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济 学*

刘 润 葵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过程的一门学问。生产和交换活动是人类物质利益的直接来源，也可以这么说，经济学是人们物质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人们物质利益的差异性是经济学学派林立和学派之间尖锐对立的基本动因。

一、经济学的一般演化过程

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称古典经济学；19世纪古典经济学分化为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个主要流派；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又分化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主要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分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两个主要流派。

（一）古典经济学

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出版的上、下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史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时代，蒸汽机没有发明，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还处于隔绝状态，所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揭示“地主阶级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本质，破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制度和旧观念，也就是把人们从对自然力的迷信即对天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政治上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国家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资矛盾”还没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就是我们理解古典经济学及其研究成果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背景。

（二）古典经济学的分化

亚当•斯密一方面说“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另一方面又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价值的源泉”；我们习惯分类是把前一种说法叫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精神，后面一种说法叫劳动价值论的庸俗化倾向；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科学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庸俗化倾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我们叫西方庸俗经济学，简称西方经济学。

1、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代表人物众多，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他1890年撰写出版的《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新古典时代即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工业革命盛况，《共产党宣言》有栩栩如生的描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现在读起来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现实的选择。经济科学如果沿着古典经济学科学精神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沿着剩余价值理论的方向发展，把人们从对资本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对资产阶级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如果沿着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方向发展，证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所有者即资本家应该坐天下，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是“雨后送伞”。资产阶级急需的是巨大的物质财富以期巩固获得的统治地位，所以，经济学就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效用价值论诞生的历史背景。

新古典既然是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有效配置资源成为经济学的主线。新古典的基础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其二，人为了自利的目的，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据说这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主张推演出来的，是曰新古典。新古典的基本分析工具，一是边际分析方法；二是均衡价格理论。

（1）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就其基本原理来讲比较简单，比方说，原来水稻亩产1000斤，第一年增加1000斤肥料，多产水稻500斤；第二年再增加1000斤（共计2000斤），多产800斤；第三年再增加1000斤（共计3000斤），多产200斤。3年来水稻亩产分别为1500斤、1800斤、1200斤，说明施肥并不是越多越好。这只问题的一面，是寻找边际产量，施肥多少才合算还受边际成本的约束。这个摸索过程就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方法一般农民也晓得。边际分析方法之所以叫边际革命，是因为学术理论界把这种实践经验经过高等数学处理过后，变成了可以学习、可以操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现在，不用说一般农民不懂，众多的知识分子也不懂了。

（2）均衡价格理论。理解均衡价格理论，不能把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平衡所描述的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和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结构状态，成比例，不能畸形，不能扭曲，是平衡的基本要求，而均衡仅仅是对两个相反量关系的描述。所谓市场的均衡状态，就是在技术不变、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下，供给和需求两个相反的量相等，通俗的说法就是一家伙把东西卖完了，也买到了，学术上叫出清。所谓均衡价格就是商品的供求处于均衡，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的价格。懂得边际分析方法就懂得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核心。

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攻击。一些人出于利益关系拼命反对，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很多人因为不懂也跟着起劲反对，似乎就不应该了。其实，剩余价值理论不复杂，就跟1+1=2那么简单。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晓得C+V+M=W这个公式的含义，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认为，M（利润）应该归C（劳动条件所有者）所有，剩余价值理论认为，M（剩余价值）应该归V（劳动力所有者）所有，问题就这么简单。

但是，真理简单，理论证明却很复杂。这没有办法。亚当•斯密说他证明劳动价值论，已经“殚精竭虑”了，“恐仍难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必须懂得抽象思维，就如同理解边际分析方法，就必须懂得高等数学一样。抽象思维是社会科学进行定性分析必须掌握的工具，就同自然科学进行定性分析必须具备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香港的张五常教授不懂得抽象思维，他就断言“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张五常教授懂得1+1=2，十分难能可贵，但他因为看不懂哥德巴赫猜想“那样高深的学问”，而宣布陈竟润是最蠢的，就很滑稽了！“马克思是最蠢的”的结论是剥削阶级代言人不懂得抽象思维的无知妄言。

3、创造性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遗产

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把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侧面推向了极端，这是19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斗争特别尖锐时所导致的结果。两个经济学流派水火不容十分正常。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断满足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所有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各取所需地把古典经济学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析问题的不同结论对立起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拒绝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优秀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劳动价值理论不容否定。崇拜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人们应该懂得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否定劳动价值理论，也就否定了经济学，否定了人类自身。有些自不量力之徒夸下海口，说什么“三招两式就驳倒了剩余价值理论”，此种自欺欺人的无知妄言，出现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耻辱。

（2）效用价值理论也不能一风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于光远教授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偏爱”，对西方经济学“自己下决心不去对它抱有什么偏见”。效用价值理论不可取的地方在于，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掩盖和抹杀劳资矛盾，就否定劳动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可是，效用价值理论围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却是整个人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从另外一个侧面犯效用价值理论相同的错误。

（3）劳动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结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中国正在从事史无前例的改革，又在从事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建设。改革要改变制度，要改变人们的观念，但从根本上说来，改革是对人们利益的调整；建设当然要靠自力更生，但是，自力更生不等于拒绝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整人们利益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劳动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建设，可以也应该吸收效用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既要开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和原因的研究”，又要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所以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精神”和“劳动价值论的庸俗化倾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统一起来了。

（三）新古典的终结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风行

新古典的终结不是说新古典的那一套理论过时了，不管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完整、在实践中比较实用的是微观经济学部分，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那一套。我们说新古典的终结是指新古典制造的“市场神话”的破灭。

1、新古典终结的标志

新古典制造“市场神话”，主观原因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否定工人大量失业的制度因素；客观原因是当时还没有信息技术，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束手无策。新古典终结的标志：（1）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建立，“市场神话”变成了“市场罪恶”；（2）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市场神话”变成了“市场缺陷”。

2、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渊源

国家直接参与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资源配置，这就是国家干预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谁能克服这个矛盾呢？当然是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虽然反对把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他还是认为，国家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对未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设想，《反杜林论》就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一步强调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他主张政府扩大机能，直接投资，干预市场，“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二战”前后的历史经验，又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在1929—1933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面前，不但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国家直接干预，使国民经济快速复苏，就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在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下，国民经济也很快好转。至于苏联，不仅仅是挫败法西斯的主力，而且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敢于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所以，熊彼特认为，当年哈耶克败在凯恩斯的脚下，是因为哈耶克写的书“枯燥”，政治上“逆水行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有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验证，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的结论，不仅写进了东、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而且，社会主义国家还把这种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写进宪法，硬说这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国家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谁也不能说半个不字了。

3、国家干预主义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国家干预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补充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补充方式，其基础理论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提是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灵活偏好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这个假设前提虽然缺乏科学性，但是，经济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观察经济活动并相应地考察了不同活动主体的不同功能，这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二种，国家干预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以前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干预是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其理论基础是“唯生产力论”和“基本矛盾论”。“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关系的确立是个选择问题，否认人的价值观念即人的利益判断对于确立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主张“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基本矛盾论”又认为“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唯生产力论”和“基本矛盾论”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程革命的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问题，其非科学性的内在本质曝露无遗，除了误导人们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一）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融合

老凯恩斯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经开始融合。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列茨撰写的被西方媒体评价为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对这种融合趋势进行了具体描述，“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微调’保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的能力，不像凯恩斯主义前辈那样乐观。他们倾向于赞同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就是政府干预得太多，政府会得到比它干预较少时所得到的更坏的后果。”全面了解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历史过程，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8世纪，科技落后，生产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低，所以亚当.斯密主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资源的社会配置（1776）。19世纪，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社会化程度提高，供给与需求平衡的不确定性增大，经济周期频繁发生。恩格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矛盾的内在表现（1885）；新古典为袒护资本主义制度，否认这个矛盾，认为市场自己能够解决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问题（1890）。20世纪上半叶，1929—1932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危机，宣告了新古典的破产，主张国家直接干预以保持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了（1936）；同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哈耶克主要根据前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无视人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通向奴役之路》为题否定国家直接干预，扛起了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20世纪60年代，因为美国把凯恩斯主义捧上国学的宝座，凯恩斯主义红极一时，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面临滞胀的困扰，一筹莫展的凯恩斯主义又威风扫地；同时，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各种活动主体（家庭、厂商、银行、政府等）决策指挥系统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进而使人类认识能力、调控能力的提高出现了质的飞跃，传统的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现象可能不再出现，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问题可能被化解，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失去社会实践的支撑；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老的“搭便车”问题没有解决，新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又让社会伤透了脑筋，这样，家庭、厂商发展必要的抑制和约束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必须从舆论、道德、法律等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市场活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内容。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是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西方经济学不墨守成规、紧贴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的这种学风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二）追求宏观和微观分析方法的统一

斯蒂格列茨认为，宏观就是“大”的意思，微观就是“小”的意思；而宏观经济学就是集中于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差额，微观经济学就是集中于研究构成整个经济制度的各个单位的行为，如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他还特别强调说这两种经济观察角度是观察同一事物的两种方法，微观经济学代表由下而上的视角，而宏观经济学则为由上而下的视角。萨缪尔森说了同样的见解，还特别提醒我们记住：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考察的是整个国家的产出、就业和价格；相反，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单个产品的价格、数量和市场。

萨缪尔森1948年撰写出版的《经济学》，西方媒体誉为第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按照斯蒂格列茨的说法，萨缪尔森的功绩在于：第一次成功地把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但是，他认为不应该把宏观和微观当作没有内在关联的两个理论体系，他主张：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于是，斯蒂格列茨就运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所谓“均衡理论”把两个领域的基本原理统一起来了。

我国经济理论界基本照抄照搬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宏观、微观的整套观念和分析方法。表面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宏观、微观的整套观念和分析方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一旦联系实际，一旦涉及到各个社会活动主体的行为，一旦进行具体操作、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问题就来了。

1、宏观观念与微观观念毫无学理基础

单就字面看，把宏观与微观解释为“大”与“小”的关系，或者解释为“上”与“下”的关系，勉强说得过去。但是，马克思在建立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再三向我们强调了理论研究必须遵守的学理基础，只有质相同的事物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和分析。厂商、家庭看作是微观经济的活动主体，这个没有分歧，问题在于把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活动主体，就十分地莫名其妙了。厂商、家庭属于经济系统，政府属于行政系统，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系统，怎么能进行量的比较和分析呢？何处来的“大”与“小”的关系？又何处来的“上”与“下”的关系？

2、宏观目标不是微观目标的简单相加

系统与要素之间的联系贝塔朗菲区分为两种关系。一种是简单的、直观的叠加关系，比方，一袋马铃薯，知道单个马铃薯的重量，加起来就是总重量；另一种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斗争）的组合关系，比方，单个劳动者同企业的关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应当是第二类组合关系，“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复合体特征与其要素相比似乎是‘新加的’或‘突现的’”。对组合关系，艾仕比说得更为生动而具体：某村庄100个男人中有82个是已婚的，那么，0.82对全村男人组成的集合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对个人来说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单个人的婚姻状况，要么是已婚的，要么是未婚的，不可能是0.82。显然，0.82是一种系统性质，而不表示单个人的性质。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目标的设计，因微观存在销售收入、招工计划、裁员行为与进出口活动，于是一一对应，宏观就有GDP增长速度、就业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恐怕太简单、太浅薄了吧？一袋马铃薯的重量是单个马铃薯重量的总和，正如恩格斯所讽刺的“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也算作科学命题？！

3、宏观经济目标是比例问题而不是利润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涉及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的关系。马克思探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所运用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人们可以说出千百条不同意见来，但是，马克思提出问题的角度，学科对象和理论边界的划分，却无懈可击。

第一，微观经济目标，马克思指出“是生产剩余价值”，改变为现行东、西方学术理论界都能接受的普遍命题，是利润最大化。

第二，宏观经济目标，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说“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我们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目标，符合前面的两个学理规定：一是同质比较，二是组合关系。

第三，宏观经济学对象，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所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补偿问题（实现问题），是比例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利润最大化问题相比，其研究内容是“新加的”或“突现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经济系统内部宏观与微观，结构不同，功能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分析方法，而厂商、家庭与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两个独立系统，统一的分析方法更无从谈起。“均衡理论”没有那么大的神通。所谓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除了误导政府行为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而且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向前发展，这种似是而非的分析方法危害性就越大。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泛化

前面介绍新古典的时候已经说明，新古典的基础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其二，人为了自利的目的，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据说这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主张推演出来的，是曰新古典。所谓理性选择理论的泛化就是指“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代表人物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他这样解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含义：将理性选择理论或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传统上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处理的问题。理性选择理论的泛化是否可取，首先需要对理性选择理论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个准确的、全面的认识。

第一，理性选择理论混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到处贩卖私有制万能论不可取。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判断；如此等等。新古典把人的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生存本能，断言为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居然说它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熊彼特说这是“胡言乱语”。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亚当•斯密是这样痛斥的：“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这还有疑问吗？

第二，理性选择理论混淆个体与集合体的功能界限，扭曲追求物质利益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可取。企业作为集合体，只有从资本家是企业老板的视角看问题，资本家这个个体与集合体的功能是同一的，就是效益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但是，如果从资本家是工业的“司令官”、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资本家这个个体与集合体的功能就不一样，“司令官”、管理者的基本功能是提高效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其实，集合体（企业）每一个个体的基本功能都是提高效率。再看金融崩溃时的个体追涨杀跌而社会却要求信心与稳定，谁的选择是理性选择？

功能不同，激励与约束机制就不一样，这是系统科学的常识。

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都有待商榷，“泛化”就难免显得有些轻率了。艺术家们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走向世界，不是说谁有权利可以带着马队到别人的领土上任意践踏！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斗士们应当懂得这些浅显道理。

（一）古典学派

凡是像西斯蒙第那样，主张产业阶级作为合作者身份同出资者一道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经济学家，我们就称作古典学派。王珏教授主张“工者有其股”，他所说的“股”不是劳动者掏钱入股，而是说劳动力是种资本，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天然就是股东；吴敬琏主张“应当无条件地把国有净资产划拨一部分给国有企业职工”；魏杰教授主张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必须“承认活劳动的合作者地位”；洪银兴教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变无产阶级为有产阶级”。这些学者的主张虽然具体表述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主张出资者和劳动者同时拥有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

中国经济理论界古典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可以追述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C+V+M=W公式里，新古典主张“C”（劳动条件所有者）独占“M”（利润），马克思主张“V”（劳动力所有者）独享“M”（剩余价值），中国经济理论界古典学派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际，提出“C”（劳动条件所有者）和“V”（劳动力所有者）共同分享“M”（收益）的主张，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接受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经济理论。

（二）资源配置学派

资源配置学派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只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樊刚教授是其代表人物。资源配置学派承认效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主张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融合而不是分离，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资源配置学派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所以资源配置学派对市场准入和市场秩序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比如，“市场原本就是指老百姓交换劳动产品的地方”，“有借有还是最正常的金融秩序”等等。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把劳动力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超过人道底线的“血汗工资制度”，当作中国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这种资源配置观念恐怕有问题。

（三）私有化学派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理想、信念、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格局，私有化学派得已生存和发展。私有化学派在“海龟派”和“土鳖派”当中都有，其代表人物首推香港的张五常教授。私有化学派的核心理念是坚持市场活动主体独立自主的权利，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特征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的分析和批判，入木三分，很有说服力。

中国经济理论界私有化学派的各种主张基本是照抄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学术上没有多少建树，至于对抽象思维和劳动价值论的浅薄与无知已经找不到准确的词汇来描述了。

（四）苏联范式学派

苏联范式学派也可以叫学院派，刘国光教授、卫兴华教授等是其著名的代表人物。苏联范式学派的核心理念与私有化学派的核心理念刚好相反。苏联范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很深，所以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虽然比较被动，但是对经济运行调控模式的比较研究却十分深刻，对分配不公，对政治腐败，对两极分化等社会弊端非常敏感。

苏联范式学派的问题是把马克思的书读死了，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对待像诺贝尔奖这样的科学研究成果，绝对不会有“葡萄是酸的”这样奇怪的感受。

（五）权贵学派

权贵学派也可以叫新公有制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是厉以宁教授。权贵学派的学术思想可以追述到老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那里。萨缪尔森混淆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运作形式的联系与区别，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掩盖了劳动条件所有者排斥劳动力所有者独占收益的剥削关系。中国权贵学派与萨缪尔森的区别在于，人类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需要而发明的财产组织方式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公司制度，一个是把它当作国家所有制（所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另外一个则把它当作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所谓民有制）的实现形式；共同点是代表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曰权贵学派。

权贵学派典型的政策主张是“双轨制”。社会经济结构“双轨制”，国家所有制与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结盟；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双轨制”，行政审批制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分配制度“双轨制”，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在旧制度和旧体制没有触动的历史条件下，“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思路是“同路人”，所以“双轨制”在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历程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但是，随着旧制度和旧体制的打破，新制度和新体制的建立，权贵学派不是不失时机地把“双轨制”推向“单轨制”，而是把“双轨制”蜕变为“双重标准”，这样，“双轨制”（“双重标准”）成为社会藏污纳垢的大本营了。

（六）“泡沫理论”学派

“泡沫理论”是指“有学有术”人物为扩张知名度而对真实生活进行扭曲反映所形成的一种思潮，称它为“学派”是因为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此种思潮会变换成各种花样，经久不衰，其佼佼者当推郎咸平教授。

“泡沫理论”的本质特征是把某些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推向极端，然后通过新闻媒体以一种“全新面孔”左右舆论。比如，市场经济应当重视资本经营，“泡沫理论”就鼓吹“生产经营最低级，资本经营才是高级的”，结果就成了“包装倒卖才是高级的”；比如，城市建设不能无偿占用土地，“泡沫理论”就鼓吹“建设城市是低级阶段，经营城市才是高级阶段”，结果就是“倒卖农民土地才是高级阶段”；比如，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地会有投机，“泡沫理论”就鼓吹“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就没有市场”，结果变成“资本市场就是投机市场”等等。就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用说学术理论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是电视剧也演得很多，可是，经过郎咸平那么一搅和，不但国有企业“国退民进”的方向错了，连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错误的，中国企业只能充当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

 “泡沫理论”没有什么学术理论价值，但不能轻视它对实践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尤其在中国这种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里。这就是本文把它也算作一个“类”的原因。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