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谢 平 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 局长

 

 

 

    前两天周小川行长在中美留学生会上专门提到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路线图，网上也在讨论这个路线图。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也是比较经典的版本，前不久我们在友谊宾馆开了一次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讨论会，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做学术研究的大专院校的学者都发表了意见，其中一个经典的版本是银监会副主席李伟和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两个讲话。

    自从去年国务院15号文件下发以后，关于八个省的农业信用社的改革试点现在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最近其余二十一个省马上要铺开。我是50人论坛的成员，今天要讲农村金融改革，因为我们行的几位领导也都是50人论坛的成员，他们就警告我不能讲和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进展唱反调的东西。两天以后国务院要召开农村金融改革会议，这完全是偶然，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八个省都要来，原来我们和银监会一直在起草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新的文件，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的文件，昨天已经下发了。我原来在人民银行研究局做理论研究，一直把农村金融改革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为什么这几年一直研究农村金融改革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作需要。另外，我也劝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方面的学术资源特别多，课题资金特别多，如果去申请课题，很容易，在这方面的投资特别多。所以说，学术的收益在农村改革方面也是非常显著的。我可以劝各位你们有这个精力的话我劝你们搞这个研究，比搞其他方面金融的研究有很好的效益。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尽量把更多的信息量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现在世界上都比较关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进行这么大面积、这么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还有福特基金会，都拿出很多资源投入中国农村金融的研究。如果把中国农村金融研究的成果翻译成英文，很容易就被采用。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小伙子，平时写一篇英文的论文很难被采用，但只要写农村金融的稿子，中稿率很高，而且都是一些高级的杂志。所以，我动员大家搞这方面的研究，余地还很大，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大家搞不懂。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第一，资金外流，金融萎缩。农村人口的密度在增加，这里有很多计算方法，很简单，我就不介绍了。第二，农村的金融机构大部分亏损，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包括农发行、信用社、农行这些正规金融都亏损。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都亏损的同时，农村的民间借贷特别活跃，都赚钱。因为民间借贷完全自负盈亏，为什么这么活跃，说明它赚钱，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还解释不了。第三，基本金融服务跟城市相比，差别比较大。所谓基本金融服务，我们可以衡量一个人，一个家庭，你所享受到的基本金融服务，最起码的是存款、汇款、支付、银行卡、保险、证券、贷款，这些构成家庭的基本金融服务，人力资本也是一个因素。第四，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的差别与公共品的供应有关系，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在农村，地方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也影响了金融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只就金融研究金融，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比如道路，大家觉得这和金融没有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道路和金融有关，交通发达的地方金融业好赚钱，金融服务好一点，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对金融服务就有影响。所以，我们国家人均公共产品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么大，本身也是影响农村金融不发达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公共产品是法律，一个地方提供的金融服务和法律产品很有关系，显然在我们国家，对农村提供的法律产品和城市是不一样的，合约、抵押品、担保，这些都涉及到法律产品，所以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实际上也约束了商业性金融的发展。第五，政策扭曲。长期以来，有关农村金融政策的扭曲也造成了农村金融落后，比如利率政策、邮政储蓄政策、农业保险政策，这些问题都是长期政策扭曲造成的。第六，监管。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地方政府的作用、存款保险的制度、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金融产品的创新构成一个国家基本的金融监管，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是以城市金融为基础的，所以农村金融有一些缺陷。第七，客观因素，即人口密度和自然因素，这两个因素也是严重影响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金融业务发展为什么在各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中国改革20年了，城乡差距在拉大，这种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从1996年到现在，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发了很多文件，如果进行反思，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金融改革不仅仅是信用社，信用社改革只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部分。第二，补贴。长期以来，我们农村金融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补贴，包括财政补贴、中央银行再贷款、小额信贷、贴息，一直在强调利用中央银行的资源去贴息，后来这条路越走越窄。现在看来，补贴是应该的，但是补贴引起的道德风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在补贴和道德风险中没有做好平衡，最后补贴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有些政府部门就说，只要钱放到农村我们就高兴，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钱投入农村所引起的道德风险有多大，这其实并不能发挥真正的效率。因此，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研究，就是政府资源怎样补贴，怎样进入农村。我们在这些方面花了很多钱，比如农发行，中央银行给了几千亿的再贷款，最后也基本上成了不良贷款。最后大家都明白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直接把钱补给农民，所以从去年开始，钱直接补给农民了。还有就是贫困资金，汤敏曾经计算过中国对贫困资金的应用，看每年人民银行有多少贴息，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反思——仅靠补贴解决不了农村金融制度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第三，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一次信用社改革就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第四，商业可持续性。这个观点是中央银行的领导提出来，农村金融改革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这样才能促进农业金融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待会我谈到农村金融怎样平衡商业性和支农性。原来我们强调以支农为主，后来亏损了，亏损之后支农也做不到了，就开始强调以赢利为主，但是支农的观念就淡化了。所以这个平衡现在没有做好，有人说，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政府就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给什么样的补贴，使金融机构在农村既做到商业可持续性，商业率又能提高，这就对了，问题是现在我们要找到这种激励方式和制度安排。第五，农村金融改革现在看来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包括证券、保险、期货、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间金融组织等。这次信用社改革，人民银行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给国务院上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涉及的一系列保险、期货。比如期货，大家注意的比较多，实际上这一次玉米上期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为什么呢？通过大众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可以对冲价格风险，对冲贷款风险。这一点我们原来重视不够，去年我们开始设计，现在推出了玉米的期货，就是为生产玉米的农户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以后贷款就放心了，因为玉米的价格风险不存在了，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农村金融改革的综合性。

 

    这次信用社改革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取得了一些成绩，它的支点主要是两个：第一，发挥了地方的作用，中央下决心把管理权交给省里，使省里具有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的一些权利。第二个支点是票据，中央政府用1600亿央行票据来承诺对历史包袱的解决，但是这个承诺又跟每个省信用社改革的绩效挂钩，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制度安排，它运用了什么理论呢？是莫顿的期权定价理论，把中央银行票据作为一个期权，这个期权取决于信用社两年以后改革的业绩，这就形成了一个激励相容的格局，结果各省的改革积极性很高，开始的时候都是观望，只有八个省报名试点，后来这八个省一改，其他二十一个省全部跟进，积极要求改革。这就是期权定价理论运用到金融改革中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两点是多年研究探索的突破，一个是管理权下放，地方真正把信用社当成自己的“儿子”，原来把信用社当做圈钱的工具，亏损了中央会给补贴，这次改革以后，地方把信用社当成自己的“儿子”，所以有些省的改革积极性非常高，不仅动员大量的资本金进入信用社，而且全省召开大会，告诉这些基层干部，你借了信用社的钱必须还，不然小心你的乌纱帽。所以这次改革也可以说是博弈论的一个很好的应用，是一次突破，目前看来进展比较好。

 

    1993年成立农发行，现在已经十年了，政策性金融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可以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所以农发行目前是亏损的，粮食企业占用贷款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农村金融肯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采取什么办法给予纠正呢？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农发行，就是保价收购，保价收购的差额由中央银行垫付，最后引起的呆帐由国家要报销，因此农发行的体制也面临着改革。国务院在57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农发行职能调整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人民银行原来的金融改革专题小组研究的，这是一个跨部委的小组）。农发行的职能肯定要调整，有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对商业性的粮食收购企业，农发行应不应该给贷款，特别是非国有的粮食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第二就是扶贫资金的应用，扶贫资金的贷款是由农行给，还是农发行给？这些都是业务之争，在理论上怎么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我记得辽宁大学的白奇山教授，他对国际上大部分政策性金融制度进行了比较，写了好几本书，有进出口制度银行的比较，有农业政策性机构的比较，有开发领域金融的比较。我们国家的政策性银行有三个，实际上这三大领域都存在市场失灵，一个是开发，一个是进出口，一个是农村，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开发和进出口两家银行赢利很好，而农发行就面临着很多困难，是亏损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有这么几个理论要点：第一，利率的贴水问题。农村金融的贷款利率是不是完全放开？利率放开究竟是有利于农村贷款业的发展，还是会增加农民的负担？这个问题有大量的实证，现在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农村贷款利率全部放开，这样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商业性农村金融的发展，而且不会增加农民贷款的负担。但是研究农业的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利率放开肯定会增加农民负担。第二，规模经济。农村金融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如果达不到规模经济，这个金融机构就做不到赢利，它就会萎缩。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当中也应用了一个规模经济的定理，把原来以每个乡为单位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改为以县为统一法人，也就是说，原来的十个信用社变成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规模经济的运用。现在我们已经承认农村的规模经济，但是还不够，有人提出，为了规模经济，还要允许农村金融机构跨县兼并，目前这一点还是不允许的，如果是真正的市场化经济，就应该允许信用社跨县兼并，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还有就是支农和商业可持续的平衡，国务院15号文件对农村信用社的定义和过去不太一样，是支持三农的社区性金融组织的发展，这就提出一个概念，即金融服务只能限定在某一个区域。

    这几个问题都很关键，包括赢利性、支农、利率放开、农民贷款的负担、规模经济，还有银行证券是不是要在一个金融机构让它混业，混业的交叉效率还原给这个机构，不要分开，这也是争论，有人就提出，既然农村金融服务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金融机构，不如让农村的金融机构什么业务都能做。

 

    对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怎样发展，目前都在探讨中，比如多种模式。现在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大家都承认中国地域大，农村金融在不同的地区应该采取多种模式，但是关键业绩是两个——在局部小区域内一家信用社的垄断问题以及极贫困地区金融机构无法生存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有争议，也就是说，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还没有取得突破进展，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太穷了，就什么金融机构都没有了，这样不行，但是如果没有商业性机构，完全都是政策性机构，都是免费甚至亏损服务，那也不行。有人就提出来，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不设独立机构，只设代理机构？这会有道德风险，因为这里太穷了，代理机构是有亏损的，那政府是不是要给我补贴？因此，极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的创新现在还很难有所突破。

大家知道，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上是单一模式，就是农村信用社，是不是允许其他类的金融组织的创新呢？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也有很多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能不能在特别落后的地区只设立纯互助性的金融机构？就是人类最简易的金融机构，没有专业的人士，完全是互助性的，这样行不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国家现在金融道德风险很大，一个是补贴，一个是再贷款，还有一个是政府的隐含承诺。多年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多层次的道德风险，因而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比例比城市还要高。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争议比较大。大家知道，邮政储蓄余额现在是一万多亿，邮政储蓄有三分之二的钱来自农村。经济学家把邮政储蓄看作是一个从农村抽钱的机制，现在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让资金回流到农村。邮政储蓄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一个是从2003年8月1号开始，对于新增的邮政储蓄，中央银行不再付利息了。原来不管你有多少存款，最后都转存中央银行，付给你4.13的利息，所以邮政大量的吸收存款。新的政策出台以后，邮政储蓄的增量部分就要自己找出路了，可以买国债，搞大额存款，我们算了一下，按照国内无风险的平均收益率计算，大概只有3.6，所以它们就紧张了。这种大机构，每年的资金有上千亿，收益很好，却不承担风险，就是所谓的无风险收益，傻瓜型投资的收益是3.5到3.6，这就说明我们原来付给邮政储蓄4.13的利息确实是高了。邮政储蓄的存量部分还有七、八千亿，这部分资金怎么办？从今年开始，分五年转移出来，这就给邮政储蓄一个激励，你自己想办法收益，这个激励机制现在已经起作用了，我们注意到，农村邮政储蓄的增长幅度下降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所谓的社区贷投资法，社区贷投资法是一个强制性的回流机制，也就是说，任何在农村设立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的银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钱用在农村。今年5月份人大财经委的农村金融报告当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方面的立法准备，我们肯定积极支持。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内争议很大，全世界搞这种制度的国家也不是很多，像美国、印度这些大国。

    第三，能不能在农村探索一种经纪人的贷款机制？一些大的金融机构，比如农发行，它有钱，但是它在农村没有网点，但是它又要考虑贷款风险，要保证贷款安全，怎么办呢？采取经纪人制度，和保险代理人一样，你这个人有本事，能找到客户，能把钱贷出去，也能收回来，利差是我吃，但是我会返还手续费给你。我们的保险行业采取的是典型的经纪人制度，保险行业为什么这几年做的这么好，全国人民的保险覆盖率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全国有几十万个保险经纪人。能不能在农村推广贷款经纪人，大家还在探讨。比如村里的有本事的人，他能知道各家的财产情况，包括种地、养猪等这些情况，他就能判断你有没有还款能力，他就告诉金融机构，我可以当经纪人，你把钱交给我，我帮你贷出去。但是经纪人不承担风险，风险还是由银行承担，但是有一种激励的机制。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在一些地方搞小额贷款。但是为什么在证券业、保险业都是经纪人制度，唯独在银行业没有经纪人制度。

    第四个回流机制就是国家正式的财政保险体制回流，有人提出通过一些政策性保险把一些资金回流。

 

    这个问题和刚才说的金融机构创新有一定的关系。今年关于农民的文件中提到了这句话，就是“鼓励多种渠道的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这句话实际上中央也提出了，但是现在还很难做到，已经开始了一些试点。前一阵有人说农村金融机构放开，只要他自己出钱，给他牌照，甚至允许他们收购一些经营不善的信用社。还可以设立当地的股份制小商业银行，现在宁波有一家，江苏有几家。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人说农村金融市场就是这么大，你允许他们做，别人再来设立机构，大家都亏损，还不如在某个区域就搞一、两家。这其实是一种保的办法，非竞争的办法。也可以让它们竞争，竞争出效率，谁能活下来谁就活，但是要有一个很完整的市场退出机制。

    究竟哪种制度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到农村设立金融机构?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判断，有一些老外最近也告诉我，说你们农村金融可能快到赢利的时候了，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农业的收入逐渐提高了，土地等财产制度会有一些改革，农民的抵押物也越来越多，基础设施也上去，每一个国家在某一个点的时候农村金融开始赢利，一旦农村金融开始赢利资本就来了。也有些老外问我，农村信用社我们可不可以收购，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发达地区不用说，就是在中等地区，农村金融的赢利性可能也比原来要好。这几年农村金融有一些改善，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信用社的改革，这八个省的试点推广，我们消化了一定的包袱，确实和农民本人财富的增加是绝对有关系的，当人均财富增加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金融服务可能就有收益了。所以我们感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资本肯定会寻找到这种赢利机会。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资金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制度上必须做出安排，成立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干什么样的业务，股权设置有什么优惠，市场退出有什么安排，农村的金融组织给它一些稍微好点的政策，最起码和城市是完全平等的，等等。随着我们国家人均财富的增加，鼓励各种资金进入农村市场，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这个机会是会到来的。

       关于民间借贷现在的争议比较大，对于民间借贷我们国家向来是不鼓励的，原来的政策规定，五倍以上就算高利贷，就要进行打击，因此民间借贷和非法金融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是模糊的。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点深化了，既然民间借贷这种传统的组织几千年以来一直消灭不了，正规金融也一直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它，这就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规范它。当然标汇是最极端的一种民间借贷，我记得我在85年的时候去温州处理过台汇的问题，和标汇差不多，全世界都有这种东西，当然它是民间借贷的一种，但是它有一种投机性、赌博性。但是正常的民间借贷你是没有办法的，我记得前年八月份我和原来的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去浙江考察，农村里大的企业公开跟我们说，我们的钱是“三三开”，三分之一是自己的钱，三分之一是民间借贷，三分之一是信用社和银行正常借贷，它们的融资机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问，为什么你们要向民间借贷，他说，你们正规金融比较麻烦，民间借贷尽管利率高一点，但是它快，效率高。如果不还怎么办呢？他说不会不还的，因为地方的社会资本约束很强，我不还，可能我的后代在这个地方就没脸活了，我们信誉的损失很大，所以民间借贷有自己独特的惩罚机制，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风险对冲，有自己独特的效率。怎样规范民间借贷，让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补充，现在看来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关于经营环境的问题，主要是保险和期货，这两个因素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开始重视了，现在小麦、大米、玉米、棉花这种大众农产品期货绝对是属于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证券期货市场的问题，这些市场主要是为农村金融改革服务的。我们国家原来炒期货净炒一些花生米、小红豆，那些东西显然跟农村金融没有什么关系，原来是怕大众农产品搞期货炒不动，炒不动就对了，为什么？它为农业提供价格风险对冲，人类最早的期货就是因为农产业季节因素而发明了这种谷物期货，这是期货的本来面貌。还有就是保险，我们国家农业保险的问题现在没有根本解决，保监会的网上有一个文件——《农村五项措施》，但是这五项措施现在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最近法国一家保险公司来中国专门搞农村保险，他说，我们就不信中国的农村保险不赚钱，他不要政府补贴，只要许可证，现在给他许可证，他开始在四川搞实验。中国国土这么大，按自然灾害定律，只要你做得好，肯定赚钱，但是现在做不起来，为什么？一个是赔付率，保险公司没有一定的赔付率就要亏损，这个矛盾解决不了，最近保监会也花了很大力气在推进。所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完善农村经营环境、降低信贷风险最主要的两个条件，现在看来都有所进展。

    基础设施里最主要的是土地制度，我们国家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是不能作为抵押的，现在城市金融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几年贷款猛增？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变量就是1999年以后大量的土地作为抵押物，尤其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包括打包贷款、小区改造，还有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但是抵押物的问题在农村还没有解决。

    上次我们法律研究所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农村小额贷款以信用贷款为主，进行一些评级制度，就是所谓的信用村、信用户，按照你过去的违约记录、还贷记录，给你评一个信用户，然后给你额度。这种小范围内的土地评级制度是原来人民银行发明的，在一个县里搞还算有效，但是不能成为主流。

    还有就是法律支持。这三个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土地制度、法律和信用评级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信用评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我们在农村要有一个标准能够识别农户的风险差异。关于法律支持方面，主要是农村的法律纠纷，贷款的纠纷。我听信用社的人跟我讲，主要是合同保护问题。这三个基础设施改进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农村浮动的系数是二，可以浮动一到两倍。存款方面，我们原来在一些县搞过，允许浮动，现在看来存款还是和城市一样比较好，不浮动。大家原来对这个问题有争议，但是后来温州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研究。当时人民银行授权温州进行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其中利率占的比重非常大。他们在几个地方建立了这种民间借贷和存款利率的测验点，结果发现存款的利率比我们官方利率高一点，而且各地的差异很大，贷款利率放开大家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每一笔贷款所隐含的风险系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每一笔的贷款利率应该由贷款者和借款者谈判决定，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大家没有争议。所以我们把这个浮动幅度放的比较宽，由他们自己谈判决定，但是存款现在经过多方面的实验发现，如果全国官方的存款利率出现差异的话，尤其目前我们的存款利率还属于管制的状态，套利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为什么呢？假设金融机构无风险，假设金融机构全部接受国家的隐含担保，只要你的利率高，我就敢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怕金融机构破产，我知道国家规定这个利率是可以上浮的，我连本带息国家都要付，所以在隐含担保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存款利率的地区差异，套利还是比较严重。我们曾经让某些县的利率上浮，他们的存款就增加的特别多，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并不见得完全有利于金融改革。从宏观上看，这并不是好事，对信用社本身是好了。套利本身说明存款的资金流动还是非常有效率的，在利率的问题上目前来讲主要还是贷款利率的改革。

 

    这次信用社改革以后出现了这个一个问题：如果改革完了，信用社经营还是不好，或者出现风险（这种概率总是有的，尽管是少概率），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建议尽快搞存款保险机制，如果还是沿用政府隐含承诺，事实证明道德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农村的存款保险机制怎么搞？你不能抽肥补瘦，同时又得符合大数定理。所谓抽肥补瘦，就是如果这个省的农村信用社经营情况特别糟糕，就等于拿其他省的钱补给他了，其他省可能会有意见，所以风险系数和费率差别系数就显得非常复杂。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如果不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兜底机制，不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那么就谈不上竞争，农村金融就没有效率，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这一套逻辑关系应该说是成立的，如果用再贷款来解决金融风险，道德风险比较大，因为农村金融机构是分散的，将来是每个县一个，万一发生挤兑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要巩固信用社改革的成果，早晚要建立起一套风险兜底的机制。

    农村金融监管在原理上跟城市监管一致，第一，中央政府的监管机构和省政府怎样衔接；第二，未来的监管机构和存保体制怎么衔接；第三，怎样处理好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监管要求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有一种说法是要建立一种及时纠正的机制，不要等到金融机构完全资不抵债了，问题一大堆，要关门了，你再来处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为什么？它的净资产已经不够支付存款者的存款，甚至低于存款的50％。因此，要有严格的监管机制，当资本充足率低于零，或者高于零，在某一个区间你有一系列措施逼着它及时纠正。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大面积存贷机构破产，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一套监管机制，一方面有存保机制，另一方面有临时纠正机制。当一个金融机构有出现问题的苗头的时候，进行业务限制；再有苗头的时候，高级管理人员就不能走了，薪水也不能发了；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就停发贷款，只能吸收存款；最后就是关门，剩下的资产还可以支付存款者的存款，其他的机构还可以诞生，这样存款者就安全了。

    现在看来，农村金融改革对监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对制度安排的要求高，对监管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农村的金融机构比较多，资本充足率又不是很高，治理结构也不是很好，经营和管理水平也不是很高，对外部监管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林毅夫就说过，市场放开是一个前提，但是必须严格严管，如果不行就让它破产的话，还不如别让他办，干脆别让他进入市场。关于这两者的互相约束，现在很多国内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都认识到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要达到这样的监管水平并不是很容易的。

    好了，我的演讲结束，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探讨，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