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说道：“设想一艘舰船上有位比其他水手更加高大与强壮的船长，但遗憾的是其在听力与视力上都有若干障碍，而且其关于航海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亦并不比其他水手胜出多少。”毫无疑问，水手们之间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每个人皆很自信有能力且有资格掌领这艘舰船，而却暂时有意无意地忘却或忽略了其自身在航海上究竟有无经历过足够的训练与充分的经验积累。于是，所有的水手均积极向船长请缨掌舵领航，而当其请求纷纷遭拒之后，其便一同变相地接管了舰船并消极对抗船长。“其是他们忠实地支持者并巧妙地协助他们策划阴谋……于是他们拥有了水手、领航员以及一等水手等这样的称号……但是那位真正的领航员则必须认真观察并分析全年的季节、天空的云彩以及风向与风力的变化等等……毫无疑问，其必然即已成为真正的舵手，而这与其他水手对其喜欢与否其实业已不相关系了——事实上，这种权威与舵手技艺两相结合的可能性从来皆未有被那些水手们认真考虑过……”至于那位真正的领航员或舵手的命运如何，柏拉图接着说：“……其将作为妄语者与空想家，亦即一位无能之辈而被解雇。”

    从这则柏拉图式的寓言中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显然神话了某种权威，亦即那些其所谓的哲学家、艺术家以及其他各类专家，而且柏拉图尚且通过有意无意地贬低那群解雇那位真正领航员的水手而为其所谓的哲学家、国王以及王室成员的地位作出了辩护。但柏拉图显然忽视了水手们正当的担心与合理的忧虑，这其中包括他们对所谓专家的怀疑、他们同专家能否沟通与和谐相处以及他们对专家驾驶航船能否真正平安到达目的地亦尚心存疑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尚且具有自己的需求、理想与目标。

    许多世纪之后，柏拉图之类或相仿的专家代表着权威，但人们亦常常发现，尽管那些船长与领航员们装扮成智慧权威抑或精英的化身而成为所谓的主流，而事实上所谓的主流精英们通常并非真的完全值得信赖，而且人们甚至发现主流精英们基于运用其技能与专长而期达到的某些良诚美愿却很有可能恰恰与民众的需求、理想与目标背道而驰。其实，通过柏拉图似的寓言以及对其的解读，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点非常朴素的结论，亦即，人是可以依据其所处的阶层以及其所特有的相关利益取向与认知偏好而作出群体或集团划分的。如此一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各自均会具有在环境变异或制度转型时期而或多或少基于自身利益之虑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抑或改革理性。

    作为“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利益集团“作为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冲动与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群公民，无论其占全部公民总数的多数抑或少数与否，其集团利益均会损害其他公民与集团的权利抑或社会总的与永久性的利益。”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对利益集团的认识业已日趋理性，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亦即，利益集团的形成是社会基于多元利益竞争而分化与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利益集团及其活动的各自差异本身亦是多元社会的必然现象与必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中国转型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中业已出现了分属不同利益阶层划分的不同利益集团，这无不是中国业已进入多元利益博弈时代的标志。

    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中国当前现实经济社会中，人们往往将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之意专与诸如权贵资本主义、主流精英之类等等的予以相映照，其成因大抵仅仅在于基于社会贫福差距拉大与财富和获利机会分配不公的现实而致的情绪宣泄，抑或尚因为基于具有某种隐藏其后的政治诉求，而这些其实会自然导致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之间的进一步划分与隔阂甚至仇视。这种结果正常与否自不必多论，且不容怀疑的是其总体上明显不利于政府延续与实施其初始的改革理性。

    事实上，在转轨经济改革进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均具有自身的改革理性且亦确实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此，我们可以从在中国曾一度高调而后又饱受质疑与批评甚至在近期猛遭炮轰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窥得一斑并获得稍许解释。

    很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业已造就诸多利益集团，其中主要涉及国有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主体诸如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管理层与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在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以及多元利益的复杂权衡与残酷博弈中，各利益集团无不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各自的行动选择。

    就相关政府而言，如若接受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其即可以抛掉不少亏损企业并相应地甩掉诸多沉重的财政负担，但需要其重视的是，在既有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业已出现的自卖自买、随意低价处置与贱卖国有资产等违规现象以及业已或可能造成的失业与对国有企业员工利益的“掠夺”现象均须相关政府计入其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成本之中。因此，从短期来看，尽管相关政府的确具有通过民营化改制的方式抛售国有企业而减负或增效的冲动，但从社会长期安定的大局出发，尤其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与社会民众抗争之下，相关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并无刻意或极力加速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进程.，当然其中肯定会不乏体现出某种追求时令效应的政绩与形象工程实施的产权改革。

    就国有银行而言，其基本上服从于相关政府意志而并不刻意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而且，国有银行长期作为相关政府的“提款机口”而倾向于给国有企业提供大宗贷款，并且亦因此业已形成了现前大量呆帐与坏帐的囤积，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却很可能恰恰导致这些呆帐与坏帐失去还贷的主体。毕竟，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接管国有产权的正常与合法民营产权主体并不可能亦并无责任一并承担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先前负债。尽管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相关政府往往亦会对国有银行给予相应的呆帐与坏帐损失补偿，但国有银行通常更会出于风险规避之虑而选择暂时反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行为。

    就国有企业管理层或经理层而言，他们实际上业已成为左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强势集团。其基于相关信息掌控的天然优势与地位，如若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与其利益目标函数不符，则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往往根本无法进行，因为他们通常即是事实上的具体操作与执行集团；但如若完全任由其根据自身的利益目标函数而自行设计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方案，则自卖自买、设租寻租以及集中与成批贱价转让或侵吞国有产权等等的做法实质上即会严重伤害或扭曲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初始目的，这样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亦往往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而必然导致社会民众的公然抵制与政府的直接干预。

    而就国有企业普通员工而言，他们主要的关心在于企业改制后其能否继续就业、工资收入水平下降与否以及如若失业后能否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或再就业安排，如若企业改制不能对此类问题予以妥善解决抑或企业改制造成了对其阶层或集团利益的实质性掠夺，则其必然抵制此类企业改制。

    很显然，各利益集团各自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会体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特征，各利益集团之间亦会因此产生利益冲突与磨擦以及争斗。亦正因各利益集团之间成本——收益分析模式或改革理性的巨大差异，涉及各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即便实施亦更多的是在冲突与纷争中而并非在和谐中在予以展开，而这无疑会对后续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制产生明显的约束效应。显然，实质影响改革的其实并非仅仅在于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云云之类，而更应是在于改革中各利益集团之间改革理性的巨大差异，抑或更应是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改革理性的鸿沟

    我们业已知道，在基于渐进主义制度变迁的多元利益博弈中，政府根本很难彻底主导或延续其初始的改革理性，各方利益诉求主体亦永远无法在博弈中达成能给各方均带来充分美好图景的改革共识。抑或，就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格局演化而言，改革共识其实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美好意念，而其根本无从在现实中获得绝对存在。

    好在改革并非以共识为前提，对此，政府应该具备足够的理性。事实上，天下之大，最知晓天下之事者依然莫过于政府，这点对于渐进主义制度变迁中的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而言更是如此。至此，问题似乎业已再明显不过了，亦即，一个渐进主义制度变迁中的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如何基于各利益集团的改革理性特点与差异而基于合理的策略与调停而弥合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改革理性鸿沟。

    为此，在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转轨经济中，首先，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必须基于超越自身利益而为相关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得以健康与公正进行而提供一组基本的保证前提；其次，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必须基于切实建构或促进形成一套关于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优化制度安排以及基于市场竞争规则之下的利益多元化有序发展，而使各利益集团利益博弈逐渐成就一种正常与良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再次，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必须切忌相关政府或体制官僚与相关利益集团串谋而有损其他集团利益公正的同时尚严重伤害权威政府的初始改革理性。因此，对于弥合渐进主义制度变迁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改革理性鸿沟而言，一个超越利己动机与公正廉明且决策优化的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必不可少。就此而言，旨在一个自身廉洁高效与治理边界明晰的主导政府或权威政府的相关体制改革确实已是时不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