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发达国家大银行），转让了部分股权。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是否被“贱卖”，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这是2005年底的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延续到了2006年。“辩方”有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行董事长肖钢，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就是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教授也站出来要求世人提高警惕：“我们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他还用俏皮话“幽默”了一下：“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是否被“贱卖”，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不便评说。此处评说对象是“辩方”的“辩护辞”。本文评说是否“忽悠”读者，是否“忽悠”社会，只有苍天作证了。

一、“为了交学费”是不是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理由？

“辩护辞”之一：“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因为缺钱需要引进资金，而是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国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就理论来讲，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了学习人家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先进体制模式，中国做出一些让步是必要的。直言之，“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无可厚非，谁叫中国落后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通俗讲就是金融界所谓的“花钱买机制”。

问题在于，真理总是具体的。时间放在1975年，这番话对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时间放在1985年，这番话对中国来说客观评价还是有开拓精神；时间放在2005年，这番话对中国来说就是老生常谈，没有多少意义了。

改革开放快30周年了。中国的许多官员，中国的许多企业家和银行家，中国的许多专家、学者，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了不知道多少年、多少遍了？我们的学习生涯即便从小学算起，攻读30年博士后也该结业了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就那么几招吗？我们究竟需要学习多少年才能出师门？我们究竟要交多少高昂的学费才能拿到毕业证？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是否被“贱卖”，“学费说”无法让人信服。

离开时间与地点的约束，任何真理都是“忽悠”人的谎言。如果把“以官为本”社会关系定格为农业文明，把“征服、改造”社会关系定格为工业文明，把“彼此适应、相互提高”社会关系定格为信息文明；我们就知道，国际战略投资者是从“征服、改造”社会关系中走出来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从“以官为本”社会关系中走出来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核心理念是“嫌贫爱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理念是“嫌民爱府”，一个是“认钱不认人”，一个是“认权不认民”；所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实际是“富”与“府”结盟，“钱”与“权”联姻，对国家与民族是福还是祸，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人们觉得这是理念的分析和解剖，还不能服人，我们就看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农民融资难，工人融资难，个体工商户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总和中占95%以上份额的判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迎接加入WTO挑战的口号下，抛弃这个群体，向中心城市集中，这当然还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要通过与“嫌贫爱富”为核心理念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结盟并寻找发展壮大的出路，那么，我们就要请问中国金融界的巨头们，你们究竟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还是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进行逆向调节？

其实，面对“彼此适应、相互提高”社会关系，怎么给商业银行功能重新定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新课题，国际战略投资者同样是新课题，他们那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社会习惯把货币比做人体的血液，那么银行就是人体的心脏了。心脏的基本功能是把血液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某个部位血液没有输送到，那一定是“血梗阻”。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中国有，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创造新机制都得从头开始。中国金融界的巨头们如果不是把科学发展观当作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当作自己的行动纲领，答案就有了，新机制就创造出来了。何必舍近求远呢？

二、“资产质量低”是不是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理由？

“辩护辞”之二：“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充满了艰难与曲折。今年3月份，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市值下跌了17亿美元，显示境外投资者对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并不看好。虽然8月18日两家银行最终签署协议，但前提是苏格兰皇家银行已获得了中国政府对这项投资不会亏损的担保。”“由此可见，‘香饽饽’并不那么香。”吴敬琏教授说得更精辟一点：“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这样一个银行让投资者怎么信赖呢？”

上述“辩护辞”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辩护辞”的意思在10多年前“抓大放小”过程中就听说过。所谓“放小”就是甩财政包袱，把经营不善的中小国有企业扔给社会，以低价或者无偿的方式转让给私人老板和经营管理者，其理由就是“资产质量低”。他们说，国有企业是个空架子，送给别人都没有人要。职工则用5千—1万左右人民币买断身份。当年，笔者在四川各个厅局做了上百场的学术报告，借“抓大放小”形式反其意而用之，主张“抓差放好”。为什么“放好”？好的国有企业产品有销路，市场有份额，政府放掉之后，这些企业如鱼得水，会发展得更好；为什么“抓差”？“差”是历史的产物，是旧体制结下的苦果，让老百姓吞下它，太不公道。政府把“差”抓在手里，慢慢释放，能起社会保障作用，社会震荡小，其实这也是政府基本职责所在。人微言轻，这些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可是，后面的话却不幸而言中。

“抓大放小”政策的实践过程是：差的、小的国有企业扔给社会，大的、好的国有企业抓在政府手中，搞几年搞不动了，搞成了空架子，再扔给社会。这不是改革，是在制造社会悲剧。当时说这话是指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的变动趋势，还没有估计到国有商业银行也是“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资产质量低”成为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理由。这个“资产质量低”的体制因素我们暂时不讨论，所以“贱卖”的历史要延续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我们也暂时不探问，我们需要明确的原则是：“贱卖”策略不能滥用。

真理总是具体的。就微观企业而论，运用“贱卖”策略没有什么不妥。正如吴敬琏教授所分析的，“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但是，银行既是宏观经济目标的行为主体，又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地方再运用“贱卖”策略，就值得商榷了。企业的功能与银行的功能，看看贝塔琅菲的系统论，根本就是两码事，所以运行机制也就是两码事。中国商业银行有什么风险？美国商业银行有什么风险？现代社会，除了傻瓜，任何一个明智、负责任的政府，能随便让商业银行自生自灭、破产关门？国际战略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不是像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窃喜”的那样，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高了，风险小了，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担保国际战略投资者（大银行）投资不会亏损。中国政府说话算数，有史为证。2000年“三年脱困”，银行1.3万亿人民币呆帐、死帐，抹了；时间到了2004年，又是1.2万亿人民币呆帐、死帐，还是抹了。这时候，世界大银行再不到中国来投资，他就不是国际战略投资者，而是国际战略失策者了。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资产质量低”即“贱卖”的原因。国有企业资产质量低，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不是中国人特别笨，是制度问题。我们看看那个“腐”字：“腐”字上部代表公共权力，代表上层建筑；“腐”字下部代表社会财富，代表经济基础。国家所有制把两种力量、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搅和在一起，既混淆了社会分工，又使社会无法对公共权力实行有效监督，这种制度不低效、不腐败才是怪事。所以我们说，国家所有制既是“腐败的温床”，又是“懒汉的摇篮”。中国经济改革改什么？从根本上说来，就是把“腐”字揽腰斩断。这叫矫正社会经济结构。这么一来就会有人因此而反问，“国有化”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二战”前后全球风行“国有化”，深层原因不像凯恩斯说的什么“心理偏好”；中国推行“国有化”，深层原因也不像“左”派说的什么中国属于“劣等民族”；而是国家所有制还有缓解市场不确定性的优越性。市场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就是我们熟知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一般形式就是单个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市场表现就是产品适销不对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一个汽车高速公路和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再加上一个通讯技术的个性化，市场不确定性问题缓解了，国家所有制前面所说的两个致命弱点曝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为了提升资产质量求助于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了抑制腐败求助于国际上的什么“反腐公约”，是不可能有什么出路的。

国际战略投资者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们来的目的是赚钱、是掏金，提升资产质量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战略投资者身上，恐怕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笔者这样提出问题，无意反对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做法，只是希望在以下三个方面大脑要清醒一点：

第一，底气要足。国际战略投资者到不到中国来，决定于中国社会经济大环境，不要因为暂时资产质量低就低声下气。中国的大门敞开着，爱来不来。来了欢迎，不来不乞求。我们应不卑不亢走向世界。

第二，平常心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不能当作“政绩”夸耀。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第三，目标是钱。引进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资金。说中国商业银行不缺钱，所以股权转让价格高低无所谓。这是指导思想的错误，必将成为金融史上的笑料。中国商业银行不缺钱，是因为中国商业银行面对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融资难”“见死不救”所致。引进银行目标不是钱，是为了学习什么东西，那么引进的就不是国际战略投资者，而是国际战略“讲师团”了。

三、“大方向正确”是不是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理由？

“辩护辞”之三。有记者问：“国有银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上市，是不是一定要在海外上市？不上市就搞不好吗？上了市就一定能搞好吗？”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回答：“根据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像我们这样的银行就不会有出路。国有银行挂牌上市，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市场、媒体监督加上成千上万股东的监督，可以催生公开、透明、正常的激励约束机制。”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大方向正确一切都正确”、“大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思维方式的磨难，知道那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像郭树清董事长说的那样，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公司制度）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唯一出路，付出一点代价即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资产被“贱卖”了，也完全值得。如果大方向不正确即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公司制度）根本就不可能把国有商业银行从困境中带出来，恐怕就另当别论了。

（一）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

“抓大放小”是国有企业改革动真格的一个总体布局。“放小”不讨论了，因为只有“抓大”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直接的关联。

1、“抓大”的内容、措施与评价。

“抓大”的第一个项目是“债转股”。“债转股”也可以叫“贷改拨”，是80年代“拨改贷”的否定，这种“改革”有多少积极意义，人们现在应该看得清楚了。“抓大”的第二个项目是“破三铁”。政府用“新三铁”（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破“旧三铁”。应当说“破三铁”对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积极作用，问题在于，“三铁”“破不破”是企业行为，政府打着改革的旗号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物，政府就得担骂名。政府因此而失去的民心与得到的经济效益是否对等，人们心中应该有数。“抓大”的第三个项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装公司上市。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是否成功看看中国股市行情就一清二楚了。这一项涉及现代企业制度能不能把国有商业银行从困境中带出来的问题，下面集中讨论。

2、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分析

第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既本末倒置，又毫无章法。说它本末倒置，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都没有培植起来，却企图运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比较高的形式配置社会资源。萨缪尔森1993年就表明了这种看法。所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资源的一种社会配置方式，资源的社会配置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叫做市场经济，资源的社会配置政府官员说了算叫做计划经济。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中国国有企业资源的社会配置谁说了算呢？说它毫无章法，是因为股市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手提供的一个竞争与联合的平台，我们却让它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实际成了“圈钱”的工具。这叫什么游戏规则？

第二，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逻辑混乱，不讲道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政企分开，到现在为止，哪一家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政企分开了的呢？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方程”。只要坚持国家所有制，政府就是老板，“三项基本权利”作为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政府都必须有，否则政府就不是老板了。“两权分离”可以是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理论，但解决不了“政企分离”的问题。所谓“两权分离”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即在公司或企业内部，老板拥有所有权，可以把经营权授予经营管理者。所以经营权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是自然人的职权。国家所有制搞什么“两权分离”，就是政府拥有所有权，厂长经理享有经营权，工厂不就成了“皮包公司”了吗？所以谁都可以伤害它且毫无反抗之意。

第三，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唯我所用，不讲原则。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了维护国家所有制的主体地位，杜撰了一个什么“新公有制理论”，厉以宁教授是其代表人物并被决策机构所采纳。所谓“新公有制理论”就是指“现代企业制度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命题。

现代企业制度不姓“私”，不姓“公”，不姓“资”，不姓“社”，是生产力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要求的一种财产运作形式，经典作家（《反杜林论》第275页）和现实生活都给了我们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与所有制的“运作形式”不是一回事。所有制“实现形式”受生产力、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般都不具有通约性；所有制“运作形式”主要受社会习惯、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影响，通约性很强，其成果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改革开放中，人们常说的同国际“接轨”，向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指的是所有制“运作形式”，而不是所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公司是所有制的运作形式但不是唯一的运作形式，所以，公有制运作形式可以采用股份公司制度，也可以不采用股份公司制度。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运作形式都呈多样化的特点，这是人们混淆两者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什么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创造了公有制的三种新的实现形式：（1）城市居民创造了“海尔形式”；（2）乡村农民创造了“横店形式”；（3）国有企业职工创造了“职工持股形式”。 这种新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采用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形式，我们可以说现代企业制度没有改变生产力的公有制属性，但不能因此而说现代企业制度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3、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说，“根据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像我们这样的银行就不会有出路。”郭树清董事长说的“实践”不知道指什么？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践，若是指“股市”的话，那是失败的实践经验；若是指某些大型企业集团给国家上缴的可观利税，更说不清楚。国家通过“抓大”即用市场准入政策（行政垄断）把上游产业和紧俏物资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究竟是改革还是回归旧体制？若是指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实践”，那么这种“实践”预示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会失败得更惨。

诚然，四大专业银行的名称是改名叫商业银行了，那又怎么样呢？抛开前面所说的“见死不救”向中心城市收缩的问题不讨论，现代商业银行功能怎么定位也是一笔糊涂帐。什么商业银行改革要走企业化道路，商业银行目标利润最大化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主导着整个金融界，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出问题才怪呢。国有企业为了目标利润最大化，降低资本筹集成本，向老百姓“圈钱”；国有商业银行为了“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主动“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向国际战略投资者“送钱”。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无论是向中国老百姓“圈钱”，还是向国际战略投资者“送钱”，我们相信：李金华的审计很容易说清楚，但是，面对历史的审视我们恐怕很难说清楚了。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局限性

 现代企业制度是生产力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要求的一种比较先进的财产运作方式，它的优越性也就是它的局限性。它不能改变生产力的占有属性，比方，生产力的占有属性姓“官”（国家所有制），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姓“官”，若姓“私”（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姓“私”，若姓“公”（如海尔那样的所有制），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姓“公”，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几种所有制的联合或结盟，其属性以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力占有属性给予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常识，也是现存社会经济关系不争的事实。

目前被大陆新闻媒体炒作得炙手可热的郎咸平教授，在他否定国有企业“国退民进”改革的方向之后，开出的“药方”是信托责任制度和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他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相同点，都认为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同点有二：其一，老板不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资本家为老板，郎咸平教授认政府为老板；其二，表达方式不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东西晦涩，郎咸平教授的东西通俗，所以易于炒作。本文从通俗的东西入手，希望达到破除“现代企业制度迷信”的目的。

所谓“信托责任”制度用我们的土话说就是承包制度。郎咸平教授把政府比喻为主人，经营管理者比喻为保姆，他认为产权制度改革的荒谬之处是把主人的财产无偿地转让给保姆，是曰“国有资产流失”。“保姆”作为管理者，国有资产存量有“保姆”历年剩余价值的沉淀，产权制度改革要明晰产权，把部分国有资产存量无偿地转让到“保姆”的名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错就错在他们不该把其他职工历年剩余价值的沉淀也无偿地转让到“保姆”的名下，是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现在的问题是：按照郎咸平教授的思路，政府当老板，“保姆”只能拿工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思路，“私有化”后由“老保姆”当老板，是曰“全流通”，新“保姆”也只能拿工资；我们问，如果拿工资的“保姆”损害老板利益即青穆倡彦教授说的出现“内部人控制”又该怎么办？

青穆倡彦的“内部人控制”理论是由吴敬琏教授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果“内部人控制”理论还不能破除“现代企业制度迷信”，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著的《喧嚣的九十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触目惊心的公司丑闻和腐败，总该让我们从“现代企业制度迷信”中走出来了吧？“内部人控制”表明来自外部力量对“保姆”的监督失效，主流经济学家和郎咸平教授不屑一顾的“打工仔”无职又无权，所以来自内部力量的监督等于虚无，“内部人控制”得以肆无忌惮。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特别偏好概率统计吗？郎咸平教授不是特别强调严刑峻法的监督吗？主流经济学家不妨搞一个概率统计，是内部“打工仔”抑制“内部人控制”更有效，还是外部的资本家和政府两个老板抑制“内部人控制”更有效？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局限性宣告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出路何在？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我们的观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清朝晚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放政策延续至今，具体表现为：所有制结构是“国有为体，民有为用”；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计划为体，市场为用”；财富分配是“按劳分配为体，贡献分配为用”；归根结底是“政府为体，百姓为用”。运行形式就是“双轨制”。在旧制度一统天下的时候，“双轨制”能起到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双轨制”就会堕落为“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社会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实。

 2、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把我们的观念从“资本拜物教”中解放出来

继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承认“打工仔”的老板地位；发展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承认物化劳动所有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也就是承认政府和资本家的老板地位；所以，我们主张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权结构就是权（政府）、钱（资本家）、人（“打工仔”）的结合；“‘打工仔’为体，政府、资本家为用”，这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了。

3、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根治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已经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与步伐，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到了非根治不可的时候了。

2005年，我们承担并做完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批准号05XJL001），其中，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我们跟踪10年，先后5次集中调查研究：1996年是初次调查，1999年是省科委的重点课题，2002年是省社科规划课题，2004年是为一个国际学术理论研讨会所写，作者是大会主题发言人之一，这次又3次到两个县调查。所以，如果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决心根治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笔者敢于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庄严承诺，与一般放款相比，保证不会增加交易成本，保证不会增大经营风险，放心地做好了。前提是按照课题的“方子”治疗“血梗阻”现象。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