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迄今对城市文明的认识仍不充分
　城市化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空间交点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在过去两年里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枝独秀”。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2003~2005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
　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建设部曾提出一个加强城市规划的文件，强调城市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中低收入者建住房。这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城市化拉回到建“工人新村”的水平。显而易见，这种认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各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留下很多著名城市。中东地区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耶路撒冷是两大宗教文明的起源地。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它为圣地。这至少可以说，人类的宗教、哲学等文明进步是和城市的出现与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一句西方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欧洲的著名城市，例如罗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设施，在地下的暗沟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了。这些暗沟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这些城市的警匪片时仍可时常见到歹徒或者与黑势力作斗争的“孤胆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沟里活动的镜头。我们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则没有一个有这种科学的基础设施。人们看到一些清宫戏中，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是靠人力畜力来收集、运送粪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时，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墙上开有专门为垃圾车进出的门。
　二、城市化政策摇摆不定是我国此前战略的重大缺陷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为什么建“简易楼”呢？因为那时认为，不知哪一天炸弹就会落下来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更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场大倒退。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作为中国工业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遗忘”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人们在不停地争论，上海究竟该扩张还是不该扩张，究竟该发展什么产业。一会儿说，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扩张这种特大型城市了。一会儿又说，上海不该再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了，重工业应当转移到中西部去，上海应该发展点高科技或信贷服务业。10年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等待过去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很漂亮、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上海，这是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才有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大城市发展上的战略思路摇摆不定。
　再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三分之一。就是人们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当时盛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给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当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并非全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区在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贫攻坚战”中不得不把可动用的资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贫中去。地方财力、区域内的资源很难向城市集中。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华南以致全国的经济发展。上海的浦东开发也是一例。浦东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致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人们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在“十五”计划酝酿过程中，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战略共识度都比较高。比如说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矛盾。尽管也有一部分人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但在总体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并没有多大争论。再比如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等，这些都没有多大争论。争论最大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部分人认为，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扩张。但另一种意见坚决反对“城市化”的提法。他们认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会走到“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这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造成城乡对立。而且提城市化战略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农民过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环境污染等难题。这种意见认为，我们还是提“城镇化”比较稳妥。他们的想法是，农民要进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当先让他们从村里搬到镇里，从镇里搬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往中等城市搬。农民进城的过程应当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几次的过程。
　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计划所采纳。“十五”计划在“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一节中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但最值得说的是，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计划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我们前面说过，制造业的发展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其实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
　三、城市面貌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城市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一方面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仍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原来的经验、认识可能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最近媒体讨论北京、上海怎样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看，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北京在2008年就要举办奥运会了，还不应当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吗？北京、上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新台阶上，我们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应该。但“十五”计划制定时，我们还不敢贸然提出这个目标。这个例子说明，形势发展带来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见。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应不应当大力发展和扩张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例如，在城市发展中大搞城市绿化、大兴土木扩建新城区究竟对不对？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腐败工程，有人说这是形象工程，各种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就有个例子。在过去两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树。为什么要砍呢？因为这些树成了城市改造的一个障碍。由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引述多种理由激烈反对砍树。最后闹到中央派人来调查。一调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树尽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规划中，新种的树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对“树”的认识分歧，而是对城市化的认识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声音之所以那么强烈，根本原因其实是反对大城市扩张。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省会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区随处可见的以小摊贩为主的“占道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城市广场、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立交枢纽、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成为了新的城市景观。
　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最近两年到很多城市出差，各地出租车司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我们城市的变化大不大。我亲自在一个城市广场听到普通老百姓对我说，我过去两年工资没涨，住房面积没增加，但我们家所在社区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广场，晚上和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散步，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上了一个台阶。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这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我走遍这么多城市的感觉，改造城市面貌是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拥护的。
　很多人以为城市绿地、城市广场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是不充分的。这些城市公共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减灾防灾设施。1908年时，美国的旧金山因为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大火。因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房屋坍塌，救火人员无法扑救。而且水源也没有。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眼看就要火烧连城。最后是怎么救灭的呢？是市长下令把城市中一条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条隔火道。由此救了旧金山的半个城。从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就长了一个见识，城市应当有能够起到隔火作用、避难等作用的开阔街道和广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不充分，包括对城市灾难的认识还不充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地载明，在城市面积中必须有多大的公共绿地、广场。在历史上，毁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城市实在不胜枚举。往近处说，过去30年中就有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户大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训证明，如果城市中没有足够的避难空间，那次生灾害导致的伤亡可能比地震等灾害直接导致的还要大得多。这是关系公共安全的必要设施。
　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远不充分。毕竟我们刚刚起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市这门学问我们还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在自己的旅游宣传材料上说，我们北京有160多座立交桥，而且每座桥和每座桥不一样。有的从空中鸟瞰看像个蝴蝶，有的从侧面看像展翅的雄鹰。这些设计思想都够美妙的。但设计者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立交桥是干什么的？立交桥是一个交通设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标应当是提高通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通行效率呢？立交桥的设计越简单、重复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为越简单、重复率越高，司机的学习过程就越短。过了第1座桥就知道后面的99座桥怎么通过。如果一座桥和一座桥不一样，那么司机就得每过一个桥学习一次。过完第100座桥，第1座桥怎么过已经忘了。如果你到北京出差乘坐出租车，你随便问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不知道北京每个立交桥都怎么走。可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法记住。司机到了桥上经常是左旋右转找不到出口。这样通行效率怎么会高呢？这是一个像修摩天大楼没建厕所一样的原始错误、低级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桥梁专家太笨，而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实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过去两三年的城市绿化、靓化工程。
　还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档升级”。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让更多资源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去，要使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国民福利，我们已经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奥”时，国外反对声音的最主要理由就两条。其中之一就是环境污染。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有媒体曾经用“要就业还是要市容”的话题质问城市面貌改造的动作。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城市资源优化利用、提升城市资源的市场价值是一定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事。以牺牲公共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代价换取少量低档次的小商品经济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浅见和得不偿失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环境，我们就有不了现代化的产业，有不了现代化的就业岗位。这个道理需要大讲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