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四大缺陷：缺陷一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缺陷，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缺陷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缺陷三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缺陷四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学家刘国光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到了应当“主张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而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作为国家权威机构也正式公开表态，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但是，如果把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实际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地步了。吴敬琏认为，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而对改革的认识，实际上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但无论是社会上的反思也好，争论也好，似乎都存在过分笼统而没有对问题作具体分析。譬如说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就很不明确。

　的确，关于改革的争论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从中国改革诞生的那一时刻开始，人们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可谓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其中，既有对改革成功的称颂，也有对改革问题的尖锐抨击，还有对改革过程的总结回顾，但是，每当我们试图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作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所以，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的时候，特别是改革仍然“攻而犹坚”的关键时刻，我们却遽然发现，尽管改革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尽管改革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尽管我们到处都在讲改革，但是，我们对改革究竟是什么却仍然非常模糊。这些现象已经急迫地向我们表明，从“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来的中国改革，亟待地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香港学者郎咸平突破性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改革的问题，也不是否定市场化的问题，而是要寻找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和中心。

　为什么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倍受欢迎，而今天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却是 “攻而犹坚”呢？研究改革的人大概都忽视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依靠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贯穿在实践中的一套完整的、具有“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以及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革遇到的阻力，从而轻易地化解了诸多复杂的改革难题。邓小平这种解决问题的系统实践，特别是解决复杂难题的高超技巧，使他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灯塔。

　但是，当改革走到了今天，现实已经为我们创造了相当宽松的环境，而改革也亟待着系统的理论突破和实践指导的时候，当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来衡量改革的时候，才发现有些“主流经济学家”严重地误导了改革的方向，不仅偏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对西方经济理论与管理行为的实践也是生吞活剥般地理解。事实表明，对于改革这样一个大课题本应当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把改革作为一个大课题全面而系统地来研究的专家学者，反倒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争论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甚至相互攻讦的事情却很常见。

　特别是看了“郎咸平主持国资委改革，也许效果会更糟”一文，真为某些学者的无知与悲哀感到汗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讨，而是非常露骨的人身攻击；而个别借着为“主流经济学家”辩解，被人们评价为“企图炒作自己”的学者，更是说出了这样弱智的话：“在目前阶段，让获诺贝尔奖的国外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也未必就能适应这片土壤。”这样无力和不负责任的辩白，更是暴露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尴尬。妄谈改革，却不能深入地研究改革，并把改革作为一个大课题系统而全面地研究，这究竟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还是研究改革学者自身的悲哀呢？

　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张培刚先生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研究中国的经济学不仅要从经济因素的角度研究，更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和历史因素，因为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它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2005年之所以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滑铁卢”，恰恰是因为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同时，也表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如同20世纪初人们试图将儒家文化逐出中国主流文化的努力是一样的，而这正是推进改革前进所必须的过程。

　现阶段，大家都在谈反思改革；都在讲在对中国改革系统反思的今天，重思改革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问题。但是，究竟要反思什么却很不容易判断，因为只要你一提出你的理论观点，比如就象“郎咸平现象”一样，立刻就会成为无数人攻击的“靶子”，什么“出身论” 、“资格论” 、“动机论” 、“炒作论” 、“无知论”等无数顶吓得惊人的大“帽子”马上向你扣来，但遗憾的是，争吵到后来，反而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了。因为现有的大多数理论仅仅讨论了这些问题混乱过程的逻辑现象，却没能从根本上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的本原是什么。所以，每个人就都在按照自己五花八门的理由诠释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很显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那种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了，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受人诟病的原因正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最应当反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把改革作为一个大课题系统而全面地研究？特别是为什么没有人能真正从经济、人文和历史的角度而不是单纯从政策的角度来研究，是从规律性的事物本质研究而不是仅从表面现象浅尝辄止的研究？这其中大概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因为改革是一个“牵起萝卜带起泥”的复杂难题，从很多侧面认识改革、研究改革都可以做到，但是，每每当你要深入探究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象火山爆发般地出现了。尤其困难的是，往往对改革的研究是从经济现象的研究开始，结果却不能获得单纯的经济结论，而是涉及到了很多与经济无关的理论和行为，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能力，并能不断深入地研究下去。

　其次，对于改革的认识往往会受制于习惯性思维的影响，把改革中点、线的问题，做为一个课题研究是普遍的，但是，把改革作为一个面上的系统问题来研究却是难以想象的。“改革”这个题目说起来很小，做起来却大的不得了，这不仅要受到习惯思维上的限制，还要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很少会有人敢把“破解改革之谜”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因而，需要研究者有系统思维的观念和敢于从根本性问题着手的勇气。

　第三，对于改革的认识往往会受制于研究方法的限制，从一般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入手研究改革是容易作到的，但是，要做到对改革的认识具有前瞻性、原则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就必须要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和思维。因为严格来讲，与西方经济学相比，中国尚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因而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们一般惯用的理论研究方法，经常是紧跟政策的走向，而不是为政策提供理论方向，这就注定了对改革问题的研究会经常流于肤浅的表面，很难打破一般的研究怪圈。

　所以，把“破解改革之谜”作为研究题目，一般的专家、学者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人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的、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人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者，不惧付出，才能挑起这个重任。而“破解中国改革之谜”不在于谁做，而是因为要做这个题目，你就必须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看问题。曾有国外学者指出，如果有人能够破译了中国的改革之谜——这个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谜团，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另当别论，虽然中国人至今还没有与这个世界最高奖有过缘分，但至少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并极其复杂的经济难题。

　在探索“破解改革之谜”的过程中，我感到保持一个学者思想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而这种独立性常常是发现和创新所不能缺少的。但是，对于追名逐利之徒和沉湎于世俗的“钻家”而言，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最让我感到困惑和迷茫的是，我们过去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常常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这种缺陷则是因为文化的混乱和自相矛盾、欠缺严谨的逻辑体系所带来的。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不是哪种所谓的主流文化可以代表的，而我们过去理解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文化。

　遗憾的是，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多学者仅局限于汉文化狭窄的范围和偏重于对精英思想的研究，既没有明确清晰地达到一个公认的“高标准”，更缺乏用这些“标准”分析判断文化发展过程的“严要求”。从文化继承的角度来看，假如我们没有找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生命，更不了解文化的内涵本质，却用某些历史形态或一些经过修饰的“精英文化”来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就会将中国文化沦为文明的“被造品”，更确切地说，就是将文化继承变成文化亵渎，不仅不会有创新和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我们仔细地对中国文化深入地研究的时候，才发现现行的种种文化与真正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

　儒家文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三国时期出现的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孔子家语》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有着复杂的思想轨迹和多重性格特征：他既对自己的才学和信念充满自信，但又时时流露出英雄失落的悲哀；既渴望理想被现实所接受，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虽对现实人生有着积极的处世态度，同时也表现出迷茫和彷徨。在儒家文化中既有“舍身取义”(《孟子》)的大声呐喊，也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论语·泰伯》)的逃避和规劝，这充分暴露出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与其脉络之间是一种割裂的关系。所以，从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在当时诸侯纷争、饿殍遍野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独立思想的，孔子的理想和报复也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儒家思想理论的实质是针对当时社会一种很强的实践哲学，但其个人行为的反复不定，导致了思想理论体系的先天不足和内容的薄弱，自然也就不会有通达济世的功能，更指导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孔子结合当时的现实总结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言行就要正直，否则就应当谨慎。他还身心俱惫地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孟子虽然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却采取了与孔子截然相反的做法，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认为不仁不义的君主不能算君，可以杀掉。“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不过，孟子生前的学说被视为“迂阔”，与孔子的学说一样不被人重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没有真正的道理可言的，曾经有人问过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当权者不喜欢你呢？” 亚里士多德回答说：“因为掌权者从来不喜欢那些比他们聪明的人——这是所有统治者的性格特征。”这里，一个同时代的外国人回答了孔孟的疑问。

　然而，有趣的是，被人们视为儒家经典，仅用半部就可以治理天下的《论语》，竟然不是出自孔子的得意门生，而是一些他不太看重的愚笨弟子，这些弟子对孔子的尊崇无形中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使孔子本人被神化了，而孔子学说中仁学的思想精髓却被曲解教化了。中国历来是一个政治热情多于民主热情、并且是“政教合一”的国度，其结果是落实到了皇帝的绝对专制上，“赢家万世是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陈独秀诗)。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文化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皇权文化，特别是自从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后世将孔子视为圣人，尊崇无比，甚至超过对孔子学说的崇拜，而对真正意义上孔子学说的继承和理解却背道而驰，并把与孔子学说毫不相干的“三纲五常”以及宗教仪式一类的繁文缛节奉为圭臬。从而把尊孔变成了历代帝王倒行逆施的招牌，以至陈独秀说：“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宪，势必复辟”。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治乱相循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权发展的争斗史，除了抵御外来侵略以外，中国的经济、文化(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儒家文化)和民权思想都只不过是依靠在封建统治上的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最终都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将中国文化引入到了一个更大的误区之中，这个误区就是人们不能从客观现实和事物本质的角度理解儒学，却形成了对儒家文化教派式的理解，以至后人对孔学宗教般虔诚式的诠释虽易于被国民接受，但却使人无法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理性的思考，更无法清醒地使我们认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曾有人对中国的文化提出过质疑和批判，但不是被统治阶级所压制埋没，就是没有触及到中国文化的实质，仅仅是一种并不彻底的批判。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最终是形成了严重的“文人政治思维”，而这种深厚的“文人政治思维”传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非理性的思维存在，在政治上形成了虚幻的理想行为，在经济上表现为不顾经济规律的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直接遏止了创新的进步，最终形成的结果是制造了大规模的、长期的不公正行为，直接使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历史的糟粕，而这种余毒至今还在蔓延。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始终没有掌握真正的宪政结构精髓，以至于忽视了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在经济上始终没有关注到经济的结构平衡和调节平衡的能力，以至于只是简单地注意经济的增长和衰退；在思维方式上始终把发展当成了创新，但实际上发展不等同于创新，发展只是一种渐进式的进步，而创新则是跳跃式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维观念的更新。因此，理性、和谐、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影响，对一个国家进步的意义更为重大和明显。

　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何新在《中西学术观点比较》一文中断言：“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独立于时代政治意识之外的学术文化体系。”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之所以掀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页，就是因为这场运动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和哲学反思的基础之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这场由民族狂热所引发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混乱，虽然几乎让历史停滞不前，但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浩劫结束以后，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彻底的反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来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又一次大解放。对“两个凡是”的思想障碍、“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以及“公有私有”的思想桎梏的一次次突破的结果，从而短短几年就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在21 世纪复兴的伟大事业。

　那么，支撑着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是儒家文化所能够代表了的，支撑中国文化发展核心内涵的并非是儒家文化，更不是皇权文化，而是另外的一种底层文化在支撑着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战国时期与孔子学说相对立的墨子学说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即主流学派，虽然墨子的学说不像老庄孔荀那样成为战国文明表层的光辉，但却是这一时期文明的深层基础核心。墨子作为战国文明中以追求理性和科学探索精神为基础的思想代表，其研究内涵正是构成文明基础理性活动的实质，在此科学探索精神基础之上繁衍出来的古代发达的科技和实物科学，在另一层面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缺憾，它本身的辉煌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不仅制造出许多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且衍生出中国民族精神的深层内涵。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借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大概都忽视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真正推动中国古代辉煌的实际上是古代发达的实用科技和底层文化，而不是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体系。科学探索精神与政治、经济虽然有很大关系，但它始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既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呈跳跃式的发展，也不会因经济的丰富而改变。所以，科技水平的高低并不代表社会政治的发展程度，尤其是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科技的独立性作用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实用科技和文化，因为这些已经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体系，而专家学者作为重点研究的古代系统的管理思想和制度体系，实际上却是凌乱不堪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不能用古代发达的实用科技来掩盖落后的管理制度，也不能用封建的落后制度来代表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

　尽管与儒家越来越被推崇的地位相比，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科技的蔑视，在客观上造成了墨家学说的衰落，可因为墨家学说本身就是源于社会最底层的深厚根基，并确立了以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再通过手工匠人独特技艺的代代相承，使其外在衣钵的存在具有了独立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直到今天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古代的一些科学成就，仍然是我们现代科技所无法达到的，这就证明了墨家学说虽然由显学转为了隐学，但始终顽强地在社会的基础层面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平衡，这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科技和丰富的实验技巧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的另外一种文化核心。所以，中国历史的辉煌真正开始于墨家，而不是儒家。比如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这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个飞跃时代，但北宋却是中国封建统治最混乱薄弱的时期。有人将中国古代发达的科技实物技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将“文革”时期“两弹一星”的技术成就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挂钩，其根本原因是在本质上混淆了科技发展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战胜东方文明，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思维基础之上的，尽管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但是，西方社会对科学的尊重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对科学的尊重反映了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而这种理性的思考正是西方宪政制度、宗教改革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出现的基础，这也就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终战胜东方文明的真正原因，除此而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同样，中国古代发达的实物科技也表明，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战国以后墨家文化并没有真正的衰落，它不是以儒家文化那样被歪曲篡改的形式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而是以另外一种实物形式在顽强地体现着与强权政治的抗争，以极高的“生存智慧”延续了中华五千年社会的发展，从而，在另一层面成为支撑起中国文化的精神脊梁。

　一个社会理性精神存在的多少，主要看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反映了民意。历史与现实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我们总在回避具体的问题，似乎像孔子重新编改《春秋》做到“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以至于有人从另一方面谈到说，假如中国没有孔子，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定是最开放、最和谐的时期，而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一定是最保守、最丧失理智的时代。开放是进步之源，封闭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开放，必须充分的开放。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离开了彻底的开放，结果必然是趋向保守和落后；也无论是官僚政治，还是精英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先进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利普塞特命题”，即民主化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但经济增长却对民主化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也正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全球民主化的进程得以加快。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经济的话语权已经被重新夺回的时代，经济已经开始对政治发生了极其深远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力资本优势已经被挖掘殆尽的时候，制度资本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这种制度成本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质、公共管理和人文环境而言。

　所以，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命题是永远不会动摇的，而人民缔造并改变历史的真理也永远不会改变的。透过历史，改革的路径依赖究竟在那里不是很清楚吗？“如果说有‘主流’这一说法的话，那我才是真正的‘主流’，而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郎咸平先生微笑之间，轻拈指尖就破解了这个由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设置的“魔戒”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