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到许多讨论改革的文字，如大名鼎鼎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吴敬琏的《中国改革四大缺陷》、梁小民的《鼓吹停止改革是祸国殃民》以及郎咸平的《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人物专访)等，还上网查看了许多网友的评论，并和一些网友在我和朋友主持的“经济人俱乐部”中进行友好争论。

    原来感觉很清楚的一些问题，现在发现还有必要继续梳理，兹列出有关当前改革争论的四大问题。

　改革的成败得失

　一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改革，其成败得失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本来以为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到大陆来，惊叹大陆的成就，说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在二十多年内跑到世界前六，改革的贡献已是明显摆在那里。

　但其实不然。总起来讲，我发现，年纪和我相仿或者大于我的人，大多倾向于肯定改革的成就；而年纪较小，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出生、30岁以下的人更多倾向于否定改革。原因何在？

　也许，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有过饥饿的回忆，有过政治运动的回忆，格外珍惜今天和平建设的时代，对改革成就的评价也更高一些。但对于年纪更轻一些的人来说，他们会很自然地用更高的参照系来要求这个时代，所以其对改革更多批评的背后是希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改革的成就更大一些。

　在这里，肯定改革的人和否定改革的人，其实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现在还不完善，就连改革本身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改革的方向

　那么，中国如何能变得更好，更完善呢？显然还是要改革，但改革朝何处改，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这就牵涉到改革的第二大问题，改革的方向。

　原先，我以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国际化、市场化、私人产权、民主政治等方向都应该成为共识，就连和我改革观点相左的一些朋友，似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问题。

　但当我系统地阅读了有关改革的争论文章后，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可以说，几乎所有过去曾经取得改革共识包括方向上的共识，现在都面临断裂。

　国际化(与世界接轨)曾是改革的共识，但现在已有学者提出，中国人不能再为世界打工。更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要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民主化尤其是宪政改革应该是改革的共识吧。非也。有人的主张恰恰是大国家主义下的“法治化”。

　那么，产权改革呢？就更不是共识了。有学者呼吁停止一切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效率比民营企业的效率更高，中国应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是。市场化总该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了吧。也不尽然。有人说了，市场化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使得中国成了五千年最坏的时代。那中国怎么办，计划经济还是管制经济……

　曾经有过的改革共识显然已经断裂，改革派不得不站出来对过去已经说过的观点再说上一遍。所谓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效率因而要大力发展国企的奇谈怪论，早已遭到海内外经济学界(张文魁、刘小玄、陈志武、徐滇庆等)的痛斥，此后这一观点不复招摇过市。

　对于市场化导致贫富差距的指责，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最近撰写长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由于政府管制的强化才出现的，要缩小贫富差距，应坚持市场化并进行宪政改革而不是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对于中国应不应该加入全球化，为世界打工，周其仁教授等近期作出了正面回应，分析中国为什么要融入全球，指出中国既要品牌，更要贴牌，中国并没有到高唱不打工的咏叹调的时代；至于不谈宪政和市场化的“法治化”，更是遭到了宪政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斥之为不懂法治，因为在宪政文明市场文明建立之前根本谈不上法治，只有人治下的法制。

　但这些在学者们似乎很清楚，而且改革开放至今一以贯之的观点，并不能够让一般民众口服心服。这里头牵涉到当前改革的第三大问题。

　改革的收益和成本

　这第三大问题就是，改革究竟给每一个民众带来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是如何分配的。

　很显然，中国改革迄今并没有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恰恰相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他们在改革中受到了伤害。

　一般来说，改革派们不会承认是改革对弱势群体造成了伤害，而是批评改革太慢，政府权力介入太多、改革被扭曲导致民众的利益损失的结果。但对于被伤害被剥夺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是无法区分什么是主张改革者理想中的改革，什么是现实中的改革，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实是唯一的改革。

　而这个改革所形成的结果，他们不能接受的，或者已经不能再继续接受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方向再正确，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的更具政策含意的变形话题就是：改革将如何继续，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未来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如果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对不起，无论主张改革的人所认定的改革方向有多好，大多数的民众都可能不支持进一步继续改革。

　改革的路径

　那么，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如何发生变化呢？这涉及到当前改革的第四大话题：改革的路径。也就是，改革按什么样的程序进行，其成本收益分配路径是怎样的，其可能形成的改革结局将是什么。

　回顾中国的改革路径，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曾是自下而上，由自发形成而蔚然成风，那是改革的黄金时代。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改革逐渐演变成自上而下以及“内部人主导型”的方式。也就是说，改革如何改、怎么改以及改的结果其实是在改革的旗号下，由少数内部人说了算；改革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利益则由少数人获取。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的改革偏离了改革的方向，败坏了改革的名声，消解了改革的共识，毁坏了改革的动力机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将不能不关心中国下一步将进行怎样的改革，由谁来参与和主导改革的问题。

　那么，如何重建改革的路径，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呢？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可以说有三条思路。一是激进自由派如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过的，要通过宪政变革来巩固市场化成果。陈志武的文章也证明，市场化＋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收入分配差距最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两者齐上，次优选择是市场化单兵突进。自由主义者的这一改革立场和思路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最彻底的思路。

　但对于大多数的改革派来说，他们担心中国尚未进入政治改革的成熟时期，因此主张比较现实的边际演变方式，一是强调更加规范的改革，在规范中改革，在改革中规范，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参与的改革(笔者概括出与“内部人主导型”相对照的“社会参与型”改革路径)；二是呼吁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强调大政府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严刑峻法。

　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已经够大了，中国的法律也已经非常严酷，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大政府如何有效，中国严酷的法律如何能够保证公平。

　夜深了。这一篇的文字已经太长。且到此打住。相信这个话题肯定还会有漫长的探讨。只是，历史时机会漫长地等待中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