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认的标准，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曾根据城乡入户调查数据估算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世界银行估算出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差距进入了差距过大的区间。从那时开始，关于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讨论骤然升温，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已比较严重，如果不加控制，将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萎缩。

　然而，中国基尼系数在不断增大的同时，伴随着的却是以下的现实:第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发展势头还在继续。在1978-2004年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4%。最近公布的2004年GDP修正数据增加了2.3万亿元更是打消了人们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质疑。第二，贫困人口不断降低，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在增加，生活状况在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贫困发生率30.7%，持续下降到2002年的2820万人，贫困发生率3%。乡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从1990年的859.92元增加到2004年的3084.83元。

　现实使我们对基尼系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产生质疑，是不是可以根据基尼系数大于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评价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中国对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如何根据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来正确判断中国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基尼系数理论背后隐藏的内容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现实作出判断。

　基尼系数评判标准的局限性

　如果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它所代表的收入差距就是过大了，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并不满足于对收入差距本身的客观判断，而是加入一些主观的评价，这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警戒线。基尼系数大于0.4这个事实，已经不仅仅作为收入差距本身的警戒线，而是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对于社会影响的警戒线。这样理解的学者，实际上混淆了两个概念，即收入差距判断与收入差距影响判断。

　基尼系数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抽象，这些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的发达国家，在1990年时城市化水平平均达到73%，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百分比大部分不到5%，基尼系数都在0.24-0.41之间，平均为0.32，这些国家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拉美国家1990年时城市化水平平均也达到73%，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百分比为10%左右，但基尼系数都在0.43以上，巴西的基尼系数最高，达到了0.593，平均为0.52。拉美国家的发展不是一种均衡的发展，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同时，社会出现财富的过度集中，虽然实现了城市化，但城市里到处是贫民窟，人们不能充分就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由此看出，对于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基尼系数处于0.3-0.4这个合理区间时，收入差距适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基尼系数超过0.4警戒线时，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严重。在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和收入差距影响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结果重合。

　中国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比较低，而且城市化的速度滞后于工业化的速度。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完成后的评判标准。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本向城市和工业化部门流动，必然会引起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和资本拥有者倾斜，收入不平等加剧，而一旦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资本会向农业部门回流，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反映到基尼系数上，就会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基尼系数往往要高于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的国家，这是正常现象。因此，用于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影响的标准应该适当放宽，而不是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也超过了警戒线。

　基尼系数在动态分析中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计算的是某一个时间点，各个收入组之间差距的加总平均，是反映收入差距的一个静态指标。在进行时序比较时，只能根据每一年基尼系数的大小，来判断收入差距整体状况的变动，而不能反映各个收入组动态变动的情况。同样是基尼系数从0.35增加到0.4，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各个收入组的绝对收入都增加，但高收入组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低收入组，导致收入差距相对增大，基尼系数变大；另一个是低收入组的绝对收入减少，高收入组的绝对收入增加，导致收入差距绝对增大，基尼系数变大。两种情况下基尼系数的变动虽同样增加了0.05，但社会反映不同。对于第一种情况，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所有人的利益相对自己过去都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人们的抱怨会相对较少，各个阶层打破现有分配框架的欲望不大，社会相对稳定；而对于第二种情况，贫困一方的状况在恶化，收入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他们会对现有的分配框架有很强的对抗欲望，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评价收入差距变动时，必须要考虑基尼系数背后隐藏的收入结构的动态变化。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增加到2001年的0.447，20年间从比较平均的区间，经过合理区间，最后过渡到过大的区间内，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期。不过人们的绝对收入得到了普遍提高，在1988-1995年间，所有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都变好了，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人们普遍接受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在1996-2004年间，城镇低收入户尤其是困难户的绝对收入水平时增时减，开始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但由于收入仍有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2002-2004年间农村居民五个收入分组的绝对收入都不断提高。现有的收入差距还是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基尼系数面对二元结构时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包括了所有人的收入差距，不论这个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基尼系数同样是0.4，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一个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很小，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很大，导致整体的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达到0.4；另一个是完成了城市化后的社会结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小，不论你是市民还是农民，面对的收入差距都是相同的，基尼系数也是0.4。

　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1988年只有0.23，到2002年也只增加到0.319，距离0.4的警戒线还很远。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比城镇的基尼系数稍大，1988年为0.303，2002年增加到0.366，但也没有达到0.4的水平。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数值都处在合理区间内，比全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低得多。居民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感觉到的收入差距是有限的，再加上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很高，但居民实际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没有那么大，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变强。

　一般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镇和农村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存在极大差异，导致城镇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村，进而引发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城乡生产率在1978-1990年不断缩小，1990-2004年又开始上升，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伴随城乡生产率差距的变化而变化，农村的大量资金被城市抽走。中国现有的城乡差距，并不完全是城乡生产率的体现，还包括了政府控制下的差距，政府可以利用一些财政手段和政策倾斜调节城乡差距，使其控制在人们的承受能力之内，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收入差距格局。

　基尼系数在收入结构分析中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虽然综合了各个收入组的信息，但并不能体现出收入结构的不同。假设国家1和国家2的四等分组的收入分别为(75，125，200，600)和(25，175，250，550)，可以计算出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0.4125，但是收入结构明显不同。很明显国家2要比国家1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基尼系数相同的情况下，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越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8-1999年的变动趋势，基本上分为两段，一段是1994年以前基尼系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稍有波动；另一段是1994年以后基尼系数略有回落，趋于平稳。最低收入的四个分组都是农民，将这四个分组的人口和收入加总到一起，发现人均年收入在不断提高，从1988年的394.37元增加到1999年的1711.5元，但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26.42%下降到1999年的20.25%，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但基尼系数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种趋势。1993和1997年的基尼系数虽然基本相同，但1997年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低于1993年，可以证明1997年的收入分布比1993年更加不平等。因此，在一些年份中，虽然基尼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其背后隐藏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在不断降低，导致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变差，政府不能忽视这种内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