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逐渐从贫困走向了富足、小康。经济学界一直认为头痛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和农村经济成为两个独立系统）随着农民工向城市的涌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尽管出现了“本科生不如狗，硕士生满地走”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至少在数量上实现了“人才”突破的。

    中国人虽然越来越倾向于过“洋节日”——比如圣诞节、万圣节、愚人节什么的，但是对于春节，几乎每个中国人还都是很愿意过的——想家，在游子的心中随着春节的临近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每年将近年关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异地求学人员的思乡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民工潮”、“学生潮”随着“春运”号令的吹响，一下子就成了高频词汇了。

外来人员高兴着回家，而其他的一些人就高兴着数钞票了——你回家不能走着回去，也不会自己开车回去的，只能或者坐火车或者坐汽车回去（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是开着车子回家，但毕竟还是很少数的人，为了论证的方便，这里假设所有的外来人员均是要求助于专门运输部门）。正是由于这一点，需求曲线它大幅度的向右上方移动了，同时它的弹性系数也是变得很是那么的inelastic，尽管运输部门说增加了运力也使得供给曲线向右有所移动，可是回乡人员的那颗归心使得这个曲线的移动是那么的苍白——毕竟运力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多少大的变动，于是它也inelastic起来了。在这样的供求分析中，我们很必然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票价大幅上涨。

    政府部门为了让务工人员和求学人员走得好，于是规定火车票价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汽车票价最高不得超过20％，迅速采取措施实施票价限制，人为划定一个起点称为春运启始日，再人为的规定一个春运结束日——期间大概有40天左右，那些票价都被固定在上涨20％或30％幅度上。

    决策部门说，这是为老百姓省钱啊。可是事实真的是为老百姓省钱了吗，它就没有什么副产品？绝对的利大于弊？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经济学的一些子原理对此问题进行恰当的分析。

    第一，票价管制属于一种限制价格，可以导致供给短缺。学过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管制价格是一种限制价格形式，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以导致供给短缺，从而促使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供给量无法满足市场上的真实需求，最终引发一些票贩（黄牛党）及其他不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发生——如倒票、制造假票等。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票价管制可以诱发一些运输部门的道德危机。笔者始终相信人的rational incentives，尽管这种理性的行为动机本身并不完全就是一种自私自利行为（self benefit action），但若把自私自利放在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应该是较为准确的描述了现在国人的修养和道德水准的，而且我们这样的认定人的本性，通常可以很好的取悦于广大的economists或者类似的人们。笔者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并不是资本家的本性促使着他追逐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而是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化了的一种物即资本而已。（这里所指的资本家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资本家，它仅代表资本的持有者，纯属经济学上的名词界定范畴），因此运输部门也就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家的一个集合或者是提供运输服务的producer。这些子人它们代表的是资本，而资本本身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于是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你不让我涨价，那好，我就降低服务质量，我就超载，我就搞一些破烂的车子做运输，我就让乘客倒车倒个稀里糊涂……

    “猪生九崽，九崽皆不同”。很多运输大鳄们可能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但是谁能保证其他人不这样呢？而且从笔者的经历看，没有多少人是言行一致，没有多少人在利益面前不动心，国人的伪装功夫堪称一流我想很多读者绝对会点头赞同。

    于是，部分（甚至全部）的运输部门就在面前屈下了它们高贵的膝盖——拜服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第三，票价管制可以诱发一些管理部门的道德危机。根据经济学上的基本原理（Mankiw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有Te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的一个：the resources in the world is scarce. The resources include natural resources and artificial resources. 管理部门现在进行价格管制，可能会导致上述的运输部门的道德危机、供给不足，那么这些运力不足或者运输部门现在增加运力的门槛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呢？“上海的特产就是人”，我想这句经典的话应该不是仅仅在上海适用，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是适用的。需求量在春运的时候，只要价格适宜，其弹性肯定是趋于inelastic的或者其shift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小的。于是，要想以最高限价及固定需求（量）不变（ceteris paribus），市场的需求只能以一种办法来解决：管理部门向相关部门出卖允许进入春运市场的permits或者允许超载的permits。无论是何种permits实际上都是管理部门的一种道德危机——它将人民大众的安全与幸福当作筹码出售给了那些运输部门。

于是乎，道路上轰鸣的老爷车可以加入到春运中，或者一辆47座的大金龙可以装60人——只要你给我足够的cash，我就不抓你！于是，每年的春运，交通事故持续不断，顺利回家的向天祈祷，没能顺利回家只能自叹倒霉，“几家欢乐几家愁”——春节这样的喜庆同样无法让很多人家无法喜庆。

    第四，票价管制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尤其对于城市建设方面更是如此。也许笔者这样说可能会遭到很多经济学者的反对——因为我将要提出的论断可能会没有多少人道的内涵，包括下面的分析中同样如此。

    票价管制，可能会出现真正执行的情况，但也有可能会遭遇抵制或者像很多商家一样使出“跳楼价最后三天”、“亏本经营，3折起”的虚假招数。先看第一种情况，限价得到了遵行，这时外来务工人员全都回家了，“城里人”于是就缺保姆、缺服务员、缺劳工、缺……几乎所有最需要外来务工人员的地方都出现了“民工荒”，呵呵，这时再没有多少人骂了，更多的是期盼——再没有人运走垃圾美丽的城市就快成为垃圾场了。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把民工放回家实在是不利于城市经济的稳步发展。再看看第二种情况，限价没有得到遵行。笔者前些日子回老家，平时60元的票价莫名其妙的涨到了100元，我经济学没学好，数学也不大好，但掐了几次计算器好像都是上涨了60％以上的，于是问汽车站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涨了60％多？这是违反政策法规的！”“你要不要票，不要走！”也许我有些危言耸听啊，车站外彩旗飘飘，车站内横幅未段，这咋国家规定就没作用了呢？！到底谁在骗我们这些淳朴的老百姓？如此诚信环境，也许总有那么一天将很多人尤其外来人员的心给伤罗！（《天下无贼》中的经典回放：you hurt my heart deeply!）因此从long run 来看，我们的城市建设很可能因此而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除非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一直原地踏步！

第五，票价管制不利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表面来看，票价管制为外来人员节省了一笔开支，可是如果价格高的离谱了，外来人员还用得着回去吗？这样岂不是更可以为外来人员尤其务工人员节省一大笔开支？！可是，我们现在有价格管制——最高上浮30％，大家看看现在有几趟车它没涨价的？仔细问问想想，好像都找不到一趟的！于是运输部门本来还遮遮掩掩的涨价一下子披了一张合法的外衣，本来就没赚到几个钱的外乡人再次在回家的路上被狠狠的放了一刀！财富的分配在这里再一次被严重的扭曲——富的人更富了，穷的人又被剥去来一层外衣。

    上面的分析，也许应该有一个小结了。经济学一般认为商品分为public goods（公共物品）、common resources（公有资源）、private goods（私人物品）和自然垄断物品（natural monopoly）。结合我国目前社会性质以及运输部门的实际，笔者认为，当前在大部分运力属于私人部门（这里的私人控制指产权明晰情形下，并不代表政府的所有公司——包括国有的铁路运输部门等，它们的经营目标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而非以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价格管制也许并不是最优的春运安排，这样只会让市场的价格出现扭曲从而出现上述的五种问题。最优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这样的：

    中国人喜欢团聚，因此团聚对整个社会具有较大的效用或者福利（wellbeing）；因此能让中国人顺利回家的所有行为必将是有一定的positive eternality（正的外部性），经济学认为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商品提供必定会出现短缺（事实也是如此），纯粹的市场运行达到的均衡无法实现整个社会最优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需要在此时进行一定的干预，或者给运输部门直接补贴，或者采取临时征收措施将运输服务的提供变为公有资源或自然垄断物品，或者政府强行介入市场增加运力补给，或者给留驻人员以特别补贴以减少需求，等等。

    ——只要别再用直接的价格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