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人们讨论较多的是如何防止通货紧缩，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但笔者认为，虽然在部分行业中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通货膨胀也在低位徘徊，今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投资过热，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把握好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有必要。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防止重蹈以往五年计划头一两年投资过热的覆辙。

 

 

    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5.7%。虽然与2004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降低了0.9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这是在从2004年上半年就开始的大力度的宏观调控以后，在土地、环保已经严格控制，在2003年投资过热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价格大幅下跌的条件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如此大力度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在典型的过热行业已经逐渐变冷的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率还保持如此高的增长，就不能不引进特别的注意。过去一年中新投资都投到什么地方去了？资金从哪里来？这些投资有没有不理性的成分？会不会造成新的银行不良资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调研与思考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是“十一五”的第一年，根据历史的经验，五年计划的头一两年往往都是投资过热的年份。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 不可低估。笔者最近到了几个省份调研，各省都有一个在“十一五”期间上新项目的庞大投资计划。一个中等城市投资计划就有几百亿元的不在少数。建设计划越做越大，基础设施越来越超前。而且，在对传统领域的投资不减或是还在大增的条件下，在新农村建设、教育、卫生、环境保护上还要多加出一大块投资计划来。

 

    同样值得担忧的是，在各地政府都补上资金缺口的希望寄托在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上。而对于银行业来说，基础设施，环保等投资都是长期投资，不良资产问题在三五年内看暂时看不出来，更加上有地方政府的变相担保，有政府的投资公司在包装项目，在短期行为的支配下，这些都可以成为银行的“好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是因为银行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想扩大本地经济规模，扩大税基，其动机不难理解，恐怕不仅是在我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政府推动的投资力度在中国就这么大呢。这里的关键在于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我们的政府对银行还有很大影响力。而我们的银行又对政府项目融资又有责任小、额度大、时效长的内在机制。没有银行的融资推动，地方政府即使有扩大投资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应该看到，即使是经过改革后的银行，在投融资机制上还远没有理顺。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下，如果银行难以对长期的政府项目把关，未来两年再次出现投资过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认为由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过热仍然是未来两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快银行业的改革，应该当前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可否认，在上一轮的投资过热中，电力、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已经或很快要出现产能过剩。例如，我国钢铁产能到2005年底已达到4.7亿吨，产量是3.4亿吨，如在建的和拟建的全部建成，中国钢的生产能力将达6亿吨以上，而2004年全世界的钢产量才10亿吨。发电能力也是一个典型。2004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5亿千瓦以上，如加上在建和拟建的部分，我国的装机容量将超过8亿千瓦，超过英、法、德三国发电量总和的两倍以上，而这三个国家的GDP总量为中国的2倍左右。

 

    我们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要严格区别产能与产量这两个概念。产能指的是行业的潜在生产能力，产能并不一定等于产量。说钢铁业有6亿吨的产能，并不意味着钢铁业就一定能生产出这么多的钢铁来。事实上，仅铁矿石的短缺一项就不可能支持这一产量。更加上厂商还要考虑有没有这么多资金来投入生产，生产出来卖不卖的出去的问题。同样地，即使是现在在建的发电厂都按时完工，也不可能真的发出这么多电，发电用煤将是一个很强的制约因素。

 

    从这点出发，用试图消化过剩产能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路是一个大误区。一些学者提出要通过增加内需，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等来消化过剩产能。笔者认为，我们千万要防止陷入过去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中去。内需是要增加，但不是为了让那些乱投资的钢铁厂开足马力生产而增加内需。不能让全国人民为几个钢厂、几个电厂来增加消费。如同前几年为消耗过剩电力鼓励上电解铝，鼓励用空调一样，按这种思路设计政策，中国的高能耗的生产结构会愈演愈烈。在当前，对待产能过剩的问题成本最低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它闲置起来。让那些头脑发热的投资人与贷款者自食其果。不能为了解救他们，而动员全社会来消化他们的产能，让全社会来承担盲目投资的成本。

 

    因此，我们认为，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是经济中的一个问题，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中，一些产业产能过剩，一些产业供给不足是一种常态，也正是这些局部的不平衡，使经济在不断的动态调整。市场本身有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涉。况且，产能是否过剩？哪些产能过剩？过剩多少？等等，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说了算的。应该由市场说了算。在市场经济中，产能总要有一定的弹性，不可能总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利用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结构变化迅速，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的需求。九十年代末对建发电厂的的严格控制而造成了过去几年的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就是一个教训。即使对过剩产能的淘汰，也应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市场来决定。

 

 

    面对经济仍可能过热，投资仍可能过多的威胁，政府更应该在宏观政策上有所把握。一个中性偏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应该成为未来两年宏观政策的主调。

 

    首先看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我国的财政政策一直是开支略大于收入，也就是说保持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近年来，因宏观经济好转，每年新增的财政赤字也不断缩小。应该看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是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短时间实施。而中性财政政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长期政策的主调。我国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增长接近10%，今明年经济也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因此，进一步收缩财政赤字规模，用两年时间恢复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并不是做不到的。

 

    我国积累的财政赤字从账面上看并不是很高。然而考虑到中国经济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公共债务，如国有银行、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社保基金额隐性债务等等。这些隐性债务或迟或早要显性化，也就是说，国家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填补这些窟窿，因此，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就不能绷得过紧。要留出余地来应付未来的突发事件，应付隐性债务显性化时需要的大量财政资金的投入。

   

    在进一步压缩财政赤字的同时，财政的结构性调整更为重要。在实行新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财政投入起着核心的作用。多年来，财政在教育、卫生、环保、扶贫、社保等社会发展领域投入不足。加大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已经势在必行。笔者在“雪中应送哪些炭”一文中建议：建立农村最低社会保障系统，在“十一五”期间使整村推进的扶贫方式能覆盖全国所有的贫困村，实行农村与城市贫困家庭的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以及减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等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公共财政最基本的职责，理应在政府新增预算中占优先地位。

 

    然而，政府要有所为，就要先有所不为。在讨论政府在哪些领域要加大开支的情况下，同时要讨论政府在哪些领域减少投资。政府不从这些项目中退出，也就没有财力参与社发领域的投资。在当前，特别是要防止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继续在那些竞争性领域投资，与民间投资、民营企业争利。政府一旦投入这类项目中，往往就会多年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形成一大批银行坏账。即使在那些政府应该介入的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政府的投资也应该量力而为，不能过于超前。要防止部分地方政府变相地向银行过度举债，最后成为未来几届政府的巨大债务负担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与其让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还不如制订一个公开、透明、严格的规则，让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把还债额度打入预算。

 

    从货币政策来看，当前的货币政策已经相当宽松。作为汇率改革的较特殊年份，用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当前的投资过热的趋势不减，在必要的时候，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要控制货币发行的节奏，控制贷款规模。在执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要注意商业银行贷款结构的不合理变化，防止商业银行过多地参与长期项目贷款。 

 

    央行在制定2006年货币政策时应不仅仅依赖货币供应指标，而同时要关注利率作为价格杠杆对货币供求的作用。首先是鼓励商业银行用好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上下浮动的空间，拉大对不同的风险客户的利率水平。          

 

    在美联储多次上调美元利率，中国贸易顺差在未来两年逐渐减少的背景下，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会有所缓和。可是在市场对中国汇率升值的预期还在波动，热线有可能还会较大规模的流入，央行应更为积极地运用金融工具来冲销外汇储备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