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年会上的主题发言

吴 敬 琏

（2006年2月11日）

    “50人论坛”的本届年会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主题，这就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征与挑战”。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行政腐败扩散等激发起来的社会矛盾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2004－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及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大争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因而“老左”也就有机可乘的现实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厘定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2004－2005年的大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大多数人在许多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即使在保留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上，至少也使问题的症结和学者们各自的观点、论据得到了明确和澄清。这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第一个主体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讨论却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大众对种种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次，1989－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愈辩愈明，能够得出有益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成果的。

    然而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某些提法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都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切磋与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结果。

    以至今仍然争议很大的如何评价医疗改革（即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为例。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我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一个过分笼统，全称肯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市场化是正确的，而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因为不但这“三医”的性质各有不同，每一大类中的具体项目究竟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完全的私用品，也有很大差别。如果能够分门别类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够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向我们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在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当秉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它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负责任。我希望“50人论坛”的同仁参与到大讨论中去，和专业内外人士共同切磋，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