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5)下半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舆论的烘托，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一个“群情激愤”的敏感话题。但是，要解决问题，还需理性的讨论和专业的研究。

　医疗费用上涨过快，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经常受到批评。不少国家的老百姓都抱怨他们的医疗体制浪费和昂贵。中国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既是世界共性的问题，也有自身的独特原因。

　第一，每个人为健康支付的费用是其生命价值的函数。当人们在解决温饱以后，愿意为健康支付的费用，常常高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国家预算的医疗卫生开支也往往高于GDP增长的速度。美国在1960年时，国民支付的医疗费用占GDP的5.3%，1980年上升为8.9%，1990年上升为12.2%，到2000年已经占到GDP的13.5%。还是在美国，1992年时，医疗保健支出已经取代食物和烟草，成为居民第一位的支出；在1997年时，美国居民收入的17.4%用于医疗保健，15.1%用于食物和烟草，15.1%用于住房。在中国，当人们从温饱进入小康以后，医疗费用的占比越来越高也是必然趋势。

　第二，随着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在GDP中的比重也会快速提高。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本身就是医疗卫生费用提高的直接结果。中国用占世界2％的医疗卫生资源，照顾了占世界22％人口的健康，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2岁，超过许多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卫生事业的骄傲。统计数据表明，一个人在65岁以后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大概占其一生的一半，在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年可能又要支付一半中的一半。因此当社会进入老龄化后，医疗费用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8年，英国45年，日本26年，而中国大约只要27年。中国用比一些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老龄化，所以今后几十年仍可能是医疗费用猛涨的时期。

　第三，人们希望享用最先进、最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与中国人均GDP处于世界100位之后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尴尬。中国到2005年年末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还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人类的生命科学突飞猛进，医疗变得昂贵，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几乎可以获取全世界已有的全部医疗科技的最新成果。20多年以前，中国的医院可能对心血管病的重症患者束手无策，如今花几万元搭桥或介入支架就可以康复。费用是成百上千倍地增长了，赢得的是健康和生命。

　第四，由于传统思维和道义诉求，人们普遍认为“救死扶伤”是政府必须无条件承担的责任。但是，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包揽每一个需要器官移植等重症患者的医疗需求。因为所需费用最终要受政府支付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的约束。政府应该对贫困群体提供医疗救助，但要慎重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在美国，对穷人免费的平民医院急症室里，往往挤满了企图得到免费医疗的慢性病患者，使得真正的急症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香港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障，但据报载，有些居民甚至因为胃口不好要救护车去医院就医。经济学告诉我们，医疗服务需求是有价格弹性的，当个人支付的价格趋于零的时候，需求会被扭曲和夸大，同时诱发普遍的道德风险。因此，过分慷慨的承诺肯定不能兑现和持续，结果只会导致更多抱怨。

　必须指出，目前中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并非完全合理，甚至应该说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通过改善医院管理和规范医生行为，就有相当大的节省成本、降低费用的空间。而要做到这些，光靠禁令，而没有医疗服务的竞争就很难做到。

　目前国有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在增加政府投入、保留必要国有非营利性医院的前提下，相当一部分国有医院应当对多方办医开门，引进社会资金，改制成为营利性医院。这样，医院在展开竞争的同时，能够满足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要减轻患者过重负担，还应建立健全旨在社会共济、制衡供求的医疗保险制度，整顿孳生在现行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下的药品生产流通体系。这些都是今后改革的任务。

　推进医疗改革需要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长期以来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药养医”的错误激励机制，有着很深刻的原因。简单地把由此引发的医患矛盾归结为医院和医生的责任，是极不公正的。倘由此造成医患对立，激起医患冲突，将会对中国的医疗事业与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应当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