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读过社会发展史，都知道劳动怎么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学会使用工具使人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动物。至于更多的细节则不大清楚了。近二三十年来，科学界对人的进化过程的了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例如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同意，最初的人类发源于非洲，大约在6-8.5万年前，古人类跨越红海的曼德海峡，走出非洲，分布到了世界各地。首先到了澳大利亚（五万年前），中东（4-4.5万年前）和西欧（3.5万年前），和北美（1.5万年前）。一万年前全世界的人口可能是500万，那时已经发明了农业，人口数快速地增加。但是和公元18世纪以后的增速比，只是几十分之一。18世纪的人口约为10.4亿，而现在已经达到了65亿。这二百年之间人口增加的速度是过去一万年增加速度的50多倍。有人估计7.4万年前，也就是非洲人走出非洲的前后，印度尼西亚的Toba火山的大爆发（这种爆发平均每几百万年一次），以后的五六年中天空被火山灰所遮盖，地面温度大幅度降低，使人类数量减少到大约2000人。从人口的变化可以看出，人类发展经历着十分明显的加速度现象。现在正处于最高速的发展期。未来的一个世纪人口将趋于平稳。

 

    对于人类进化的研究原来主要靠考古发掘。但是由于远古时人类数量的稀少，它们的化石很难得能被发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遗传学家，名叫Allan Wilson发现DNA结构中有一种线粒体在繁殖时具有不变性，而且它完全由母亲传下来。这种物质成为每个人都携带着的活化石。它可以帮助我们追踪几百万年甚至更远的祖先分支。Wilson和他的学生利用这个技术，不但确定了非洲是人类共同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而且发现现代人，不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他们的祖先竟然是15万年前的同一个妇女。

 

    根据最近一期英国杂志《Economist》的报道（2006年第一期），以上这些新发现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同意。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明，新考古的发现，这些看法还可能被修改。例如华盛顿大学的Alan Templeton声称，他发现了一些基因树，其根源可以推到40万年以前，又不同于非洲古人的基因。如果他的发现被确认，那么人类祖先单一来源的学说将被修改。

 

    人脑的容量在200万年前只有550cc(立方厘米)，到13万年前增加到1400cc，现在略为减少到1300cc.随着人脑的扩大，头部的重量加大，人必须从爬行改为站立。人站起来之后，能够承受更大的脑重。但是人变为直立行走的原因远更为复杂。在非洲强烈的日照下，直立行走比爬行能减少三分之二的太阳辐射量。大约在4万年前人类的智力出现了明显的进步，表现为对艺术的尝试，出现了岩画。但是人类真正的进步是发音的复杂化，后来创造了语言，再后来出现了文字。语言使个人之间可以沟通，人际关系得以建立，这才有了人类社会。文字则使几代人之间可以沟通，加速了知识的积累。然而使人类真正进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近一万年来人类得到了加速发展？或者问，过去阻碍人类正常进步的主要原因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我们制度经济学家来提供线索。

 

    按照达尔文学说，生物进化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每个个体在取得食物，找到性伙伴中，能够超越别的个体的，他的后代将能够繁殖并发展。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一条规则起作用的话，人类将永远是动物，而变不成人。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有竞争，还有合作，有道德。人天生就有善恶之辨，就有同情心，懂得是非。即使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在做坏事时候也是偷偷摸摸，心有不安。因为道德随时随地在监督着他。也许有人会从根子上提出质疑，道德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加以证实。但是有一点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道德法则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极端的虐待狂，精神病患者不是没有，那究竟不是社会的主体，否则的话人类社会早就消亡了。

 

    人之不同于动物，是人能够理解别人的想法，能够体会别人的感受。这是同情心的基础。但这还不足以建立人际的道德关系。道德关系的建立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制度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是把道德看成是一种公共服务。一个人之所以愿意遵守道德规范，是因为他享受了别人遵守道德得到的好处。如果周围的人都不讲道德，只有我一个人讲道德，这种道德肯定维持不长。所以道德是一种社会的集体合约。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这个社会合约的建立必定是许多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

 

    加拿大学者Axelrod博士，做了一个数学模型，研究囚犯难题的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两个利益独立的人，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只顾自己。如果合作，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是一方选择合作时，另外一方选择不合作却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合作的状态很容易被另一方的投机所破坏，合作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合作被破坏以后，双方都处于不合作的不利状态，他们终究还要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但是老问题继续存在，合作还是不牢靠的。如果双方从反复博弈中吸取教训，合作可能维持下来。Axelrod的模型将两个人扩大到社会，看长期博弈的结果合作能不能比较稳定地维持。模型运行的结果证明，如果投机获得的利益有限，而且投机者将被惩罚，一个混合有合作者和少量投机者的社会是可以长期稳定地存在的。Axelrod的模型在计算机上运行几分钟就能够得出结果。但是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几十代，几百代人博弈完成的。尤其是博弈并不是同一个人在参与，而是不同年代，不同辈分的人之间进行着。失败的教训并不能被直接的当事人所汲取，而是要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人未必能够记取过去人的教训，投机取巧的诱惑时时都在起作用。道德不断被承认，又被破坏，如此反复，直到最后人终于脱离了动物，有了道德的觉悟。这个过程正是道德逐渐被确立的过程。

 

    刚刚去世不久的美国历史学家Stavrianos(全球通史的作者)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人类远古生命线》中猜测到道德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还没有脱离野兽状态。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起着主导作用。谋杀，强奸，抢夺是经常发生的。每个人都处于缺乏安全的状态中。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寻求合作的规则，于是道德的雏形逐渐出现。可是每每都有人破坏这种原始的合作意识，并且用武力胁迫别人就范。从武力主导变到道德主导经过很长时间的试探和较量。美国法人类学家E. Adamson Hoebel在他的《原始人的法》一书中，肯定了原始人的社会中存在着法律。不过那是极不完备，粗糙的。而且和道德，宗教相混杂。他指出，行为方式的完整一致是通过社会选择进行的，而选择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总有某种选择的标准左右或影响着选择。这些标准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公规或公理。法律的基础是正义或是非观，也就是社会公认的公规，或者道德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的基本观念先于法律的出现。二者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就是反复博弈，从博弈中学习，改进。最后稳定在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

 

    人类从建立初步的社会形态一直到十八世纪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规则确立和规则破坏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过。规则虽然能够被全体人类所公认，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武力和智谋，置身于规则之外。这少数人就是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是国王，贵族，宗教领袖和各级官员。他们并不公然反对道德和法律，但是把道德法律用来约束他人。直到西欧的文艺复兴，平等，自由，人权的观念慢慢地被确立，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即市场经济时代。它的特点就是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财富就是这样被生产出来，人类社会进入到富裕阶段。人口增加，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物质享受被承认，并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社会得到的最大进展是市场制度的出现。这一制度牢固地把合作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一方面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利益。在这两个前提下，不光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在起作用，而且合作的关系得以稳定地维持。或者说，合作成为适者生存的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