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改革的“左右”和“主义”之争似乎已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操作层面。继去年底105位“新左派” 人士（含23位国企工人、33位大学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反对《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之后，今年初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对《物权法草案》的激烈反对也使该草案的审议被暂时搁置。

    随着中共高级理论家刘国光先生的挥师进入，改革的方向之争变得更加热闹，引来了学界、政界和民间三方的共同关注，甚至连一些改革的理论先驱（如皇甫平）也加盟其中。

　然而，今日之中国，如果仍然停留在“左右”和“主义”之争，则说明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走出“为别人安排命运”的乌托邦幻想和“救世主情结”，而这种幻想和情结，这类人高举的旗帜——《国际歌》（歌中主题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不会答应，现实生活中从几十年改革开放中获得半个多世纪以来空前自由的人们也不会答应。计划经济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得清楚：行政权力垄断一切，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无从谈起。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申张和表达，没有民主政治约束政府权力，则这种权力的使用，不管是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其易于腐败的本性都不会改变，而且后者比前者更甚。

　从这个意义上，除了少数养尊处优且思想跟不上社会历史步伐的“遗老”愿意退回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那个时代。一些人借题发挥，则不过是表达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通过类似难得的“集中表达”发泄自己利益受损后的不满。类似的情形可以从“郎咸平旋风”中看到，人们未必全盘赞同郎咸平的观点，但却不约而同地把他视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不是因为郎咸平多么正确，而是因为其他人无从表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今日改革的两个缺憾——一是表达渠道不畅；二是改革导致了一些人的利益受损，也就是说，改革没有实现福利共同增进的“帕累托改进”，而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形成了“零和博弈”的局面。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因！

　以诟病多多的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为例，为什么公立医疗和教育机构的“垄断+市场化”亦即“权力市场化”操作大踏步迈进？为什么相关领域打破垄断的改革始终在主管部门那里遭遇“肠梗阻”？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完全由行政主管部门权力主导，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公民的权利表达得不到最起码的传达和尊重，主管部门通过“权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轻松地卸掉了在公共医疗、公共教育方面的拨款“包袱”，另一方面从“权力市场化”中得到了大量的实际好处（权力监管部门处于相关领域“食物链”的最上端）。政府公务员的车改、工资制度改革与此类似，都是关起门来的“内部人改革”。与此相关，能源体制改革也是几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权力，关起门来涨价，美其名曰“资源短缺”。而其实，“资源因短缺而涨价的”谬论早已被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打赌所证伪。历史已经证明，不论是铜等金属，还是粮食等“稀缺资源”，价格都随着人口的增长不升反降。

　今日改革，实际上是进入了利益受损者“忍不下去”的新阶段。他们迫切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改革也迫切需要他们的实际参与，才能够告别“零和博弈”，走向“多赢时代”。从经济学角度看，正如布坎南所说，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而其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权和表达权。今日中国社会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左中右，而是命运没有掌握在每个人、每个群体自己手里，一部分人在决定另一部分人的命运。以农民为例：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农民在政治结构中的弱势，恰恰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每人分摊的共同利益太少，而团结的成本太高。对于不利于农民的政策，个别农民只能以怠工或退出对抗（“民工荒”的例子已经显现）。中国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这样，在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对一个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因为受损者的不合作（退出或者抗议），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从此意义上，我以为真正切中改革时弊，或者说真正为改革拨云见日的，是日前在50人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观点。她说：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在制定、完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寻求共识可能是今后改革新阶段推动改革前进的常态。要允许不同的利益主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让各种利益主体有诉求的渠道，才能化大震为小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以为，其中的当务之急，是落实宪法中承认的公民自组织和言论、出版等的表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