果，但是风险成本是可能烂一批，从烂的开始吃可能是烂的吃了然后又烂了，坏处在于可能吃一个冬天的烂苹果。卖东西是自由自愿的，能卖出好价钱就卖哪一个，中国中小国有企业当时的情况，好中差三类，就有点象老中青三代人一样，有的企业效益好，有的不死不活，给点钱就可以激活了，但是有的老化了实在不行，但是买卖自由自愿，人家要娶我们小姑娘，我们非得给老太太，那人家就不卖，扯皮时间就长，交易成本就高，耽误了时间，结果不仅没有卖出好价钱，还贴出一大堆嫁妆，然后是中年妇女改老太太了，费了半天劲，又打发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小姑娘等不起了，也变成了老太太，我们就变成了打发了一堆老太太。我们还不如将小姑娘嫁了，然后将中年妇女化化妆又成一个小姑娘了，然后再打发老太太。哪个能卖出好价钱，哪个交易成本低就卖那个，世界上哪里还有这个道理，一卖不了之的？，所以当时的争论也很大，但是不管怎样争论，实践告诉大家，中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有企业是一定要退出的，现在在地级市基本上没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问题。
　　
　第五个阶段就是十六大之后到现在。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大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小企业都非国有化了。大企业为什么说新阶段呢？有几个变化。我们弄了一个国资委，有一个新的机构来统一国有大企业的人财物，过去是分散的，过去大企业的人权是中组部掌握的，财权是财政部控制的，生产过程是国家经贸委掌握的。我们想相对的集中一下，就弄了一个国资委，代表国家作为出资人行使出资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改变，从行政体制主管部门来说有了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出资人的所有权是分级行使出资人的权利，过去我们国有企业叫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各级政府分级管理，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不是所有权。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立法进展也在加快，另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也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前一段出现的朗辜之争，也是围绕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剩余所有权的监督、分配等展开的讨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大概给大家回顾了这么几个阶段。
　　
　下边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不想在这里讲太多，因为组织者岭南学院老师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因为来这里的同学多数是民营经济，可能对民营经济更关注，我简单说一下。国有企业改革走到今天，制度上遇到的难题是三大。
　　
　第一个难题，如何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如果要让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政企分开，否则政企合一就意味着企业是一个企业单位又是行政单位，要符合市场规则也要符合行政规则。但是如果政企分开难度为什么很大，因为政企合一是政府政资合一，资产是国家的，所以他要管。政企分开就意味着政资分开，这意味着非国有化。国有制企业只要国有制不变，想要政企分开这是悖论，不可能的。现在英国、法国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国家内阁任命的官员，作为官员你对谁负责，不是对市场对企业负责，是对政府负责，谁授权给你你对谁负责，搞坏了企业是负行政责任，撤你的职。只要是国有制，财产是人家的，人家就要管。你想要政企严格分开，其实是非国有化。所以我们说人类历史走到今天，这两个东西是闹到一块的，要想政企分开必须要非国有化，要国有化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政企合一。现在给我们国有企业出了一个难题，想又是国有制还是严格的政企分开的，所以叫做前无古人。我们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简政放权让利。
　　
　到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中，我们明确提出政企分开原则。国有企业目前在中国制度改革深遇到的第二大难题，如何统一企业的权责利。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思路是放权、分权，权力转移过程中，特别是分权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权力转移过程中一定有责任和利益的同步转移，三者必须要同步，才能活而不乱，才能有效率。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分权模式，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三个东西转移的不一致，一旦转移不一致，这是最大的制度漏洞。这个社会权力变迁过程中，一些人光有权力没有责任，造就什么样的人，造就的是疯子，只有疯子犯法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反过来光有责任没有利益，出了事扛着没有利益，这种制度造就傻子。这个社会一旦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批人光有权力没有责任，另外一批人光有权力没有利益，这造就了一批疯子和傻子，那这个社会就是一批疯子领导着一批傻子。责任离开了利益的刺激能有效率啊，权利离开了责任能有效果啊。现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你可以追究他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如果他贪赃枉法，还可以追求他的法律责任，但是唯独追究不了他的经济责任，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委托代理改革，实际上就是搞坏了不赔，因为他根本赔不起，但是搞好了也没有奖，从经济制度上是这样的安排，这是权责利三者分离的典型状态。
　　
　前几年有一个改革家叫故新生，他搞承包，当时非常红火，曾经被评为86年十大人物，后来不行了，第一撤销了他的厂长职务，撤销了党委主任，在舆论上给他搞臭。我看了之后，承包制的宗旨是委托代理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他作为承包人，他所支配的财产所有权是不是他的，不是他的，是国有的，他拿着国家的财产在这里折腾，搞丢搞坏了，最应该负的责任，首先应该追究的是经济责任，或者是无限责任或者有限责任，事先讲好。
　　
　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第三方面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推进这个制度变化的过程中，如何筹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我们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涉及到历史现状和未来，我们搞一个土建工程还有大量的成本，你搞这么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肯定有很多摩擦，处理这些摩擦肯定要花钱，无论是什么原因发生的，最后一定要进入社会和企业的财务成分里，谁来出钱？这个钱肯定是天文数字。实际上大家看国有企业改革，出台的措施很多约束条件，就是看筹集改革成本的能力。医疗费用改革，体制改革，将来这些医疗费谁出，住房费用改革，国有企业的住房钱谁出？投资体制改革，拨改贷，企业负债这么高，是贷改投，商业银行说了银行不能搞直接投资，不行。想了半天，我们想了一个债转股，我估计戏也不大。一堆问题，各种体制改革都需要花费用的，谁出钱？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多讲了。
　　
　下边讲一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在座很多人是在实践民营企业，我只是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有很多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了。
　　
　民营企业先定义清楚，我这里讲的就是私营企业、私有制企业，为什么叫民营，实际上就是当初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不必要麻烦，没有叫私有企业，然后还考证说民营这个概念不是中国人提的，是日本人提的，是日本的舶来品。后来我说好象日本民营经济范畴是从咱们大清国过去的，我们过去说官督商办，实际上这些都没有意义，至少实践意义不大，为什么我们当时说这个，主要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淡化私有性质。我们这里讲中国民营经济，就是指私有制私有产权基础上的企业或者产权明晰的，在自然人之间产权有排他性的，这样基础上的企业。
　　
　这种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开始萌芽，特别是在沿海一带，广东、浙江、江苏等，到了1986年当时宪法修正案上提到中国是共有经济为主，但是有多种所有制存在，其中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存在。86年提出之后到了87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了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登记等等的暂行条例，等于说从政府行政管理条例上开始承认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存在了。从88年开始各地工商开始正式给私营经济登记，等于是取得了制度合法性的地位。真正发展是93年之后，也就是十四大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国的私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93年到现在十年多的时间，中国的民营经济或者私营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首先一个突出的特点发展速度快。这十年平均民营企业注册规模上升四十倍左右，平均每一户的产值规模大概也提升了四十倍左右，平均每一户民营企业的雇工规模在十年间里提升了12倍左右，整个民营经济注册企业的户数也增加了几十倍。所以整个民营经济，这十年时间，93年到03年，几个主要的指标，企业数、注册资本平均规模、产值规模、雇工人数，包括纳税，数目的增长可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是十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在扩张，所以我们说速度相当快，非常活跃。
　　
　第二个特点，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现在它的分布伴随政府和社会的准入门槛降低越来越广泛，几乎在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可以看到，特别是竞争性的部门都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影子。在分布过程中实际上有这么一个特点，民营企业个数最多的是第三产业服务业。但是有一条，第三产业里的民营企业产值比重并不大，因为第三产业大家都知道，真正大的产值部门是国家垄断的，银行、邮电、通讯、航空等，这些都是属于服务业，都是国家垄断的。第三产业里的产值比例，国有企业达到了62%，第三产业里的非国有比例38%，可是第三产业里分布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厂商数目是跟其他产业相比最多的，那说明民营企业分布在第三产业里很多，但是个头都不够大，特别是相对于垄断的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里有一部分的分布，但是主要大的现在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里。工业制造业里，产值72%是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国有企业提供的只有28%。所以工业制造业私营经济还确实占的比重相当大，农业里有一部分，不多。
　　
　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里，现在有一个粗略的估计，私营经济在GDP现在占了25%，纯粹国有和国有独资的产值占了25%，也就是说国有和私营加在一起，各25%就是50%。还有30%是混合制经济，有集体股、个体户股。还有接近20%是三资企业的，就是我们说的外资，中国私营经济一个速度快，十年间几个主要指标都是几十倍发展，另外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在迅速上升，分布越来越广泛。
　　
　下边说一下关于民营经济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了民营经济的趋势、特点、速度、状况，第二个特点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在产权制度上的特点。
　　
　中国民营企业在产权制度上的特点，现在是在一个数字路口，不同的阶段上，什么意思呢？中国民营企业从最开始比国营企业好，产权比国营企业的排他性好，所以更适应市场，但是距离市场竞争的要求，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有漏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地方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带有浓厚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三缘性色彩”，血缘、地缘、亲缘，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产权主体是建立在家庭纽带、血缘纽带基础上，还有亲缘，也就是家族，在地缘方面，建立在当地社会关系、宗法关系上。这三缘分说老实话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排他性，就一定有家庭的宗法性，宗法原则和市场原则是矛盾的，怎么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他爷爷虽然在企业里没有一个股份，没准他爷爷一句话比市场的支配力更大。我们先不说好坏，在一定时期可能有好处，但是跟社会化大生产是有距离的，要看企业发展在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但是现在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很重要的产权制度特征，就是有非经济性质有家庭宗法性质，因此宗法规则起作用。这是一个特点。
　　
　现在在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产权排他性，我们说界限比国有企业清楚，比公有制企业清楚，但是和市场竞争的要求相比，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有产权界区含糊的地方。中国相当一批民营企业产权主体是以家庭或者家族建立的排他性的界区，没有落实到自然人身上。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刚刚开始是稀里糊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共同创业、艰苦奋斗，没有多少钱时好办，亲情很容易战胜利益，一旦钱多了就麻烦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更关心的不是企业发展多大，企业赚多少钱，而是更关心这钱有多少是我的，这时候一堆矛盾出来了。什么叫产权界区不清楚，只要这个终级产权不落实在自然人身上就是不清楚，至于说企业法人产权怎样落实我们不管，我们讲终级产权所有权。这几年民营企业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散伙的太多了，当时没有说好你多少我多少，现在就得说，说的代价就是分割法人财产。现代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的规律，终极所有权越分散越落实到自然人越好，但是法人所有权不能分散，就象股票一旦发出不能退本，只能转让。什么意思？持股者就是终级所有者，包括任何人在内都不能凭所有权去分割企业法人的财产。为了保证产权的明确，承认你的私有，同时保证企业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搞了这么一个设计，除非这个企业破产，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程序，来分割企业的剩余财产，先赔谁后赔谁赔多少，只要法人没有破产，法人财产的完整性不能破坏，包括所有者都不能破坏。而现在老板自然人所有权和法人产权没有区分开，我是老大我说到那儿吃喝有什么。就象创维这次的事情，也是这样，我是上市公司，法人财产调走一批钱有什么，但是那就是犯罪了，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分割和破坏完整性，个人是自然人的财产，那是两回事，不能凭自己人的权利来分割法人财产。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中国民营企业是长不大的小老树，因为往往长大了就要分家。还有相当一批民营企业，现在好一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说法律认定的财产制度和经济事实上的财产制度不一致，明明是一个私营企业，家里自己出的钱，工商登记注册时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法律上是公有，实际上是私有，当时由于意识形态考虑，考虑到避水、贷款的问题，但是现在麻烦了，法律和经济上认定的不一样，摩擦特别大，山东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做大了乡镇政府一看你这不是注册成乡镇集体所有，我就是大老板，我要钱，人家就不给，我们家的买卖凭什么给你，最后打架，乡镇政府做一个任命，任命新的董事长，最后到法院告说你侵权，凭什么你免掉我，乡镇政府反诉说你贪污，这是乡镇集体财产，这么多年你在这里吃喝。当初你戴这个红帽子不容易，你现在要摘掉也不容易，也得负代价的，你一定要谈清楚给集体给别人多少，才能明确的。这是一种不清楚。
　　
　还有一种不清楚，由于生长太快，稀里糊涂就起来了，找不到老板。象中关村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四通，当时就是科学院几个人下海经商，我是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地盘上，借了他们几间房子几万块钱做启动费，四通利用打字机赚了钱，还了公社几百万，几倍的还了。前些年四通准备上市，就得改制，明确产权是谁的，谁是老板，可是一改制发现四通无主，不知道是谁的，没有老板，那没有老板惦记的人就多了，说房子和启动的钱都是我们给的，那是投资，但是人家说了你这是借款，我还了。四通找出证据，有借条有还款证明。这个时候科学院说了是我的，你这几个人是我派的，这几个人的行政关系、党的关系、医疗关系都是在科学院，是我派你们几个办的这件事，现在办好了当然是属于我科学院。但是从经济学上是两回事，我刘伟这个人行政关系隶属北大，北大法人代表是徐志宏校长，但是我个人的经济行为后果北大替我负责吗？如果说我在外面办企业赚了，徐校长说企业是我的，因为你这人是我这儿的，是我派你去办的，如果道理成立，那好我在外面欠一屁股债，最后我找徐校长我是你的人，这显然不行。所以行政隶属关系并不代表你行政所属人员个人的经济行为后果由行政上替你负责，如果不能负责就没有权利，关键是看你出资没有出资，一查帐科学院一分钱也没有出过。那是不是这几个创业人的，他们确实有贡献，但是一查帐这几个人谁都没有出钱，就这么稀里糊涂起来了。从法定的出资人角度找不到出资人，没有老板，所以我们将这样的情况叫做产权天然不清。怎么办？就得重新界定，那就得分家，所以中关村高科技街上这么多年来稍微象点样的企业就分家，为什么？因为产权开始就不清楚。
　　
　中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缺陷，两大特点，带有三缘性宗法特征，还有产权不清楚，伴随着成长，和市场可能会发生冲突。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二个方面。
　　
　关于民营企业第三点，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矛盾。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管理青春期的问题。开始很小，用家庭家长管理的方法很有效，但是慢慢随着企业做大，多元化经营，管理半径越来越长，要求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原来的民营企业家、企业主能力或者专业知识可能没有效率了，甚至依靠家庭、家族本身人的管理，都有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转变，从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向所谓现代管理制度的改变，也就是找委托代理，找专业人士来管。
　　
　这很矛盾，你用家庭人员管，有时候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受家庭人员的知识背景、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可能管理的效率比较低。但是家庭成员管有一个好处，忠诚，至少便于监督，因为从小看到大，父亲看着几个儿子，哪一个儿子什么地方容易出错，到时候一看神态就知道蒙他没有蒙他。管理和被管理者，特别是作为上级要管理监督有效，跟下级至少要做到信息对称，就是你知道的事比他不能少，如果少就意味着他骗你你不知道，他骗你对他就有好处，那你就想想他为什么不骗你？所以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知道的事要比他多，他就怕你，你才有权威，你才神秘。为什么共产党的干部那么怕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知道的事多，长征路上你不知道往哪儿跑，他知道，总而言之跑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开会是纵向的，计划经济时期是逐级传递的，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开会，为什么分级别开会，你一下子都来了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回去领导你，怎么蒙你，所以要逐级的。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对你的经验、感觉、受教育的背景、胸怀各个方面、眼光这是综合的，所以你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信息占有能力比下级差，你用家庭成员来管，一个是忠诚，一个是了解便于监督，但是毛病可能是低效率。但是如果你找专业人士管有好处，信息处理能力、受教育程度各个方面都很专业，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有效率，但是第一可能没有家庭成员忠诚，第二你对他过去不了解，因此你监督他的成本可能相当高。民营企业很多倒霉，是因为代理成本高，可以高到骗你一塌糊涂。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管理体制上民营企业到一定规模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从家族管理体制和方法上是不是要向委托代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换？我不是机械的强调谁好，但是是一个矛盾，我将这个矛盾概括为忠诚和效率在赛跑。你说你用家庭成员管理，有忠诚可能缺乏效率，用专业人士管理，可能有效率的提高，但是缺乏忠诚，究竟如何选择，确实不是理论上的说教，一个企业一个样子，要靠自己掌握。但是共同的一点，是相当一批民营企业遇到这样的矛盾，怎么办？而且现在社会为我们解决这个矛盾，还没有提供在中国必要的条件，甚至比国有企业还不如，刚才我们说国有企业代理权责利不统一，遇到一些麻烦，民营企业更惨，国有企业找代理人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在考核，在那儿找，谁给你民营企业找干部去？国家还有中纪委，专门在那儿监督着，如果你敢贪污国有企业财产，绳之以法，没有一个部门替你民营企业监督你的干部是否贪污，那能不能有一个市场，我到经理人市场、人才市场上找，我损失的是物质资本，你损失的是人力资本，你敢骗可能你人力资本减到零，甚至终身不能再做这一行。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步，现在相当一批民营企业找代理人是通过非常偶然的渠道，非常信赖的长者，非常信任的朋友，在某种情况下给他介绍张三或者李四，没有选拔机制或者监督机制，这样风险比较大。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在管理体制上遇到的一大矛盾，就是忠诚和效率在赛跑，你怎么处理、怎么认识？
　　
　第四个问题，民营企业成长性的特点。
　　
　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别快，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但是就企业来说，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我概括了几句话，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可以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过高的增长欲。我刚才说了，中国民营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速度，一些重要指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媒体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故事，张三原来在北京什么也不是，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南下兜里装了几百块钱，几年就发了。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下，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年轻的人这么少的本钱可以成就这样的财富很少，在中国就真的有。因为他曾经有过这样快的发展，所以他一直追求着高发展，他就将企业始终锁在高风险的状态里。我们说企业往往在行为目标上有一个转变，一开始的时候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是长期盈利最大化，什么意思？开始的时候是利益最大化，到了一定时候是风险最小化，作为首要目标，因为你企业大了。而我们现在由于一些民营企业没有经历这样的历程，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起来，所以冲动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增长欲望，链条扩张的太快，资金准备上、干部准备上、市场管理上、内部监督上，说句老实话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掌控不住，无论是资金链条上还是产供销或者是监督链条上、市场链条上，一个地方没有掌控住，满盘皆输。
　　
　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第二个问题，盲目的多元化。我们说多元化不是不可以做，多元化做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产品要多元化，但是行业尽可能不要多元化。比如说你生产手表，表要多元化，但是企业行业不要多元化，不能今天生产手表，明天改生产矿泉水了，这就跨行业大了。对一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产品可以多元化，但是产业不能多元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在很小的时候，竞争力并不强的时候，迅速多元化了，跟第一条有关系，过高的增长欲，他曾经实现过这个奇迹，迅速的获得过成长，这是让他赶上了，所有奇迹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他多年就学这个，多年就干这个，现在下海了，对这个领域的事他感觉特别好一下子就发了，但是别人就跟进了，利润摊薄了，但是他又放弃不了这么高的增长，所以就寻找新的爆炸性的增长领域，但是那又不一定是他熟的。比如说我问一些朋友，你这个企业干什么，回答说我这个集团下面有四大产业，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生物及其保健品、房地产开发等等，而且特别雷同，一问几乎都这样，这几个哪一个都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多元化的太仓促了，不光是产业多元化，甚至跨地区多元化。比如说我在北京搞矿泉水，我到上海搞，市场管理的经验、技术准备、干部准备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打通了用，如果换个行当就麻烦了，但是如果换一个地方又换行当就麻烦了，如果换行当尽可能在当地，因为关系可以利用。民营企业简单有效率，但是犯错误也快，每年全国有两会，省里也有两会，每年两会都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公关，省长市长去了带了一批企业家去了，去干什么？交朋友，两个地方领导一吃饭，带着你去了，介绍说你这是我们那儿年轻的企业家，落后地区的领导就说了，我们那儿就缺你这样的人了，如果你到我们那儿去怎么怎么样给你优惠，你就被忽悠晕了。还有就是你从这个地方长大，人家就知道你是从小做大，是从“猴子”变过来的，结果你到一个新地方，可能一去就是一个企业家，最后就盲目多元化，最后问这个企业做什么，可能连产品都拿不出来。
　　
　盲目多元化的结果，就是第三个特点，产业的空心化。什么都不赚钱，什么都赚不来钱，就开始炒作，开始赌，现在号称资本市场，开始腾挪，实际上就是泡沫，没有产业、没有产品了。产业的空心化可以蒙一时，别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说来说去特别神，但是只能蒙一时不能蒙长久。
　　
　这时出现第四个特点，行为的政治化，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越高越好，带着一群媒体报道，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面到企业里考察，然后讲话，报纸一登，至少提高了影响力和信誉度，以此再蒙别的企业、蒙银行。所以我跟一些朋友开玩笑，国有企业党和国家各级部门领导去可以理解，因为是人家的买卖去观察，但是民营企业请党和国家各级部门的领导人来干什么，所以我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民营企业次数的多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民营企业官员级别的高低，大概跟民营企业距离破产的边缘成正比，但是仔细想一想有道理，因为他已经没有产业和实业了。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现象，特别要注意。
　　
　我归纳了四句话，过高的增长欲、盲目的多元化、产业的空心化、行为的政治化，这四个方面归纳为一些个别民营企业成长的青春期。
　　
　最后一点，民营企业外在的环境确实是需要改善，需要各方面呼吁，从法律上到经济上，从制度上到政策上，从微观的体制环境上到宏观的体制条件上。现在民营企业有几大难。一个是融资难，直接融资市场本来很狭窄，而且直接融资市场也不好不健康，间接融资市场种种因素，现在民营企业有几大难，一个是担保问题，一个是手续繁杂，交易成本极其高昂，为了贷这点钱，就不知道跟银行的小小信贷员打多少交道。再有法制，特别是法律上对民营企业的产权到底怎样保护，包括原罪问题，原始积累过程中，就是一些所谓第一桶金没有阳光化，我觉得共产党人要拿出共产党人历史的胸怀，因为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不具备阳光化的条件，今天就要用历史的态度对待那段历史，不能用后立的法来治原来人的行为罪，否则的话很难有稳定的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我兼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宝玉金同志，我看了他们最近搞的个东西，现在全国工商联调查中，中国民营企业主要领导人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确实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
　　
　关于民营企业我们谈的这些问题，有特点有优势有强项，我不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是觉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这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不妨碍民营经济总体的健康和大趋势上的进展，我们谈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使它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欢迎大家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