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由进入程度较高

　　虽然这个时期政府开始限制小棉纺企业的发展，但棉纺锭的快速增长表明实际上进入仍然较为自由。[9]棉纺锭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产棉区，1987-1989年，全国新增棉纺锭中，山东、江苏、河北、湖北、河南、陕西和湖南七个棉花主产区就占71%，其中仅山东、江苏、河北三省就占52%（邓中元李智玲1991）。

　　（4）不同类型企业待遇不同问题相对明显

　　在这个时期，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产品定价、投入品的市场化程度和进出自由等方面转轨进程的推进，多数制造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已有明显改善。但由于棉花市场复归到严格的计划购销体制，使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在主要原料供应方面存在明显的地位不平等问题。

　　（5）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但速度慢于整个工业

　　80年代中后期，整个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较快，棉纺织工业也发生同向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少。1990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已下降到54.6%.同年棉纺织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为65.1%（见附表2）。

　　2·390年代以来的转轨进程

　　进入90年代以后，棉纺织行业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效益状况继续下滑，但生产能力仍在持续增长。“八五”五年中，有四年棉纺织全行业亏损，但是棉纺锭数量却从1991年底的3822万锭增加到1995年底的4190万锭。第二，压锭成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政府管理部门和研究者都提出，生产能力过大是棉纺织行业效益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压缩纺锭数量。[10]1991年，国务院批准了纺织工业部实施压锭技术改造专项，要求到1998年，实现压缩棉纺锭1000万锭的目标。[11]但是，压锭改造计划执行的不够理想。据纺织工业总会提供的情况，到1995年底，共压缩338万锭，但在同一时期内，又有一些地区新增棉纺锭。到1995年未，全国棉纺锭反而由压锭前的3822万锭增加到4190万锭。第三，国内棉花价格开始高于国际价格，1995年，我国棉花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1996年，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每吨1.4万元人民币左右，而我国棉价高达每吨1.9万元人民币。国内棉花价格上涨，使棉花和棉纱进口增长很快。1996年，我国进口棉花已达150万吨左右，从1995年下半年起，我国已经成为棉纱净进口国。与此同时，国产棉却出现了收购后严重的积压问题。[12]

　　进入90年代后，棉纺织行业体制转轨继续推进。

　　（1）产品由市场定价

　　1992年以前，由于名义上的棉纺织品计划价格仍然存在，棉纺织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习惯于用价格控制来解释棉纺织行业效益差的问题。1992年，政府正式宣布棉纺织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但是棉纺织行业效益差的状况并没有改善。

　　（2投入品价格仍然受政府较多干预

　　在这个时期，棉花购销继续实行“三不放开”的政策，并于1994年恢复了农村供销总社，进一步加强棉花专营体制。虽然棉花专营是要通过控制购销渠道，保证大中型企业的棉花供应，但从实际效果看并不如预期。城市大中型棉纺企业通过供销社专营系统购买的棉花，价格大大高于产棉区棉纺织企业的购棉价格，而且供应量和品种不能满足需求，缺口有时高达40%.1994年，在中心城市，棉价为每吨2万元左右，而在产棉区，棉价仅为1.3万元左右。一些中心城市企业认为，如果允许企业直接到市场上购棉，价格不会高于计划供应价格，而且在等级选择、进货时间、购买方式上还能更灵活一些。（钱有清等1991，谷学斌1996）

　　（3）进入基本自由

　　这一时期纺织工业部（总会）和国家计委数次发文，要求无论规模大小，新增棉纺锭都要按严格的程序审批（例如国家计委1988，纺织工业部1992）。但实际上，这些规定的约束力很弱。据纺织工业总会提供的情况，在1992到1994年期间新增的近300万棉纺锭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纺织总会的批准，其中进口70万锭，95%以上没有经过纺织总会的审查。可以看出，棉纺织行业基本上自由进入的状况没有改变。

　　（4）各类企业地位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

　　经过90年代初中期的税制、金融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和各种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各种类型企业差别待遇的问题明显改善，但是对棉纺织行业来说，棉花专营体制继续使产棉区、非产棉区企业之间和计划内、计划外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待遇问题，到90年代中期，像棉纺织行业这样主要原料供应仍然没有市场化的竞争性制造业已经很少。

　　（5）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多元化，但国有经济的比重仍然相对较高

　　到90年代中期，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的比例仍然明显高于整个工业，更高于其它大多数竞争性制造业。1995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已降至34%；在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仪器仪表、服装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全行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已分别降到27.8%、22.9%、19.8%、6.9%和6.4%.而棉纺织行业的这一比例仍高达51.85%.[13]

　　在结束本节之前，对我国棉纺织行业的体制转轨进程和特点可作如下总结。

　　棉纺织行业是转轨开始较早、但各方面进展不同步、改革过程扭曲明显的制造行业之一。在70年末期到80年代初期，其改革进程快于大多数制造行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棉纺织行业的转轨进程在某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投入品市场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方面落后于大多数竞争性制造业。

　　3·制度环境、行业特点与棉纺织行业的困境

　　3·1生产能力过剩、过度竞争的含义及其在棉纺织行业的表现

　　在分析棉纺织行业困境时，最经常指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本节要提出的观点是，棉纺织行业的困境主要是制度环境扭曲和行业特点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直观类比有助于恰当理解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与许多制造行业相比，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并不严重也不典型，按纺织总会的口径，现有4190万棉纺锭中，有1000万锭左右是过剩能力，即现有生产能力中有四分之一过剩。这在制造业中是较低的水平。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在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但这些行业并没有出现全行业亏损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存在最严重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行业如家电行业，经过竞争与淘汰，已经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

　　看来，用生产能力过剩，并不能概括出棉纺织行业现状的独特性。用“过度竞争”能更恰当地描述棉纺织行业的现状。“过度竞争”这个概念首先需要定义，本文使用日本学者给予的如下定义：过度竞争“（excessive Competition）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个产业中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全行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的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全行业的低利润率或负利润率的状态持续下去。[14]可以看出，”进入企业过多“、”全行业长期低效益“和”竞争及低效益不能产生淘汰作用“是”过度竞争“的三个主要表现。在我国，还须增加另一个特征，即在”过度竞争“状态下，仍有许多新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边积压、边亏损、边生产、边建设“的问题。

　　为什么在棉纺织行业会出现“进入企业过多”、“全行业效益低下”、“优胜劣汰过程不明显”和“一边亏损一边进入”等问题呢？我们将在上一节所描述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如下分析。

　　3·2制度环境扭曲的影响。

　　1·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必然导致要素供给方大量建立加工企业，而且这类企业往往具有成本优势

　　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产棉区，这是地方和企业对产品价格放开、棉花价格不放开和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同这种扭曲的制度环境作出的理性反应。用产业组织理论解释，产棉区棉纺锭的迅速增长，是为了对付棉花调拔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而进行的供方与被供方一体化的选择。“假设大量供应方和大量买方之间交易的中间商品的价格是由规制机构以低于供求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确定的，这种商品就一定要通过某种定量分配给买方。这种中间商品的交易（合法的）价格比买方愿意支付的影子价格要低。因此，存在着可在供方和被供应方之间分配的潜在租金。然而，尽管市场不受管制时，供方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它们的那一部分租金，它们却不能在受管制的市场上做到这一点。纵向一体化允许供方通过进行内部的、因而是不可观察的交易来绕过法律”。（泰勒尔中译本1997第22页）。这段表述用来分析中国产棉区建立棉纺企业——将棉花的卖方和买方一体化——十分贴切。更一般地讲，我国许多制造行业都曾经有过改革不同步的特点，产品市场首先放开，而要素市场严重滞后，特别是一些资源性投入品的价格长期不放开。因此，建立隶属于自已的资源利用型企业，就成为地方政府将其可控制的资源转化成就业和收入的理性选择，这被认为是对外部不合理的制度结构的理性反应。国内外已有学者用类似的思路解释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诺顿1994，李稻葵1995）。

　　2·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使产品市场竞争不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企业间效率水平差别明显，“原有企业亏损但新企业不断进入”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行为

　　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新建中小型纺织工业的优势表现在低劳动成本、低价棉花稳定供应和行政隶属层次低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易于理解。第三个方面的含义是，新建中小型棉纺织企业与中央、省市隶属的大中型纺织企业相比，其行政隶属关系层次低，如隶属于县、乡级政府或村镇等。“低层次行政隶属关系”的优势表现为：第一，企业与所属政府利益紧密相关，这种相关性来自地方财政收入、就业等对所属企业的直接依赖，政府会尽可能给予企业有利的经营环境；第二，按照代理理论，主管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愈近，信息愈真实，监督与激励愈有效。[15]新建企业的这些优势，使其能够在原有大中型棉纺织企业经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盈利。如果再考虑到老棉纺织企业的其它不利因素，如历史负担重、布局不当等，棉纺织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行业内企业间效率差距明显的行业。在市场经济国家，所有企业都平等地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成长，企业间效率水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否则必被淘汰出局，新进入者更难以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当众多企业亏损时，新投资者会知难而退。在我国，许多新投资者对企业间效率差异有清楚了解和对本身竞争能力有足够信心，其行为是理性而不是盲目的。

　　3·不平等竞争使低效益国有企业长期生存，导致“优胜劣汰”过程缓慢和全行业效益持续低下

　　国有棉纺织企业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棉纺织企业，存在着现实的退出困难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停产首先面临职工安置问题，处置不当，会影响社会安定问题。因此只要有可能，政府愿意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贷款使其维持下去。特别是棉花市场的管制，使政府有能力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企业的财务表现，使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长期劣而不汰，这是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长期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低效率企业占有市场份额，阻碍了优势企业的扩张、全行业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组织的改善。[16]

　　3·3行业特点的影响

　　1·规模经济不明显，大企业竞争优势不突出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要素结构与技术水平下，棉纺织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并不显著的行业，进入障碍较弱。这可以从规范的技术经济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得到证实。据中国产业经济技术研究联合会组织专家研究的结果，2万锭左右的棉纺织厂与更大规模的棉纺织厂相比，在生产成本上并没有明显劣势。（中国产业经济技术研究联合会1992）。而据笔者对一些业内人士的访谈，一万锭左右的棉纺织厂就没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问题。[17]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我国棉纺织行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与行业平均规模基本相当：1995年底，以全部棉纺织企业计，平均每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165万元，平均销售收入为2505万元，而外商投资棉纺织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净值为1473万元，平均销售收入为2675万元。（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年a ，1997年b ）。显然，批评我国企业规模过小时通常所列举的原因，例如盲目投资、不注重效益、地方分权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在分析外商投资企业时不适宜的。应该认为，外国投资者选择这种“小规模”企业，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环境、要素结构和技术水平下，这是有竞争力的规模。看来大量中小企业进入并与大企业竞争是正常现象。

　　在一个市场相对份额下降、存在过度竞争、规模经济并不明显的产业中，大企业不一定比小企业更有竞争力。因为如果需求下降，相对于市场规模而言，大企业规模过大，因而缺乏活力。小企业虽然没有大企业资本雄厚，但若因经营状况好于大企业，则在竞争中小企业占优势是完全可能的。（Ordover and Saloner 1989）。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某些市场份额相对下降的行业中，大企业率先退出竞争，例如英国合成碱业和铸钢业在进入调整时期后，都是大企业率先退出。（Ghemawat and Nalebuff 1985）。我国的大中型企业以国有企业居多，体制方面的不利因素多，因此“以小挤大”很可能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2·资产专用性强，存量调整困难，导致长期效益低下而不能退出

　　棉纺织行业长期效益低下而少有企业退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退出障碍强。一个行业的退出障碍主要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产品改变后毫无用处的资产（资产I ），这类资产也称为沉没资产；第二类是经过有成本的调整，可以适应新的产品生产的资产（资产II）；第三类是不需要调整就能适应新产品生产的资产，但是相对于新产品而言，这类资产的成本偏高，存在着更有效率的替代资产（资产III ）；第四类产品是有广泛适应性的资产，产品改变不会使额外成本产生（资产IV）。（Mises 1966）。

　　棉纺织行业的退出障碍较强，向其它行业的转产困难，这是由于纺织行业中的资产I 和资产II占其资产的绝大部分。首先是机器设备的专用性很强，没有通用性：纺锭、织机只能纺纱织布，无法转产生产其它产品。其次是技术能力和操作工人技能的专用性也很强，纺织企业主要靠自已的力量可以开发的其它行业的产品数量很少。因此，所谓的“存量调整”模式，在纺织业向其它行业转产过程中很难应用。沉没资本比例较大的行业，在一定幅度亏损状况下继续生产，是一种合理选择。这里的“一定幅度”是指产品价格处于低于平均成本但高于平均可变成本这个范围内。[18]直观地讲，在这个范围内，生产虽然产生亏损，但停止生产的损失更大，因为固定投资是沉没资本，不可回收。不过，当企业处于亏损状况时，信誉下降，往往导致流动资金困难，使生产难以为继。如果企业有能力维持必要的现金流，继续生产就是合理选择。对我国的国有棉纺织企业来说，沉没资本比例高，又能在亏损状况下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因此一部分企业长期在亏损状况下继续生产就不难理解。

　　3.品牌作用较弱，生产集中过程不明显

　　不同种类产品商标的重要性不同。对有些产品来说，商标对购买者非常重要，因此这类产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创名牌，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目前已有许多制造业市场开始呈现出向名牌集中的趋势，因此，虽然这些行业内也有相当比例的亏损企业，但由于部分企业可以获得较多利润，使全行业效益并不太差。相比之下，棉纺织行业的“品牌效应”较弱。棉纺织品是典型的“同质产品”，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只有产品名称，如“纯棉布”、“混纺布”等，并无产品品牌，或消费者不太重视产品品牌。因此，产品质量好、档次高的企业，难以通过“名牌”战略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也难于使产品价格处在合理水平。

　　4·发展阶段转变的影响

　　我国棉纺织业目前的困境，还可以发展阶段转变的角度看待。从世界范围看，棉纺织行业往往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主导产业之一，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扩张后，又成为需要重点调整的产业之一，其原因是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从国内需求变化看，棉纺织品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生产扩张随即减缓；从国际市场环境看，随着出口量不断增加，贸易磨擦加剧，同时，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国家在生产纺织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会逐渐减弱。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和必经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中国棉纺织业具有一些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棉纺织行业的体制特点，使这个过程显得特别困难和持续时间较长。

　　4·几点启示及对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可以引出下面几点启示和政策建议，不仅适用于棉纺织行业，也适用于其它竞争性制造行业。

　　1·体制转轨各个方面不同步，会导致“竞争失效”，不能产生优胜劣汰作用，这是“过度竞争”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深入、全面推进体制改革

　　棉纺织行业的案例表明，当要素市场不开放、各类企业能以不同的价格获得要素、低效益企业能长期得到补贴、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时，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就会被削弱、扭曲甚至反向发挥作用。这是包括棉纺织行业在内的一些制造行业存在“过度竞争”问题的重要体制原因。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继续推进，形成正常的竞争环境，辅之以必要的援助退出政策，一个行业不会长期处于“过度竞争”状况之中。概括而言，这些行业要摆脱困境，首要条件是使其处于竞争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中。

　　2·产业组织结构决定于当时的市场环境，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选择都要考虑适用性问题

　　产业组织结构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决定的。中国过去长期存在有利于新建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所谓的生产分散、规模不经济等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合理反应（江小涓刘世锦1996）。对于人们经常批评的“技术先进、产品质量高档的大企业亏损，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中低档的中小企业盈利”的现象，也需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多层次的国家，对棉纺织产品技术与质量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消费者选择的是适用性，而不是单一的技术水平或质量标准。如果企业采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颇受消费者、技术专家和质检部门的好评，但若按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会导致财务困难，即当产品价格上升到可以维持财务状况的水平时，需求就会大幅度下降以至不能维持企业生存。仍然表明技术的选择是不适用的。总之，在市场经济中，“财务状况”是一个远比“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更优先的标准，一个项目是否成功，要看投资能否获得恰当的回报，这个标准达不到，其它指标是无意义的。如果通过压制、减少来自低成本企业竞争的方式，使那些新产品在高价基础上获得市场，其实质是通过损害消费者和一部分生产者（低成本技术使用者）的利益来保护另一部分生产者（高成本技术使用者）的利益。

　　3·在结构剧烈变动时期，传统产业退出援助应该成为政府支出的重点之一，但应尽可能减少这类政策对市场功能的负面影响

　　以沉没资本为主的传统产业，在结构剧烈变动时期，会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要面对减产甚至关闭、破产问题，如果转产，需要大量投入。这个过程企业自身难以完成。特别当调整时期集中、涉及企业面广时，政府很难承受将此类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处理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二战以后，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慎之又慎，一般都实施一整套援助政策，推动调整过程，减轻调整的负面影响。对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是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政府支出的重点。对退出和转产企业的资金支持、失业救济、再就业援助和区域经济振兴援肋是政府援助政策的主要内容（江小涓1996b ，第9章）。

　　但是，调整援助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导致企业的不当行为和减弱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当不存在结构调整援助政策时，如果生产设备过时或失去竞争力，企业就会淘汰和更新设备。但是，由于政府推行退出援助政策，对淘汰和更新设备给予补助，企业就不会自动淘汰任何设备，而是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得到额外援助，其结果是本来有可能自行淘汰的设备和主动退出的企业反而继续滞留在行业内。[19]结果是为了促进结构调整而推行的政策，变成了阻碍调整的原因。因此，允许市场竞争发挥作用是首要的，政府援助政策的重点是减弱这个过程的冲击，加强对那些被市场淘汰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和再就业援助，采取措施振兴那些因大量企业关闭而全面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区，而不是替代市场行使选择功能，决定哪些企业应该继续存在和发展，哪些企业应该缩减规模、关闭和被兼并。

　　注释：

　　马洪孙尚清（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吴文英（1983）：《狠抓转轨变型，改善企业素质，为进一步提高纺织工业经济效益而努力》，在全国纺织工业厅长会议上的报告，纺织总会提供。

　　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6）：“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国家计划委员会（1988）：《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控制棉纺能力盲目发展的通知》。

　　杨沐（1989）：《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

　　纺织工业部（1990）：《纺织工业部贯彻〈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的实施办法》，纺织总会提供。

　　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形势、思路、对策》，纺织工业出版社。

　　邓中元杨砾（1991）：《当前我国纺织品供需特征、市场走势与相应对策》，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邓中元（1991）：《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新战略》，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1991a ）：《论90年代纺织工业的战略选择》，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1991b ）：《原棉供求平衡论》，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李大云等（1991）：《关于棉花问题的思考》，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谢泰（1991）：《论纺织业区域性迁移及劳动力流动》，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孔令安（1991）：《我国棉纺工业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邓中元李智玲（1991）：《90年代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战略刍议》，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钱有清等（1991）：《效益随想录——六家纺织企业经济效益对比报道》，“经济日报”3月20日。

　　纺织工业部（1992）《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纺织部、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严格控制棉纺、毛纺生产能力和加强化纤生产能力管理意见的通知〉的通知》。纺织总会提供。

　　中国产业经济技术研究联合会等（1992）：《中国工业产品经济规模》，企业管理出版社。

　　林毅夫、蔡方和李周（1993）：《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第9期。

　　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

　　杜钰洲（1994）：《纺织工业发展形势及对策》，“管理世界”第2期。

　　江小涓（1995）：《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政策》，“经济研究”第2期。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1995）：《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稻葵（1995）：《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第4期。

　　江小涓（1996a ）：《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情况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

　　江小涓（1996b ）：《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1996）：《中国棉花产需平衡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

　　谷学斌（1996）：《纺织业压锭改造为什么这样难？》，“经济日报”7月23日。

　　斯蒂格利茨（中译本1997）：《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江小涓刘世锦（1996）：《竞争性行业如何实现生产集中——对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

　　李俊波（1997）：《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四大难点》，“中国国情国力”第8期。

　　泰勒尔（中译本1997）：《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5）：《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7）：《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版。

　　纺织工业部（总会）：《纺织工业年报》，相应年份版。

　　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中国纺织手册》，相应年份版，纺织工业出版社。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a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b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A.AOrdover and G.Saloner（1989）：“Predation ，Monopolization ，and Antitrust”，in Schmalensee and Willlig（eds ）

　　P.Ghemawat and B.Nalebuff （1985）：“Exit”，“Rant Journal of Economics ”，16.

　　T.Groves ，Y.Hong，J.McMillan and B.Naughton（1993）：“Autonomy and Incentives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San Diego，Processed.

　　C.Johnson（1984）："Industrial Policy Debate"，ICS Press.

　　McMillan and B.Naughton（1992）："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form China"，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8，No.1.

　　L.Mises（1966）：“Human Action：A Treaties on Economics，Chicago”，ContemporaryBooks.

　　B Naughton（1994）：“Chin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ivatization formBe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No 2.

　　OECD（1983a ）："Positive Adjustment Policies：Managing Structural Change"，Paris ，OECD.

　　OECD（1983b ）："Transparency for Positive Adjustment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Government Intervention"，Paris，OECD.

　　T.E.Petri et al （1884）："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Solution or Illusion"，London ，Westview Press.

　　minli Shao，Shuhe Li ，&Weiying Zhang（1997）：“Institutional Change：Privatizationin China”，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内部讨论文稿，E001.

　　R.Schmalensee and R.Willlig （eds ）（1989）：“Hand 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J.Vestal （1993）："Planning for Change：Industrial Policy and Japanese EconomicDevelopment 1945-1990"，Oxford ，Clarendon Press.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03_cms/gb/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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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笔者近几年对纺织工业的研究中，得到纺织工业管理部门和企业多位同志的帮助和启发，特别对徐息和、施禹之、王强、张勇先生表示感谢。在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顾强先生在数据、资料和观点等多方面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各位并不一定同意本文提出的某些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本文的部分调研活动得到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2]例如笔者与刘世锦合作，对电冰箱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作过实证研究，见江小涓刘世锦（1996）。此外，日本学者丸川知雄和田岛俊雄教授对电视机行业和轻型卡车行业的情况做了精彩的实证研究。

　　[3]这两条标准学者和官方都在使用，学者的代表观点可见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编写的《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其中指出，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其标志是三条：非国有经济在产出方面超过国有经济、绝大多数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见上书第32页）；官方的代表观点可见李岚清副总理1997年4月10日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商会年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自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正在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85%的农产品、95%的消费品和80%的投资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见1997年4月11日的《国际商报》。

　　[4]这几条标准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Prof.David Wall就这个主题的讨论。

　　[5]关于这一时期政府对轻纺工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可参见江小涓（1996a ）中的第3章、第4章和附录2.

　　[6]这种行为早在1979年就出现，见〈国务院关于认真贯彻棉纱、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的通知〉，此后波此范围不断扩大。

　　[7]本部分对棉花供需情况和供给体制情况的描述，主要引自两份资料：徐息和（1991b）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1996）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中徐息和先生的论文对棉花供应与需求脱节的情况作了精彩分析，笔者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8]这方面的情况可大量见于当时报刑的有关报道。本文此部分的内容，较多的引自李大云等（1991）和徐息和（1991b ）。

　　[9]政府对棉纺行业进入的限制政策可见江小涓（1996a ）附录1和附录2.

　　[10]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纺织工业部（总会）的观点可参见这个期间纺织工业部（总会）各年度工作会议报告和杜钰洲（1994）；研究者的这类观点在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期“纺织经济研究”及其它报刊有关纺织工业问题的论文中都能找到，例如可见李俊波（1997）。

　　[11]压锭改造技术专项的主要内容是：每压缩一万棉纺锭，中央给1600万贷款，地方给600万贷款，共计2200万贷款，为半贴息贷款，用于技术改造。前两年由工商银行执行这个专项，1994年后改由国家开发银行办理。

　　[12]自96年开始，棉农向政府售棉十分积极，因为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但由于调销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棉价，棉纺织企业购棉不积极，压库严重，估计到97年低，库存棉已达国内棉纺织企业两年以上用棉量。各级供销社作为棉花专营者，深感压力，为了促销，纷纷突破政府规定的价格下限。并要求将价格下浮造成的亏损视为政策性亏损。政府反对这种行为，将棉价下调视为“违规行为”。见经济日报1997年11月8日刊登的供销合作总社的紧急通知“制止棉花供应价格违规行为”。

　　[13]本部分数据来源：棉纺织行业和全部工业的数据见附表2，电子、电气等行业的数据根据《1997中国统计年鉴》表12-11和表12-12中的数据计算。

　　[14]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文献中，“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并不是一个被经常认真讨论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竞争”的基本要素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在剧烈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市场本身的作用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对过度竞争问题比较重视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学者。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大量企业不能顺利从过剩行业中退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本定义主要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参见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6）。对这个问题稍详细一此些的分析，可参见江小涓（1995）

　　[15]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级地方政府与所属企业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改革过程的推动作用作过分析，例如Groves etc.（1993），Shao ，Li ，&Zhang（1997）。

　　[16]当然，低效率的企业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也会有同样问题。但不同的是，非国有企业没有能力以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耗下去”，而是迅速进行调整。例如，当80年代中期纺织品市场销售不旺时，乡镇棉纺织企业的生产能力一年就减少了37%（孔令安1991）。

　　[17]纺织工业总会在规划棉纺织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要求每个项目达到1万锭的规模，这也反映出主管机构对规模经济的判断。

　　[18]形式化的分析可参见经济学教科书，例如斯蒂格利茨（1997）第292-293页。

　　[19]日本纺织行业调整中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企业将本来打算淘汰的纺绽也说成是应政府要求才准备淘汰的纺绽，从而得到政府的资助。中国也出现过这类问题，例如，80年代中后期，政府按各个企业生产能力核定进口彩色显像管的比例，结果是企业为了得到较多的进口许可，将一些已无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继续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