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八度，现实问题总要上升到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

    曾经有一段时间，主流非主流经济学、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成为热点，为了获得争论的主动权，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新左派朋友（或他们自称的非主流经济学者）擎起了意识形态这面久违了的旗帜。一事当前，不是首先分析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将问题提高到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念的高度，上升到政治立场政治路线的高度讨论研究。按说此法并不新鲜，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大批判开路，其核心要义正在于事物认识判断的意识形态化；改革之初，解放思想所以成为一切工作的前提，就是因为是非判断意识形态化之恶习根深蒂固，不破除它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禁锢，一切改革无从谈起。对此文革遗风，邓小平先生采取了不争论、让事实说话的策略原则，以防社会陷入意识形态纷争的泥沼。只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争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时隐时现、时冷时热的存在着。最早它围绕着坚持还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或既定方针展开，具体表现为两个凡是之争；后来围绕着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主还是以计划调节为主进行，具体体现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由于改革进程的飞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东西已经很难分辨，原先众多被理论家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早已成为改革后国家社会提倡和大力推行的东西，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先生“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坚定的政治态度，使得计划—市场、姓资—姓社、公有—私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不吃香、没有市场。

    1990年代中期之后，体制改革进入到纵深发展阶段，众多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改革遭遇困难、举步为艰，这就为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适宜的温度土壤。说新左派扛的是意识形态大旗，用的是价值观和政治立场这样的思想武器为自己的观点撑腰辩护。这可以从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中见到端倪：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坚持公有制还是倡导私有化；坚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搞全球化，是反资本霸权、反帝国主义，还是为跨国公司利益辩护，搞资本主义化，搞全盘西化；是站在权贵资本主义立场上说话还是站在弱势阶层利益上说话。这些说法的文革句型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坚持集体主义观念还是坚持个人主义观念；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话办事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办事。说他们们将具体问题变成价值观问题，指的是：明明探讨的是遵守wto规则对我国的弱势产业的影响及其利弊，怎样利用wto规则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但是一争论起来，马上高八度，变成为：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还是站在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立场上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是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坚持西方主导下的全球主义；明明是怎样摆脱国企面临的困境，怎样使公有制企业增强活力的问题，但是一讨论，马上变成了坚持公有制还是倡导私有化，发展完善社会主义还是搞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的价值之争；明明谈论或面对的是应否扩大人民群众参与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权利，应否完善和推广村委会民主选举，应否加强舆论监督的问题，一讨论就变成了“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民主重要还是发展经济重要”，“有了民主，经济就一定能够快速发展吗”这样一些不着边际的价值观问题。当然，“右派”在这里也有失误，不是具体的谈论问题，也是高八度，一谈民主就马上将问题提到天赋人权的高度，提到联邦制的可能性与多党制的必要性的高度。置实际存在的具体的民主问题于不顾，置能够切实推进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主制度建设于度外。

    新左派或非主流学者将具体学术观点、思想方法、政策选择的争论，变成价值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有两大好处。一、可以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地位。从来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观点最具道义感召力，最具毋庸置疑的正确性。与之不同的立场总是沾着“私”字“富”字，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难分伯仲，一开始就注定自己要甘拜下风；二，可以在政治上的占据正统地位，具备政治正确性。新左派喜欢挥舞意识形态大棒，摆弄意识形态利器，其目的在于占据争论的制高点，借重政治权力，使自己的观点居于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问题是，如果人们均拉大旗作虎皮，都代表国家、民族、无产阶级、农民兄弟、弱势阶层说话，都站在这一绝对正确的立场上给对手扣上立场错误的帽子，那么，谁又能来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呢？这样的做法，除了给正常的学术研究与思想讨论增加几丝恐怖气氛，增加若干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禁区之外，对理论的进步与是非的判断，恐怕少有帮助。

  二、纠缠于价值与意识形态之争无益于现实问题的合理判断

   今天，主流舆论或者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强调市场化？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计划、控制、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自由、分散的发展模式转变，这一历史转变还在继续中。我们的改革，说白了就是从计划化向市场化转型。市场化的改革已经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已经由尝试性、探索性的市场化改革，转向坚定不移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立完整规范的市场体制要求相比较，当前市场化在许多方面还做得很不够，需要不断深化。比如我们金融业要逐步市场化，利率要市场化，住房、土地批租甚至职业选择都要进一步市场化；比如，我们要打破国内市场地区分割的壁垒，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要逐步取消一些领域、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给私营甚至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至于说不要将一切都市场化，这是既不可能做到也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假问题。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即使经济生活领域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今天所以强调市场化多一些，无非是因为传统体制中非经济的权力控制、行政干预过多，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中不少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化不够造成的。

    值此改革共识建立的关键时刻，提出反市场化或不要过分市场化的主张，确有不识大体或逆历史潮流之嫌。当然，反对过分市场化的人士是看到了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的。问题在于，怎样避免这些弊端，或者说，现阶段哪些东西可以市场化，应该由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哪些东西不能市场化，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控制与协调。这样的讨论既不是反市场化，也不能称之为反对过分市场化，而应视为完善市场化的研究与讨论。比如，今天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调节的，但是由于特殊的经营环境与垄断因素，民航铁路票价、电信资费、公共汽车票价等至今依然需要政府的管理与控制。如果你说这些行业的票价尚不能放开，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根据的；如果你说的不要过分市场化，指的是技术资格、专业证书、官员身份等等不能依靠金钱买卖，不能由市场自主解决，那么毫无疑问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你说的是，银行业必须由政府垄断，不能完全放开，利率非由国家计划控制不可，不能搞利率市场化。那么，这样的观点是可以讨论并且是有是非可言的。但是，如果你仅仅抽象的反对倡导市场化的主流观点，仅仅笼统的提出反市场化要求，那么人们就不知道你究竟要反什么，也难以对你的观点合理与否做出判断了。

    为什么要强调私有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从限制改造取缔私营工商业、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政策主张，转向允许、放开、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直到今天，这种转变仍在进行中，私营工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尚未能得到根本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整体效益滑坡，国企实际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效益相比很不相称。其日益严重的亏损和破产问题，其造成的巨额银行坏帐，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整体良性运行的重大隐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怎样解决？是继续输血、贷款、提供优惠政策，还是退出竞争性领域，出租、拍卖、转让或者转制；是维持原有公有制模式，还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这一切均牵扯到怎样看待私有制，如何发展私有制的问题。从理论上或抽象的角度讲，公有制私有制孰优孰劣，似乎不难以判断，此问题也是改革前理论界经常谈论且早有结论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巨大影响，正是来自于对私有制弊端的深刻揭示和对公有制优越性的有力论证。但历史的现实是，不论公有制的蓝图如何美妙绝伦，也不论私有制的历史和它的发展有多少恶名和不光彩，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活力、效率与整体增长不如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体制不如家庭承包体制，国营企业的效率普遍不抵私营企业的效率，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问题是，现有公有制组织模式已经不能保证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环境下的有效生存，未来的和理想的模式尚在我们理论家的头脑中。今天，人们所以会面临国企“私有化”现实，并非国家发展策略上的主动选择，而是解救危难的被动措施；不是主张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理想的产物，而是为了保住几十年辛勤积聚起来的国有资产，使其不至于悄悄流失或在带病运转中损失殆尽，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值此国营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挑起所谓坚持公有制还是倡导私有化的争论，其作用，除了为实际工作者、为现实的改革设置意识形态障碍外，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强调不要搞私有化的人，应拿出具体意见来：怎样保住我们大批的公有制企业，怎样才能发展和挽救公有制。没有这样的意见，大谈所谓反对私有化，其实就是空谈、清谈。

    价值乃目的和倾向，将某一种“主义”视为价值追求与信仰，就是将这一主义所代表的目的、倾向看作主要的和第一位的，比如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一种价值观念，个人主义则相反；民族主义就是把民族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国际主义则是把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当然，这只是各种“主义”字面和通常意义的解释，现实中各种型号的主义在不同人的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各种主义的真实内涵与本质，人们常常争论不已。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人们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实际上，不同的价值观或者不同的主义，不过是对某一种倾向或某一种目的的突出强调，而现实生活需要的却是全面性和多样化。比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是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针对不同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这些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有意义的。即使宣传和弘扬某一种价值观或者主义，也不能忽视和抛弃另一种价值观或主义，更不应将某一特定的价值观强调至不应有的高度。比如说，当集体主义成为一种无视个人利益或压制个人利益的东西，成为一种与个人正当利益追求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时，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值得考虑它的合理性了。

    历史经验表明，对思想和理论问题上纲上线，专注于作者的价值观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观念，除了将争论对手置于不利的政治地位外，就是使问题的公平讨论成为不可能。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思想领域的大批判，除了把社会搞得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外，重要的结果就是：把“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马寅初的人口论等不同的政策主张，轻而易举的判处死刑。事实证明，自称站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一定给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带来多少福祉；相反，被指责为站在右派、富农或资本家立场上提出的政策主张，却可能真正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公社、大跃进、人多力量大的政策观点是前者；“三自一包”、限制人口、指出大跃进的错误等观念主张属于后者。此外，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离开了具体条件与具体环境，是是非难辨的。比如你所谓的维护民族利益或坚持公有制是什么意思？是要推迟和反对加入WTO，或是希望继续维持邮电、铁路、银行的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大力投资兴建新的国有企业。应该具体说出来，然后才能加以判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结论，只有在抽象的立场价值之争中才会出现。因为，相对于民族阶级立场，相对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企业有没有利润、人们生活水平怎样、粮食产量高不高等具体问题的得失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坚持了“社会主义”，坚持了公有制，坚持了“总路线”，站在维护民族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说话办事，那么个别私营企业的存亡，个把外国公司的去留，些许利润的有无，是用不着考虑的。

   三、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

   作为一些观点的简称，或者作为一类现象的笼统称谓，自由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反全球主义者、非主流经济学，甚至所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化、西化等等，其实际内涵和真实所指千差万别，唯有在具体的意义上加以讨论才有可能辨别和取舍。邓小平同志所以再三强调不论姓资姓社，就是因为今天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已很难做出抽象的判断。新的社会主义理念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迥然相异，众多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以意识形态划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结果将人类创造的众多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全推给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才有权利享有的东西，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今天，所谓西化—反西化、私有化—反私有化、市场化——反市场化、全球化——反全球化的争论，实质就是“姓资姓社”问题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争论的消极后果同姓资姓社相同。如果你所谓的西化指的是采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指的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制度，指的是我们社会更多的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更多的融入世界主流之中，那么，这个“西化”就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进程；如果你说的反西化，指的是不要将西方的红灯区、贿选、两党制等等东西引进来。这是学习外国经验的选择问题，这样的西化我们当然不会要。我们向西方学习，从来是向西方好的东西学习，采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不是照搬其腐朽没落的东西。如果你的市场化指的是，按市场经济的原则组织经济活动，以是否有利于市场体制运行为宗旨改变现行的政策制度与管理体制，那么，这个市场化乃14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如果你的反市场化，反对的是将等价交换的原则引入到政治生活，反对的是用钱买官，用钱买权，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反对是正确的。只是这些东西既非市场经济社会所独有，亦非市场经济社会所坚持的。市场经济要求公正廉明权威的政府，不公正和腐败现象普遍存在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相悖，欲建立合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坚决反对不公正与腐败现象。说市场化不能避免或不能解决用钱买官、权钱交易的问题，等于说承包制解决不了孤儿寡母的生活困难，进口轿车解决不了轿车走私的问题，这是把性质原因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混为一谈。

    具体讨论问题的重要性还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硬要将各具所长、相安无事、共同发展的中医与西医体制的建设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说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符合中国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西医则是代价昂贵、弊端众多、不适合中国国情，充满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东西。因此，应大力倡导中医主义，反对西医神话，或者说反对神话西医体制，反对“西药主义”。这样做，既不会对中西医体制的健康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不会给亿万普通患者治疗病痛与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带来帮助，反而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顾忌和考虑，使得中西医治疗体制的建设与发展受阻。如果少一点抽象争论，从具体的意义上谈论问题。假若中药主义者指的是胆结石不用动手术，只服一个疗程的汤药，几无痛苦且费用极低，石头即可排出体外。那么对胆石症而言，人们选择中药治疗无疑。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成为中药主义者理所应当；如果中药主义信仰指的是肺炎高烧不退，坚决不用抗生素，用了就是神化西药，那么我们肯定要考虑这一中药主义信仰的合理性了。

    事实上，在治疗疾病的实践中，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均不需要纠缠价值观问题，主义之争、立场之争对他们的选择和取舍毫无意义。实际经验和希望达到的目的使人们很清楚，什么病应该去中医院，用中药针灸治疗；什么病应该请西医，用西药和外科手术治疗。判断、取舍与决策的依据，完全以人们面临的疾病及其状况，以中西医不同的特长和局限，以有利于疾病治疗、有利于患者的利益为转移。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处理亦应如此，不要纠缠于“主义”、“立场”这类大而不当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选择与决策。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进步，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仅应该采取马克思列宁的政策主张，汲取8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也可以采用凯恩斯、弗里德曼政策主张中对我们有益、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东西，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在政策选择上，很少意识形态观念的顾忌，凡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的东西，不论是社会主义观念还是基督教价值观，不论是马克思提出的还是凯恩斯提出的，只要合理一概将其变为现实，这才有了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他们能够在政治领域大胆的实行“中西医结合”策略，我们难道就只能作茧自缚、抱残守缺，纠缠于姓社姓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西化反西化等意识形态观念，犹豫不决、不作决策，不敢采取行之有效实事求是切合实际的政策主张吗？果真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有脑袋进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