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五”期间的改革和建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研究中国未来中长期的发展战略，需要看清现在我们站在什么起点上。四个新起点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呈现新的增长态势。“十五”的中期，中国经济走出了经济低迷，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后的新资料，预计“十五”期间年均增长可能超过9％。从2003年~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9％已经维持了3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稳定增长的平台，并且出现小幅趋降的态势。未来中国“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把稳定增长的平台尽可能延长一些。根据我们的分析，一些收缩性的因素在2006年将要出现，如果收缩性的东西多了，经济可能下滑的幅度比较大一些。总的看，经济增长态势是高位稳重、小幅趋降，没有必要恐慌，引导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延长稳定增长的时间。
　第二，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导致发展空间扩大。结构变动最突出的表现为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研究中长期发展，一定要看影响经济周期性变化最深厚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产业结构变动，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关注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就是最终的市场需求有什么新的变化。如果不研究这个，我们可能陷于被动，缺乏前瞻性。“十五”的教训之一就是对结构性变化预见不足，致使能源发展规划偏于保守。这一轮消费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住房、汽车类的耐用消费品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消费结构以农产品、满足吃穿用为主，叫温饱型的消费结构，现在已经上升为小康型的消费结构。它拉动的产业主要是住房、建筑、汽车以及电子通信、石化、机械加工等等，终端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这些高耗能的中间产业快速发展，又使煤电油运等基础产业跟不上，供给发生紧张。要使我们的规划和宏观调控政策有一定的前瞻性，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使预期的目标完成得比较好。小康阶段的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10万元档次的耐用消费品。与此相关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之间的关联影响程度较高，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很强劲的，会持续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最近5年提高了7%，高于过去25年的提高幅度。城市化带来城市的投资消费快速扩张，城市对农村消费投资的带动也在增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明显加快，这种循环在过去没有遇到过。未来城市化进一步推进的话，也会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产生非常深厚和持久的支撑作用。
　第三，有了新的体制条件。一方面，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汇率机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正在推进。另一方面，向计划经济发起攻坚战。投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的改革等在逐步深化。“十一五”期间，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将完全结束，开放进入新阶段。这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触动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不断完善新体制。
　第四，我们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发展理念有了非常大的升华。在2000年，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但是这个小康是初步的、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均衡的。例如只有四分之三的人口达到了小康指标，还有四分之一人口没有达到小康水平，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因此，“十六大”提出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经济更加发展，科教更加进步，民主更加健全，生态要改善，生活比较宽裕等等。全面小康比中等发达国家层次要低，更符合现在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为了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要有新的发展理念。2003年，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构想，表明发展理念的巨大飞跃，是指导我们未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我们回顾新起点，光看物质基础是不够的。发展态势和发展空间主要是讲物质基础和发展前景，发展体制和发展理念的变化是更深层的。“十一五”规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未来的5年就要实现行动上的转变，把现有的经济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未来我们面对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维持长达27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9％以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未来全面小康社会要基本实现工业化，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还要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第一，要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占有量，最丰富的煤炭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环境质量可以用10个字概括，即“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55％~60％大体可以比较稳定，而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3％，需要继续提高，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也需要继续加速，这都将加大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问题的要害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相当粗放，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率差。如果不突破现有的技术水平，不改革现有的体制弊端，不改进现有政策的不合理之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根本改观。
　第二，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现。2003年以来，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背后主要是体制性根源没有切断。例如，投资审批制改革没有到位。2004年7月份，投资体制改革才出台，以往都是一直靠行政性审批，实际上投资审批制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如，财税体制不规范，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因没办法消除，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预算内收入靠征收增值税、营业税，预算外收入靠倒腾土地。反复出现低水平扩张和盲目重复建设，就说明现有财税体制存在比较大的漏洞。再如，土地制度不合理，地价形成机制不合理，土地批租环节、交易环节、增值环节都存在很多的制度漏洞。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换届的头一年都是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因为每届新政府几乎都要追求新的政绩。这样，整个资源的配置就会在政府不当干预下发生很大的扭曲，成为这一轮经济高增长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体制性根源。未来“十一五”期间，经济会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严峻的考验。
　第三，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的矛盾非常尖锐。首先，是公共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现在农村基础教育已经面临着危机，主要表现初中辍学率反弹，危房改造资金不能落实，教师工资发不出去，这都应该是政府保障的。公共资源是政府配置的资源，目前向高校或少数重点高校倾斜，基础教育事业得不到保障，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其次，医疗卫生服务严重向大城市倾斜，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得不到保障。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在191个成员国中仅排到倒数第11位。这要求我们认真反思。社会领域还有很深刻的问题。目前，社会流动分层加快，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但是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这种新情况。此外，人口发展态势严峻，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的复杂问题。穷国年轻人比较多，而中国人均GDP只有1400美元，但是老龄化社会的门槛已经迈过去了，这种状态都是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才出现的。我国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和老龄人口在未来10~30年相继达到高峰，适龄劳动人员在2016年达到高峰，总人口2035年达到顶点，老龄人口增长时间还要更长，我们要应对的人口局面非常复杂。最后，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城乡出现新的贫困群体，收入差距是更复杂的问题，现在需要更加关注的是贫困无助的群体扩大，以及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的态势。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必然受到产业配套条件、投资回报率、专业化分工和运输成本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中西部地区的相关条件不太好，客观规律摆在这里，我们应当冷静看待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寻找符合客观规律的解决之道。其次，要考虑人口流动因素，光看GDP份额不能说明区域差距的真实情况。如果算上流动人口以后，各个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以及人均GDP会发生变化。东部GDP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中西部人口流动过来创造的，光算户籍人口不对，要算常住人口，这样一算东部GDP会下降，中西部GDP会提高。另外，现有价格体系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如果资源价格改革到位，中西部和东部利益分配会发生有利于中西部的变化。那么，区域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应当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各地发展创造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事实证明，靠政府直接投资于一般经济建设和竞争性项目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做法是不成功的，还得靠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缩小社会差距。比如中西部可以享受大体上比较一致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大体一样的基础教育。如果政府在这方面失职，地区差距扩大的势头很难得到遏制。
　第五，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加入WTO后，我们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在扩大，但是很多外部冲击和风险是不确定的。各种贸易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企业社会责任壁垒等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我们90％的农产品出口遇到绿色壁垒。还有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国际市场价格大起大落都会影响中国。现在我国进口资源性产品，国际价格就会暴涨。我国出口商品，则会引起价格暴跌，国内的外向型经济部门、企业以及员工就要受到明显的冲击。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外部冲击和影响，需要深入研究。靠目前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提高竞争力，还可不可以维持，也是成问题的。所以，要求我们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外贸增长方式，把注意力放在增强国内应对能力、完善弹性机制上，这样才能任凭风吹浪打、才能岿然不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24个字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即“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着力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建议的主线就是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为了达到基本要求，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目标和七项主要任务。对于经济发展的定量指标只有两个，一是人均GDP到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二是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万元GDP能耗水平比“十五”期末降低20％。下面从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做一个展望。
　首先，经济增长要平稳、快速和可持续，综合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和发展部两个研究部门的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增长速度大体上能够保持年均8％~8.5％，到2010年人均GDP为1700~2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GDP是850美元，翻两番问题并不大。后10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到7％~8％，按照7％测算，202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3200美元，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现在我国还处在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低门槛是756美元，高限为299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是2996美元~9250美元。到2020年我们达到3000美元以上，刚刚改变中低收入国家的面貌。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内市场，13、14亿人口，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市场消费潜力，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素质不断提高。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投入很低，必须有资本大推动，经济才能起飞，然后进入持续循环阶段。但是，中国内源性要素非常雄厚，这种内源性要素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没有的。再考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带来的投资消费需求也是很强劲的。如果考虑改革开放继续深化，还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未来的中长期发展保持比较快的速度应该是有基础的。
　第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应当逐步合理调整。投资率太高不合理，降得太低也不行，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保持合理的投资率。居民消费率应当逐步提高，使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第三，要分阶段实现工业化，稳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判断标准，最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到40％以下。我国目前这一比重是46％，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还是一个工业农业国。城市化要达到55％~60％，大约可以在2020年实现。但是在“十一五”期间，可能达到46％以上，也就是将近200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四，到2020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有较大的进步，后10年取得重大进步。这也是既正视转变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些制约因素，而提出的循序渐进的思路，可以选择一些重要指标作为衡量依据。
　第五，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更好地开发人力资源，使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基础上。
　第六，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的提高。主要的着力点，首先应当是解决城乡贫困问题，其次是建立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激励体系，也要有比较健全的收入差距调节手段。最后，健全社会疏导和协调机制。未来5年中国发展的政策取向
　未来5年中国整个发展的政策导向，应当是围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持实施4个重大战略：
　第一，坚持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整个发展立足于内需，发挥比较优势，转换粗放增长方式，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缓解国际贸易摩擦。
　第二，大力推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以技术创新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符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着力自主创新的要求，要给各个企业和产业提供新的应用技术，同时完善政策，促使企业愿意采用这些新技术。
　第三，大力实施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重点应放在农村中西部、低素质人口、贫困人口等薄弱环节，公平配置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资源，逐步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
　第四，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战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协调推进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4个改革重点，即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完善财税金融制度，实行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公平竞争、资源节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财税政策和金融体制；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道路，就要靠深化改革提供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