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和经济体制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严重破坏，加之市场机制存在严重不合理性问题，经济没有得到正常运行。所以在分析中国价格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离不开政府行为和各种价值判断。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走过20多年的历程，中国实现年均10%左右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中潜藏着各种不健康因素，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经济增长波动为标志的发展的周期性和通货膨胀的循环往复运动。图一：1978年——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图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2004年》图一，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进行粗线条划分，从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0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1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包含两个短周期（1978—1981年；1988—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90年）。因为在1981年和1990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下滑程度高，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极其相似，但具有滞后性。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都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宏观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周期波动，内在的根源与作用机制所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在以前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周期波动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将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变动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关系阐述出来，参照波动的外生性因素，主要考虑引发波动的内生性因素——产业结构变动，考察产业结构变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探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提出要解决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产业结构问题。

    二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界定（一）文献评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大量分析。由于1998年和1999 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非常显著，大量的研究都集中于确定这次通缩的性质和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刘明兴和许秀兰（2001），谢平、刘锡良等（2001），王顺华（2005）关注更长时期经济波动，而不仅限于研究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影响。阐述中国90 年代前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软着陆”，及90 年代后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紧缩与扩大国内需求，结论是过热的经济增长具有危险性。谢平、刘锡良等（2001）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存在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问题。中国频繁地借助此角色弥补信贷缺口，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性波动。王顺华（2005）提出中国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体制环境。还有人指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根源于国有企业问题，同时利率改革滞后于市场化的进程造成信贷缺口，投融资渠道的单一造成反复的通货膨胀与王顺华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刘明兴和许秀兰（2001）重点比较关于中国经济波动诱因的几种观点，包括需求冲击论，债务紧缩论，供给增长论，和生产能力过剩论。指出宏观调控的立足点应当是结构性的需求管理政策，生产能力在存量和结构方面的调整应当遵循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升级产业结构，促进金融深化。除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Brandt 和Zhu（1997，2000，2001）的一系列文章也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进行详尽的分析。他们利用一个一般均衡的动态搜寻博弈模型来刻画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即①经济的分权制改革，②政府对国有部门的长期支持承诺，③中央银行的信贷计划和信贷控制，指出中国的增长与通胀同步的周期循环是由于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国有部门，导致政府救助国企的承诺与经济分权改革的进程发生冲突。在支持国有部门的承诺下，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因财政分权使政府无法完全控制信贷配置而产生的副产品。从文章的结论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并没有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只要政府继续承诺支持国有部门，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营和通货膨胀的激增就会反复地发生。以上众多学者的讨论只要集中在企业与政府管理行为上，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GDP的增长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幅度，经济增长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周期性变动关系，问题的集中点是产业结构问题，所以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作为通货膨胀的替代变量。（二）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成因分析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两个：第一，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第二，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实践证明，内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具有常规性和渐进性，波幅较小；而外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剧烈并呈现突变性，波幅较大。（三）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周期性变化的成因分析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单一的通货膨胀压力，即无论是高潮时期还是低谷时期，都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周期不同阶段只有通货膨胀压力大小之别，经济学界关注的也主要是通货膨胀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性增强，通货紧缩周期性有出现的可能性，过去那种单一的通货膨胀时代转变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交替出现的新阶段。

    1.价格总水平波动形态的转变实践表明，中国的价格总水平已经面临向下变动的压力。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多次提价后，改革之初面对的价格扭曲情况已经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抑制型通货膨胀所形成的物价上升压力，在市场化价格改革的进程中得到释放，“多数工业制造品和食品的价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价格的平均水平。”（注：陈东琪，《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互换位时代的政策操作》，《财贸经济》，1998年11期。）此背景下，价格总水平不仅有上升的压力，也有向下变动的压力。

     2.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改革前超稳定形态并非市场供求力量均衡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当时严格的高度集中计划价格机制形成。中国从1979年开始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979—1984年，在计划价格的框架内进行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初步改善不合理的计划价格结构。1984—1991年，中国从管理体制和价格结构两方面全面开展“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初步形成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1995年生产资料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达77.9％，农副产品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为78.6％，零售商品的市场调节价比重则上升到88.8％，我国价格形成市场化指数1995年上升到84.5％（注：参见陈宗胜等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19页。）。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以体现，价格水平的波动性增强，价格总水平变动对经济运行的扰动存在放大机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周期性出现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形成。从价格形成机制转变，也可以看出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作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具有合理性。

    3.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市场条件的转变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对物价水平的调控国家主要集中在反通货膨胀上，于是各种政策的指导就具有偏向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生产能力的增强，中国经济总量不再短缺，买方市场所确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会出现供求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波动，也会因为生产过剩、卖方之间的过度竞争产生价格总水平向下变动的趋势，甚至爆发通货紧缩。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的常态，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常态和非常态问题更值得探索。

    三 实证分析

    （一）中国周期性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关系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幅度作为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长周期波动的研究对象，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产业结构深刻变化的衡量指标，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中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衡量指标，以非农产业比重的年度变化幅度作为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得到1978～2003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幅度的变化情况如下： ， ，其中 ，i表示第二、三产业，t表示1978年到2003年。 图二：产业结构变动幅度（1978年变动幅度无，无1977年数据），系列1代表升级幅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2004年》 计算而得上图二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中周期和中长周期波动现象，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年度变化幅度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现象： 1980年、1985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和2000年出现多个波峰， 2000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幅度趋于下降，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0.6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2003年为0．81个百分点，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已从2000年的中周期波峰进入收缩和衰退阶段，2003年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长周期波动的复苏期。由前面分析知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两个大的周期变动，1978—1990，1991—2003，在此以1990年作为分界线，探索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周期性变动的关系。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979—1990年（LAGS：2）（OBS 10） F-Statistic P值 G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NAPRT 70.3201 0.00022 DNAP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RT 0.88495 0.46878 1979—1990年（LAGS：3）（OBS 9） G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NAPRT 86.5855 0.01144 DNAP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RT 0.49211 0.73325 1991—2003年（LAGS：2）（OBS 11） G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NAPRT 3.05009 0.12192 DNAPR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RT 0.12451 0.88515 从结果可以看出，1979年—1990年12年间，在滞后期为3的情况下，1%的可信度下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变化的原因。1991年—2003年13年间，在滞后期为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变化的原因。模型预测： 1979年—1990年： 1990年—2003年： 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1978—1990年， （1） t-Statistic （-4.485 1.163 6.762 -0.4696 0.337517） Std. Error （ 0.919 0.056 0.062 0.077 0.065 ） R2=0.956877，D.W=3.1911 1991—2003年， （2） t-Statistic（2.132 -0.189 0.089 -2.693） Std. Error （0.963 0.257 0.254 0.111） R2=0.5751，D.W=1.7560 模型检验及分析：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1978—1990年的模型拟合度很高，达到95.68%，1991—2003年拟合度较低，但也达到57.5%，D.W值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通过计量检验。模型（1）可以看出 ，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变化是同向的，模型（2）可以看出 ，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变化是反向变动。在90年代以前，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诸多不健康因素，产业结构调整也有政策指导错误，进入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上正轨，中国市场经济雏形已经诞生，产业结构调整也更具合理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周期性关系的实证分析西方经济学定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其背后隐藏着“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即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率来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然而，这样的定价策略并不适合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计划体制的影响在中国并没有消除，而且这种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将会继续存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动是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是滞后指标。这将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风险：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转化为最终消费，也就是生产资料价格无法带动消费价格上涨，未来经济就会出现大量过剩生产能力，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萎缩，通货紧缩风险显现；相反，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很快转化为最终消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就会引起消费价格水平大幅上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动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指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IPP表示通货膨胀率，GR表示经济增长率） LAGS IP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R GDP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PP F值 P值 F值 P值 1（OBS 25） 0.15434 0.69820 0.34750 0.56153 1（OBS 24） 0.45836 0.63913 355459 0.04882 1（OBS 23） 0.33071 0.80324 2.82578 0.07183 1（OBS 22） 0.12137 0.97233 2.15924 0.13190 1（OBS 21） 0.28733 0.90944 1.38575 0.30824 1（OBS 20） 0.19090 0.96967 1.85506 0.21874 从表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增长是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证实，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实践来看，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速度相联系。经济增长快，通货膨胀率相对就高，经济增长慢，通货膨胀率就低，甚至通货紧缩。然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否保持较低或适度的通货膨胀，这将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中国政府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模型估计：估计模型为： 回归结果如下： （3） T-statistic（1.773995 0.044850 1.4344 0.04586 0.038939 1.303655） P值 （0.0010 0.000000 0.0045 0.00000 0.000000 0.00100）模型检验，R2=0.505858，D.W=1.5033，F-statistic=3.6853,因为没有考虑制度，经济体制等因素影响，模型的拟合程度为0.5058，如果剔除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会更高。从回归模型的结果来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促使IPP呈现周期性波动，IPP的周期性波动滞后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前两期经济增长同样会影响本期的价格变动。价格变动的周期性伴随经济增长周期性，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价格周期变动时间在缩短。 ，周期不断缩小，经济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在逐步加快，近年来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变动也说明了这一事实。

    四 中国解决周期性经济波动与价格波动的对策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必然选择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不同产业当中的从业人员创造的产值存在较大差距，于是高效率的产业便无法寻求到低效率的产业从业人员的足够消费。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在收入上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更加严重化。产业结构失衡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严重，二元结构系数在不断增大。 图三：二元系数变化图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4年 计算而得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诸多原因造成这种市场疲软，但是本质上看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是众多产业扭曲发展的结果。中国现阶段的根本性问题是结构问题，只有解决结构问题，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问题解决了也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二） 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整体效益 图四：产业结构偏离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4年 计算而得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中国，技术创新与工业结构转化处于起步阶段，在创造就业机会、吸收从业人员方面并不稳定。第一产业机构偏离度始终小于0，说明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应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农民问题。第二、第三产业大于0，应吸纳劳动力。但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应该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使GDP结构与产业结构转移同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2003年情况有所好转，劳动力配置趋于合理，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变化趋势趋于一致。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效益评价：产业结构偏离度高，效益水平有待提高。

    （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选择深化理论研究，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探索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我国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为我国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指导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速经济体制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正如分析的那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是无法取得明显成效的；实践表明，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提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动力。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避免低水平循环的必由之路。 降低产业“退出壁垒”的门槛，减少产业退出成本。调整产业政策重点，加大结构调整援助政策实施力度。坚持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并重，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形成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的良性互动。

    （四）形成完善的价格机制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实症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微小波动都会带来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巨大变动，而且价格变动由前面分析知道，相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此外，中国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因90年代以后的投资热而大幅提高，然而产品却超过需求，设备和供应能力过剩，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价格形成机制转变，及时形成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市场条件。通货紧缩的压力通常发生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的低潮期，而长期以来中国的短缺经济始终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在周期的不同阶段，压力大小不同，但压力不会消除。所以，当前中国经济急需形成市场价格机制，是中国的企业向市场化迈进，同时，政府的行政性垄断价格也应逐步取消，加快中国的市场经济步伐。

    五 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化，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周期波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是，也凸显出更多的社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严重，就业压力增大，产业发展的极不均衡，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机制尚为形成。实践证明，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首要任务就是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产业结构问题。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得到解决，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因此，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产业化道路，指导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配套性政策，将是当前的一大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