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温家宝同志担任总理以来，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政策意图已在讨论实施之中。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认为从市场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化”。首先，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得要先明确产权主体，有了产权最清晰的私有经济主体，才会有市场经济。所以理论界必然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场化，当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因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必须全球化，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在这种倾向下，很多人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我们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经验，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来归纳。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
　是不是这样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并非灵丹妙药
　这几年，我先后去了30多个国家，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去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的情况。
　墨西哥人口约在1.3亿，而且紧邻在美国的家门口，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们高。但是，墨西哥面对的三大差别问题解决了吗？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个农场主。我说，你的农场在哪个州呢？他说，你的问题错了，应该问哪一个州在我的农场里。意思是说他的农场很大，已经超过了一个州的范围。墨西哥38个州，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比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要达到人均3000美元还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困率，农村仍然凋敝，小农仍然破产。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只不过是从空间上把农村的贫困平移到了城市，变成了城市贫民窟人口。
　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剧，正常的法制社会就无法建立。新闻报道说，墨西哥监狱暴乱。那是因为囚犯太多，国家无法治理，就从囚犯中选最有实力的人当狱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会。甚至由于解决不了囚犯的问题，要安排妓女到监狱中去工作。这样的社会矛盾，连监狱警察都解决不了，难道不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吗？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识分子宣传贯彻的“四化”，应该要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了，也彻底得多了，但能解决问题吗？按照墨西哥国内非主流的学者计算，贫困比重超过50%，比陆学艺老师在中国做的十大阶层分析严重得多。
　再比如巴西。巴西劳工党工人出身的总统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他的口号是巴西没有理由饥饿。因为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巴西有大规模的农业，却让老百姓饥饿？尽管巴西想消灭饥饿，容易吗？因为，农场主不管国家的事，政府要达到什么目标跟私人农场没关系。私营农场主追求的是效益，种经济作物效益才高；种大豆向中国出口，种甘蔗、花生，也是为了出口获得利润，而不是为政府解决饥饿。所以，卢拉竞选当上了总统一年了，要解决巴西的饥饿在完全私有制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巴西存在全国的无地农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是和平的运动，目前尚有35万农户住在帐篷里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们中国可相似了，人口10个亿以上，70%在农村，人均耕地规模比较小，农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无地，于是乎，印度的贫民窟也是世界最大的。
　请问，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试试看？只要一动，就遇上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百姓，往哪儿搬呀？公路从两车道变成4车道，试试？公路两边也是贫民窟，几乎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有大规模、高效益的农业，但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简单地讲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去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哪一个不比中国更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却有哪个真正解决了国内矛盾？哪个社会矛盾不比中国更严重？
　请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国特色：不是每人，而是把个人计算到农户家庭，给每个家庭三十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这只有在中国做到了。
　2004年1月，我从印度考察回来写了一篇报告叫《无地则反，党争则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温铁军似乎在维持公有制、集权制。其实我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无论谁，只要做了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放手推进土地私有制，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这个社会相对稳定。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社会不安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是给了农民一块地，他得保住这块地。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城市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原因。
　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头一到晚上就是一个景，什么景呢？进城打工、流浪的人没地方住，沿街一两公里的排开像大摇篮一样手工编成的竹筐子，每个人一个筐子，头和脚在外边搭着，人在里边睡觉。这是那些进城时间不长的人，连去搭一个纸板子、破铁皮棚子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睡筐子。这是在南亚，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湿热，顶多不过是下场雨，权且当作洗一个澡，要是在咱们这儿呢？北方地区冬天结冰，那是要冻死人的。中国真的要这种局面吗？今后无论谁谈私有化，让他去那些贫民窟，也许就明白了。
　中国得到大致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仍然实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至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还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稳定，就不闹大事。 就业和能源困境非全球化与城市化所能化解
　而且还得踏踏实实地承认，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说只要对外开放了，外贸带动制造业增加，农民人口就转移了。那么容易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测算，全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总量9000多万，有可能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部都搬到中国来吗？不可能。人家的飞机、大炮、坦克得自己生产吧？否则凭什么维持所谓国家竞争力？不能简单地说对外开放引进制造业，劳动力过剩就解决了。
　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时答记者问，第一个脱口而出的数据就劳动力数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问题很复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才不过3亿多。我们中国一国劳动力总量现在就是7亿多，几乎是你们的两倍。他很注重国情分析。如果进一步把农村半劳动力加上，是7亿多吗？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没人给退休金，还得下地干活。至少有50%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上不起中学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劳力，仅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就在5个亿以上。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了。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呢？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需要1个亿的农业劳动力，对付这十几亿亩的耕地就够了。如果按照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需要5000万。现在农村5亿劳动力，农业只需要1个亿劳动力，那潜在的失业半失业不是得有4个亿吗？靠什么解决呢？
　基本国情问题搞不清楚就空谈这化那化，空谈误国。
　十六大以来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为什么？我们的人口转移不出去，发达国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仅我们现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将来会更进一步过剩。因为我们人口最高峰值是16个亿，将会在2020～2030年出现。转移不出去，内部又消化不了，现在才4亿城市人口，怎么设想16亿人口的时候可以实现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12亿在城里，怎么可能？
　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农村的20多倍。这个倍数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农村人每天洗吗？城里人洗衣机是农村人端个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发展城市的结果，首先是水资源哪儿来？我们现在600多个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扩张？哪儿来水资源？显然城市化扩张是要受到资源限制的。
　此前热炒了一两年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案，是什么问题？普京代表了俄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得了70%多的选票，他为什么对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刀子。因为当年我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俄国，曾经签了协定，俄国向中国每年供应不低于3000万吨以上的石油。尤科斯公司给我们石油，管线应该从西伯利亚修到大庆，叫安大线。但现在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原则，只卖给中国一家，卖不出好价钱，要另外修安纳线到沿海，对日、韩、中三国卖石油才能抬价，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中国没办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原来指望这条北部的石油补给线告吹了。西部石油补给被人家做了安排，在中亚驻军，卡住石油脖子；北部的这条石油补给线陆上通道又被干掉了。都是战略伙伴关系。桌面上握手，桌子底下踢。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中国崛起，中国太大了。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当前面临的众多矛盾只能在中国内部解决
　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其实我们不过是遇到人家300年前的局面。怎么解决呀？内部解决当然就得用内部的手段。我们只是矛盾内部化处理了，没有向外转嫁而已。因此不能随便照搬西方通过殖民化大量转移贫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现代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圈地运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无地农民增加，导致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大面积发生。第一次圈地运动期间，在广东省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为征占土地而引发的；在第二次圈地运动期间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农民上访告状是因为征占土地。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最能够产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资源，并把它转化成可供交易的资产，甚至是进入虚拟交易的题材。而能够最快形成收益的资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资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银行贷款就几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为，只要圈占了一块土地，那么，土地作为一种短缺资源，它的潜在升值预期和产生附加的“机会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资本是最容易与房地产资本结合的。
　此外，还因为市场条件下一般产业资本的风险比较大。比如，今天办一个工业企业，明年黄了是非常可能的。竞争加剧，产品没有技术含量，不很快就黄了吗。更何况，对中小企业来说，市场是越来越难做了。地方搞中小企业需要多少年的奋斗才能打开销路，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必须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机性的领域，无论你是搞房地产，还是搞股票，银行贷款一般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总之，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在中国只能内部解决。
　讲了上面的道理，就应该明白了，我们在90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随后进入了资本经济，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的两级分化必然加快。内外矛盾都很复杂。因此，就得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路继续下去，我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仅国内的矛盾已经尖锐了，国际上还被美国人视为“邪恶”国家。随之，从19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面临的威助是什么了。所以，江泽民同志1999年6月份采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建立陆上能源供给通道，同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时候，又有些人说：我们把资金投到东部，一年可以打十几滚，为什么要开发西部？也许这些短视思维的人不能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我们海上石油运输70%的分量要经过马六甲海道，这不是与当年日本的毛病一样吗？日本当年为什么要打东南亚？就是因为海上石油通道被欧美控制。日本没有石油。而它在满、蒙地区的殖民扩张，投入现代化军队，没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国东北当时没有石油。所以，只能经过马六甲海峡向中东要石油。而马六甲海峡被欧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线呀。
　而如今，我们70%的进口石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现在已经是三分之一以上靠进口了)。无论是发展现代国防、现代工业，还是老百姓的现代生活等等，都得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内部挖潜，另一方面是靠海上运输。
　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恶化。所以，一方面出动大型国有公司到中亚五国去买石油资源，买石油勘探权；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五国是世界第二大油气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给投资帮发展，互利的结果是得到资源供给。于是，就着手建立从新疆到上海的油气管线，这条管线4600公里在中国境内，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进入中亚。
　但是，阿富汗战争一打，美国、俄国相继在中亚驻军，卡住了向中国输石油天然气的陆地通道；此后，美国又动员欧洲银行，从里海往西亚往欧洲修输油管道，这可能卡住中国的石油补给。俄国人则是从中亚一直南下到阿富汗北部，至今还控制着阿北方的军阀。为什么呢？维护的是俄罗斯的利益。
　我有一次与西方学者讨论，当他们叫板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算一笔账，如果把欧洲向外的移民都计算回欧洲，会有多少人？欧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现在老欧洲三亿多人口，就变成七亿多。欧盟十五国不打翻了天那才见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计算回来，欧洲人口会超过了十亿，都集中在欧洲这个半岛型的大陆上，请问有环保吗？有人权吗？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世界上所有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尖锐化。这也是世界普遍经验。
　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只不过是通过殖民化向外转移来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约搞了500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基本结束。其中，中国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门不是更近吗？再比如东南亚，不是直至上世纪70年代才真正争取到独立吗？
　所以尽管我们说，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放在我们前面河里的石头，都可以摸着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都可以摸，可一旦摸到这里(社会矛盾问题)，没法再摸了。因为这块石头上写着“坚船利炮”、“殖民战争”。只怕是刚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胡温新政背后的研判依据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当我们正处在这个国家面临战略转变阶段的时候，能照搬西方一套的说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看照搬不得。请看，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来他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一个执政党领袖的高明之处。你们再看看温家宝总理就任总理之前干了什么？到东北下矿井，跟矿工用一个饭盒吃饭，用一个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提醒我们的各级干部，90年代傍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该去帮农民、帮工人了。今后如果你们的镜头仍然出现在大款的宴会上，早晚出事。如果你们也出现在农村，像温家宝总理一样到工人、农民中间，那就是亲民，是立党为公的表现，是贯彻胡温新政的表现。如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执政党要求各级干部应有的起码的标准，强调以人为本应该是执政的前提。如果不转过来，仍旧还是招商引资傍大款，那是90年代的图景，说明你落伍了，既没跟上胡温新政，也没跟上十六大以来的战略转变。
　所以，再不能把原来90年代盲目照搬过来的理念拿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很多过去正确的口号都应该重新认识。比如说依法治国。在提出之后不久就作了修正，强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结果被有些人批判。甚至共产党惩治腐败搞的“双规”，都有很多法学家批评说是违法的。这不迂腐吗？当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宣誓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对不对？现在根据誓词就能对党员干部进行“双规”。党员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产党员，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何况，现在哪几个被“双规”的没问题？双规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怀忠。当年(80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这个县级市的副书记，分工就是管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是搞农村试验区工作的，所以我认识他，眼看着他一步步当上副省长。即使知道他有问题，你能查证吗？现在不仅“双规”，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东来“双规”，他跟本地没有任何联系了，谁也不能出假证了。还没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吗？最后判死刑。另外，那个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长，不也是下了飞机就车接走了，说是开会，直接拉到“双规”地点。不靠这种手段怎么解决？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决。
　我们曾经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以来的“中国逻辑”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
　往前看十几年，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来概括。十四大关键词叫做“市场经济”，十五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资本经济”，2002年的十六大则提出了“全面小康”。
　把三次的提法联系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理解。
　因为，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当成一个口号来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当成扶贫、推行低保，而不愿或不能把执政党代表大会政府报告关键词的不同，看作是整个国家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的概括。
　深入理解1992年以来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其实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并不矛盾。
　十四大之前中国的改革可归纳为“放权让利”，政府已经从1979-1985年的农产品市场购销和价格改革开始，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控制。1988年又进行了“双轨制”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成立了“方案办”，包括吴敬琏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学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尽管那次“物价闯关”改革失利，尽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没有像农村改革那样先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再放开价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后来还是化解了、或者说暂时度过了危机。
　至此，中国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初步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环境之后的意识形态反映。
　在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前后，国家随即放开了三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经济领域：第一是证券市场、股票交易。这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价值化的、可以被拆细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企业资产；不仅是固定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随之，虚拟资本在中国产生。
　其次是同期开放的期货市场。
　第三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亦即房地产市场开放。
　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出之后，开放证券、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资本经济客观上应运而生。
　世界上所有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
　讲了上面的道理，我们就应该明白了，中国在90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随后进入了资本经济，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加快。内外矛盾都很复杂。因此，就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路继续下去，我国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