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折合人民币为14.71万亿元，其中，居民本币储蓄存款为14.11万亿元，约占96%；而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仅为743.8亿美元，约占4%。

根据表中数据计算，2005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5年前2.28倍，是10年前的将近5倍，更是20年前的90倍之多。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所呈现的这种“高增长”与“高储蓄”态势，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并怎样正确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储蓄本质上是收入的增函数

　　在储蓄决定问题上，西方理论界虽然承认利率是影响储蓄不可忽视的因素，并认为利率越高对储蓄的诱惑力越大，但是，人们普遍公认，决定储蓄的最重要因素是收入，而非利率。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决定储蓄的是人们的即期收入。当即期收入增加时，虽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必然小于收入的增加，从而形成“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边际储蓄倾向递增”的规律。供给学派则认为，储蓄并非取决于名义收入，而是取决于实际可支配收入，即从即期收入中减去纳税和通货膨胀损失以后的收入。由此可见，无论储蓄的决定因素是人们的即期名义收入，抑或是实际可支配收入，归根结底，储蓄本质上总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相应地，作为居民储蓄最主要形式的储蓄存款，它当然也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2005年，我国名义GDP较1978年增长了近50倍，年均名义递增率为15.62％。显然，这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最直接体现。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这无疑会大大促动人们终生收入预期水平的提高，从而刺激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和居民储蓄存款率的上升。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改革开放前，由于严重短缺的计划经济强制压抑，中国人均零储蓄的状况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后，居民储蓄的“热情”或“激情”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了“饥不择食”的、强烈“报复性”的储蓄补涨。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数据中可以发现。

表2 我国GDP及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

注：表中资料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数据计算。

　　二、名义利率的政策效应

改革伊始，我国一改过去利率水平低、档次少和利率长期固定不动的局面，连年多次调高利率水平，并增设了各种新的利率档次。从1978年到1995年间，我国总计调高利率水平10多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调动了居民的储蓄存款热情，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

应该说，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下，名义利率调高具有明显的政策效应。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两段不同时期的利率调整与储蓄存款的互动关系来加以佐证。

1993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内，我国利率水平连续两次调高，储蓄存款一年期名义利率从7.56%调高至10.98%，这一高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1996年4月底。结果，1993——1995年间居民储蓄存款分别比上年大增了29.29%、41.54%和37.84%。事实上，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当时的实际利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不仅没有出现下滑的趋势，却反而以较高的速度猛增。这正是名义利率调高的政策效应发挥作用的结果。

另一种不同的情形则是：1996——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虽经8次连续大幅下调，而且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在1996——2002年的6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4.52 %，并未出现人们所想象的名义利率调低的政策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利率水平的不断调低是在物价涨幅不断趋跌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实际利率并不低于高名义利率时期；另一方面，内需不足、社会平均利润率及人们收入预期大大下降，是居民储蓄存款不减反增的超前反应。由此可见，名义利率调低对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政策效应远不及利率调高时的明显。

事实上，居民存款中有相当部分，如养子储蓄、嫁娶储蓄、养老储蓄等在预期消费目标确定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正因如此，当名义利率不断调低时，为了在预期收益率降低的情况下使未来的本利和能保证达到一个既定的消费目标值，人们反而会增大储蓄存款比例，从而出现了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利率调低政策效应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利率并非储蓄存款变动的决定因素。

    　三、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

　　实践证明：在产生流动性偏好的谨慎动机作用下，存款储蓄与社会保障之间是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的。当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程度较低时，人们出于“生老病死”等谨慎需要，不得不将大量货币收入转化为储蓄存款形式，或直接作为“自我保障基金”，或间接作为“养子防老”的成本，以替代社会保障的不足，从而提高“自我保障”的安全感。相反，在“从摇篮到坟墓”已实现全程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其居民通过储蓄存款的“防病养老”的动机就很淡漠。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个人收支是以“高进高出”的形式来进行的。一方面，由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个人向国家缴纳税金的份额也较大。个人高额纳税的实质是个人储蓄的社会化，即个人储蓄的相当部分通过税金形式转化为社会储蓄，最终形成“高福利”的巨大资金来源。在美、德、法等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个人缴纳份额（含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所占比重大多都在50％以上。这意味着在居民个人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以高税负的形式暂时转移给国家的。这在客观上大大截流了居民的储蓄存款源。另一方面，由于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程度也相对较高，国民主要靠社会保障制度为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物质保障，因而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高福利使居民个人不必过于倚重储蓄存款来应付上述支付需要，这是导致西方居民储蓄率相对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发达的消费信用制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先享受后支付的便利，而且大大刺激了人们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私人住宅、别墅和小汽车等）分期付款的消费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

在我国，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居民个人能向国家缴纳的份额相对更低。在这一点上，我国财政对居民个人的收支则表现为“低进低出”。正因如此，我国居民个人（尤其是８亿农民）不得不依靠个人储蓄存款的自我积累来实现自我保障，如自费教育、自费医疗、养子防老或攒钱养老等。因此，人们必须从极其有限的个人收入中拿出相当部分进行强制储蓄，以应生老病死及嫁娶养子等谨慎之需。应该说，这是我国居民存款增长、高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所在。

　　四、储蓄存款分流的现实障碍

金融市场（各种投资机会都在其中争夺储蓄流量）的扩大和多样化，以及金融自由化，极大地开辟了优化储蓄分配的道路。在金融自由化经济中，储蓄者有较大的资产选择范围──储蓄投放市场扩大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金融资产的规模、期限和风险成为可能，比较各种投资选择的信息也容易获得。

表3  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结构（%）

注：表中数据是根据美联储网站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以美国为例，2000年底，美国居民各种存款和现金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仅为16.43%，原因何在？因为经济发达的美国有着完善、规范而发达的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居民愿意而且善于将大量的货币收入直接转化为证券资产和保险资产。从表3中，我们发现，1999年当美国股市进入牛市的最后疯狂的时候，美国居民将金融资产的45.85%投放在了证券资产上；与此同时，个人持有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合计资产占比也高达30%以上。当然，在拥有了两个30%以上份额的投资资产后，居民也就用不着以太多的储蓄存款来“保障”自己的生老病死了。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良好投资环境，以及风险多样化的投资品种，极大地分流了美国居民的储蓄，从而使居民存款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改革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只有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两种形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改革后，随着我国金融资产的日益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展，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有了明显下降，而其他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尽管如此，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层次还是相当低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额中，储蓄存款所占比例仍然高达70％左右，比美国高出50多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股市运作不规范，法制不健全，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证券投资回报率过低，而且投资风险过大，再加上居民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淡漠，因此，我国居民证券投资在家庭金融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大。与此同时，在温饱刚刚解决的条件下，我国居民用于社会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投入也是相当有限的。这一些因素都是导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率日渐趋高，储蓄资产过于集中，居民存款难以分流的重要原因。

　　五、值得商榷的几点结论

　　1．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过快了吗？

　　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边际储蓄倾向递增”时，储蓄是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的。作为居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居民储蓄存款又将怎样变化呢？根据理论界研究的结果表明，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其一，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慢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其二，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快于居民储蓄的增长。一般地，前一种情形主要存在于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后一种情形则主要存在于金融市场较为落后的国家，我国储蓄存款的增长模式便属于这后一种。

　　在金融深化的改革过程中，金融发展总是很容易从抑制型增长较快地过渡到粗放式增长的模式下，这时，名义货币总量的增长一般都会呈现较高的速度。当遇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物价持续上涨时，便会使名义金融表现出更快增长的假象，但若从中扣除“通货膨胀税”或剔除物价上涨后，实际金融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快。应该说，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高增长”，正是在迎合金融深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恢复性增长或“补涨”，这种“高增长”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性。因此，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所谓“高增长”其实是正常而合理的。

　　2．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规模过大了吗？

　　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差不多是当年GDP的80%。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实在是过高了。

的确，如果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这一比例的确是太高了。但从表1中我们发现，我国居民人均储蓄不过1万余元，而且这差不多是他们全部金融资产的70%。而在美国（如表），居民存款占其金融资产比重虽只有百分之十几，但其人均存款余额（含手持现金）却高达17554美元（2000年底的数据）。从这一人均指标比较来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显然并不是真的多了，相反却是太少了。

另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比例不足1/3的我国城镇居民，持有储蓄存款总额2/3以上的份额；相反，占有全国人口2/3以上的农村人口，却仅持有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还弱。城乡储蓄存款分布结构的严重不均衡，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别所导致。

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除了食品支出（含自给自足的实物收支），便是建房支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程度普遍较城市低得多，除了“吃”的之外，农民不仅把“住”的看作是生存的最重要条件，而且他们还把住房看作是全家最重要的财产或“传家宝”。作为一种实物消费，占比重较大的建房支出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农民的储蓄存款能力。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镇居民不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农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享受着农民所无法享有的各种财政补贴和集体福利，如公有住房、公费医疗、物价补贴等，在其消费支出中，住房、医疗等在个人支出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因为国家财政或集体福利替代消费者缴付了这些项目的个人开支，从而使城镇居民收入变相增加，其储蓄存款所占比重也相应大得多。

3．我国证券市场何以分流储蓄存款？

储蓄存款向证券市场分流，有两个必要前提：其一，作为储蓄存款者，在满足谨慎动机需要的条件下，必须有大量“余钱”闲置，并有长期投资的打算和计划；其二，作为证券市场，不仅要运作规范、法制健全，而且更要有多样化的、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可供人们投资选择。上述两个条件是证券市场能够吸引并分流储蓄存款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我国居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他们在消费之后并无多少余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主要属于“强制性”储蓄，并非他们不想将存款拿来投资增值，而是的确没有多少“闲钱”可供长期投资占用的。

从第二个条件来看，除了可供人们投资的品种要多样化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投资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投资有钱赚”。要做到这一点，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证券发行人必须要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成长性，尤其是对股市投资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虽已显现出了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但总体而言，发展仍很不平衡。可供普通投资者选择的金融品种在风险程度上呈现“两极分化”走势：一极是零风险的国债市场，另一极则是风险过高的股市。而风险适中的其他金融工具却品种短缺，也无多少人气。在这种单一的市场结构下，再加上我国上市公司素质目前尚不高，盈利能力也不强，投资者在没有基本收益（即分红收益）保障的情况下，却还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这怎能让储蓄存款者放心将不多的“养命钱”押赌在股市长期投资上呢？

笔者相信，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与发展，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产品终将会变得如此丰富，以致于投资者随时都可以从风险低的品种到风险高的品种序列上，作出最佳组合投资。到那时，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银行分流出来，并合理地分布在各种金融资产上，最终形成长短期结合的、风格各异的大众化投资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美]爱德华•肖著，邵伏军等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

[2]  [美]罗纳德•I•麦金农著，卢骢译，《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

[3]  董登新：《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差距比较》，《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10月。

[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