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题为《“十一五”的最大“瓶颈”：劳资和谐》的文章[1] 里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社会当前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发展“瓶颈”，认为比诸如能源、资金之类“硬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中诸如劳资关系、制度安排之类的“软件”。马克思《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从劳动者即穷人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本文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理论探讨。

在过去的将近二十年里，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全盘私有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国有企业破产与大型国有企业MBO，土地私有化，如此等等，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举措已经给中国经济，已经给中国的贫富差距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应该说目前已见分晓。它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人说，正是这些令人质疑的理论与举措在制造穷人，我想也绝非空穴来风。虽然直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富人的经济学尚缺乏科学论证，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决不是为穷人服务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流经济学，从来都是注重经济现象分析，回避经济关系的研究，从来都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来看待改革与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回避乃至掩盖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质，特别是对劳资关系讳莫如深。

《资本论》是一部科学著作，它的科学性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过去，我们更多地从政治、从革命角度理解《资本论》，其实如果我们与时代共生息地从经济、从建设的角度来解读《资本论》，同样会领悟到其划时代的科学意义。

第一，《资本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科学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整个社会财富都是劳动者的成果，劳动是经济社会的“太阳”，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劳动的恩惠！从而在本质上回答了劳动在经济社会的位置，廓清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与富人也非与生俱来。这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劳动者，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提供了科学的根本立场。

1867年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该书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庸俗经济学、对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批判，自始至终都坚持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从而彻底将横行一时、不可一世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批得体无完肤。所谓劳动获工资，土地获地租，资本获利息，这种表面排列整齐，现象上似乎有理，操作中仿佛合规的按生产要素进行财富分配的模式，只是对资本剥削劳动的粉饰与“雪埋”。马克思在书中令人信服的科学分析与论证，使我们透彻地洞悉出资本社会的秘密，令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误导焕然冰释。

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将全部生产要素合理地资源配置，并有效地进行商品生产，这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模式仍然的无奈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许现实并没有创造出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所以在马克思的全部书稿中，始终都并未对资本参预运作的商品经济的分配提出新的模式。反倒是，他对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实行一元化按劳分配，却都不成功。其根源在于，我们忽视了（有时甚至全然不顾）马克思对实行按劳分配社会的充足条件的满足。在没有满足充分条件下以革命热情强行按劳分配，使得经济变得毫无效率。[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当今社会的现实中，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乃至其它形式的经济并存，资本与劳动权利并存，多元化分配模式的选择就成为一种现实。这种选择可能是一种次优，但迄今却并没有找到最优。在这种多元化分配的模式中，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经常的，也是不可避免。我曾经作出过如下判断：经济社会中的多半乱子都出现在分配领域。[3] 目前这种乱子我们几乎经常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必须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价值被低估是经常的。在现实中，被低估的不仅有股市流通中的某些企业的股份，不仅有知识分子的知识产品，劳动力价值的低估是最为严重的低估。现今业已成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二，书中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的劳资关系，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状看，劳资关系的和谐是社会最本质也是最大的和谐[4]，劳资和谐是当今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论述资本的积累规律时，向世人展现了劳资关系尖锐对立、恶性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的严正关注！

作为对资本社会的经济分析，《资本论》全卷以劳资关系的分析贯穿始终。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人格化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物化形式。恩格斯说过：“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5]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嬗变为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1.5亿，这1.5亿农民工所在企业，基本上是私有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那末农民工面对的基本上都是私企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意义的劳资关系。非公有的私有经济在我国，目前已经占据半壁河山[6]。庞大的私有资本，庞大的农民工的劳动，由此结成的劳资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力，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由于劳资关系在当今中国愈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因而劳资关系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程度。

校正劳资关系，使之两势均衡，和谐相处，通常有两种方略。一是通过经济政策规范企业资方对待劳动者的行为，即合理限制资本的本能张力；二是劳动者组织起来，通过合力与资本博弈。应该说，有数百年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积累，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调和劳资关系不仅是可能的，有时也是有效的。劳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的变化、特别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及博弈状况而不断变化。但劳资关系应当有一个社会认同的底线，这个底线有三个基本要素：对资方讲，必须保证资本的合理赢利；对劳方讲，必须保障其生存与发展即劳动力的再生产；综合地讲，必须保证资源配置企业正常运行，带来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书中揭示了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有一种永无休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作为经济管理部门应该以经济手段来减少其负面带来的影响，弘扬其正面带来的效应。

永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正面意义在于，正是这种“经常的冲动”与张力，成为市场经济奔腾向前的引擎，成为企业不断发展、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强劲动力。不仅如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运营成本的减少，产品成本价格的降低。可以说，资本的这种精神，使得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资本追求企业利润，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往往会忽视社会效益；其次，由于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是强势方、劳动是弱势方，这样会经常置劳动于不利的境地；最后，追求最大化的本性，会千方百计地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减少劳动环境的投入，尽量少地为劳动者居住条件的支出；它的复合影响就是使社会和谐出现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劳动追求收入最大化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其共同利益的一面。首先，企业与劳动者都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内，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来说直接影响每个劳动者的收益。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公正会受到公共大众与政府的肯定与支持，企业也有追求社会效益的某种愿望。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综合环境，是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企业家与劳动者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是共损共荣的平台。只要这个环境是稳定的，和谐的，经济就是有前途、有希望的。

第四，书中揭示了在工业化革命的进程中，城市化进程也同步进行，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进入资本运作的种种行业。然而，他们的就业境遇令人触目惊心。今天，作为政府管理层理性认识到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来维护“打工者“的权益，降低资本的“原罪”风险。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的大发展，重工业、制造业以及而后发展的服务业，大量应运而生的厂矿企业，吸引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城打工，农民摇身变为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从15世纪著名的“羊吃人”到19世纪初的“清扫领地”，并相加于暴力手段，强行剥夺农民土地，最终完成了将传统农民从伴随他们祖辈渡过了世世代代的土地上赶出去的任务。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这一历史过程，最终为资本提供了丰裕的劳动力大军。这支劳动大军，是资本追逐利润斗争中的“轻骑兵”，灵活机动，能上能下，可好可坏，只要资本需要，再苦再累的活他们都可以随时承担。马克思写到：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就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7]

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工作日上表现为尽量延长工作时间（“绝对”方式）与加大工作强度（“相对”方式）；为降低产品成本，大量雇用童工、女工，减少对劳动者工作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改善费用；对劳动者的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的漠视；与此伴生的，还有对劳动者工薪的苛扣；资本利用黑社会对劳动者的控制；等等。只要翻翻《资本论》第一卷的第1章、第11－13章，第17－19章、第24章，谁都能体会“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 的深切含义。如果关注一下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人们会惊人地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生在英国早期的那些丑恶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在我国私人企业中活生生地发生过与发生着。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正当全球掀起反马克思《资本论》浪潮时，它的著名理论被又一次证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正在上演一场《资本论》的当代“迪士科”版本，一场活生生的现实剧。”[9]

第五，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拥有个人所有权的理论，论证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与资本家对财产的所有权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便为劳动者最终争取自身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威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产权理论中，劳动力所有权没有被认同。首先由于是误解，接着就是相互因袭，所以在论述所有权关系时，只讲物质产权，而对劳动力所有权缄口不谈，当时许多学者都以马克思没有这种观点为由而拒绝承认。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10]在《资本论》中，我们看到他把劳动力所有权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对立关系即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作为贯穿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的关系来把握。他说：“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11] 这种分离，一方面造成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所有权，另一方面造成只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雇佣工人。马克思还曾更明确地指出：“这个价值（年价值产品－引者）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12]

如果说天赋人权，劳动力所有权才是最核心的天赋权利，它是劳动权的核心。承认劳动力所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直接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智力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提升，劳动力所有权，获得与资本所有权共享新经济成果同等权利。但是，作为一般的打工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并没有获得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天赋权利被资本极大地漠视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对打工者的种种歧视行为，压低报酬与克扣工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等，都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蔑视。

劳动力所有权理论，只是对所有权权理论的一个补充，它不构成对物质资本所有权的要求。完整的所有权理论，应该是这两种所有权的综合，因为它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经济关系的客观表述。

第六，马克思在对重农主义的扬弃中，对农业产业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至今，这些被长期尘封的理论观点依然熠熠闪光。它对于理解当前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与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

──马克思说过：“作为农业（它是基础）”。[14] “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 [15] 他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即产业演进、分化角度与国民经济的横向双重角度强调指出，农业是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国策，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决不应该是对农业的轻视与抛弃，而应该是将这一基础产业提升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新高度。

──马克思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任何性质的社会中农业的本质特点：再生性。他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6] 经济生产过程与生物生命更新过程同步进行、交织一起，这使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给予了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所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应该从重新认识农业开始，农民应该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从这一崭新观念出发，方才可能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属于自己所有的劳动和劳动条件，“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形式。”[17] 我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解放了农民，使过去农民如同植物一样被置于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变为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劳动者。这一点是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实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能自主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马克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理论、关于级差地租Ⅰ与级差地租Ⅱ的论述，不仅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业增值发展提供了战略思路，同时也为城镇房地产业的持续开发提供了战略思路。[18]

第七，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理论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制造劳动者贫困化后果。这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敲响了警钟，给我们提高反贫困化的认识、贫困预警以及最终消除贫困给予了方法论的理论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将反贫困做为一个重点，要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拉近贫富距离和缩小城乡差距。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19]。不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过程并没有暴力手段参预而是平和实现的。农民工，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解困自救的最重要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务力涌向存在市场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村贫困、探讨21世纪中国扶贫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农民与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令人担忧的国有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资本致富的“原罪”问题。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倾向性的看法认为资本致富的“第一桶金”或曰原始积累，至多不过是金钱不干不净。其实，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在于，它制造了并继续制造着穷人与贫困。必须认识到，在穷人与贫困的制造过程中，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负有帮助与支持的责任：优惠的税收及其相关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超越法律法规的种种优惠。认识到这一切，在于提高我们的反贫困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机制反腐提供了有效路径。[20]

第八，书中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论述，对于我国就业政策的制订极富指导价值。对于失业或曰待业人员的有针对性培训，对于就业指导，对于失业人员的救济，对于结构性失业的宏观调控，都有非常现实的应用价值。

资本在制造穷人与贫困的同时，也制造着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后备军与现役军之间的竞争，正是资本低估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前提。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对丰裕的劳动力市场乐见其成。马克思分析指出，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就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条件。不仅如此，在资本积累的实际运动中，产业后备军是累进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虽然形形色色，但经常有三种形式——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形式。在这部分人口中，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经常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他们通常沦为乞讨者，滞留于几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都市成为。他们中另一部分极端者，可能逐步进入抢劫、盗窃、经济犯罪的行列。

当然，我们今天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具有指导我们认识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有其独有的两大特点：一是双渠道，二是速度快。加入到产业后备军中来的，一是从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源于“下岗”工人。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在英国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了300年，而在中国，分离出上亿的农民工不足30年。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据最新资料显示，在农村，现今已经成功地分离出1.5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而在国企，已经有3000万工人完成“下岗”。如果国企改革继续“民进国退”，“下岗”队伍将还有新的扩大。至于农村，究竟有多少农民分离出来，依我之见，关键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如果土地私有化大规模进展，农民与土地将同样大规模分离，由此将出现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路断然不可行。

第九，如何保护广大劳动者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如何保护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资本论》中同样得到了许多启示：劳动者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与资本进行平等博弈；建立企业调查员制度，独立监督企业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完善法律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利益提供法律依据；等等。

必须高度认识，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资本他们是天生的弱势群体。从表面上看，一方是资本所有者，一方是劳动力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两者似乎是平等的。特别是在一纸双方认同的劳动合同的形式下，这种平等性更给人以假象。然而，在私有经济下，劳动者是被雇佣到私企中的，企业老板掌握你的欲夺大权。所谓我主动辞工，这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微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除非你是一种旷世奇才的稀有资源，否则走一个穿红鞋的，会有十个穿花鞋的候任。其实，在本质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撇开现实生活中各自的社会地位、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社会关系、物质财富支配权这些本来的天差地别不说，资本离开了劳动，资本家仍然可以生存一个时期，而劳动离开了资本，劳动者就无从生存。“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既然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所以他只能任人把他埋葬，使他饿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泽，人民出版社1983）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过剩的经济背景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加倍扩大，无限延伸。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使农民工一开始就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弱势方，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马克思曾以饱蘸无产者感情的笔触写到：“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1] 因而，我们必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抑制资本的劣根性，打造好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基础。

第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劳动最终转化为自由劳动，描绘了美好灿烂的画卷，这是每个劳动者的理想与信念。[22]

对于未来社会的劳动，马克思预言到：“(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3] 显然，这种劳动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劳动。

其一，真正的自由劳动必须具有“社会性”。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社会性有其丰富的内涵。首先，这种社会性不是指个别劳动在商品交换中借助货币而表现出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即劳动的间接社会性；而是指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即劳动一开始就作为社会总劳动一部分而进行计划、支配的那种性质。其次，这种社会性是指本来意义的社会即全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一开始就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不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范围，而是在“大同世界”这个社会范围。再次，这种社会性，要求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每一部分劳动，不仅是有效劳动，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即既是社会需求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全社会平均劳动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再其次，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不是将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也不是将产品作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直接产品来生产，而是将产品作直接全社会产品来生产。最后，这种社会性表明，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是在如下经济关系中付出的：全社会公共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全部劳动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结合，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共同、平等管理社会生产。

其二，真正的自由劳动还必须具有“科学性”。劳动的科学性有如下一些涵义。首先，劳动的科学性是指旧式社会分工的消灭，劳动者不再终身或长期固定在某个或某些工种上；也就是实现劳动变换，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其次，它是指实在劳动的总类十分丰富，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支配一切的劳动，各种类劳动不仅完全平等，而且日趋融合。其三，它是指科学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融为一体，并日益与其他社会活动相重合。这样，劳动将真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一种享受。其四，它是指不仅将各种不同的劳动结合起来，而且创造新的劳动种类，特别是创造新的劳动付出方式。其五，它还指劳动条件特别是劳动手段的科学化，即将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生产劳动。最后，在总体上，劳动的科学性体现在对全社会的生产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上；也就是让社会生产劳动过程在最无愧于人类、无愧于科学的前提下运行。

在以上两个规定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指出，即令是真正的自由劳动，它并不失去一般劳动的性质。这就是说，劳动的社会形式，无论其为低级的还是高级的，仍是一般的劳动，仍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是人类谋生的唯一手段。这说明，劳动作为人类创造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目的的活动，是永恒存在和永远不会被消灭的。

《资本论》为穷人、为劳动者经世济贫的经典远不止上述十点，这里只能算若干要点，聊作愚者先行莽撞之作，希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社会责任感与学术良知为准则论道经邦，探索穷人解贫致富之道。

当然，“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24]，《资本论》也决不是一部穷人的致富学，因为它并未给我们提供获得财富的技巧。但是，它在根本上回答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昭示了穷人通往富裕的基本方向与途径，它在立场上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它为劳动者提供了认识经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我们透过经济现象看到经济内在本质提供了认识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理念，同时也为政府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全人类共同富裕奔向金光大道给出了科学路径。

在这个经济大变革的时代，我想大声呐喊：《资本论》就是穷人经济学的经典，就是穷人的“圣经”，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家园！正是它，守望着我们穷人。

（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