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汇率的是否恰当可以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有用微观经济学来分析的，就是从成本收益分析，发现创汇的成本和用汇的效益，找出什么汇率效果最好。也有用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找出汇率如何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用制度经济学来分析汇率则是一个新的角度，制度经济学着重通过讨论汇率变化给双方带来的利害给出简单明了的结论，使人一目了然。
　制度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的。它比一般经济学更深入一步，探讨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何行为，以谋取利益的极大化。就汇率问题而言，一国如果能够控制汇率，他将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对自己最有利。这样的汇率又会对他的贸易伙伴产生什么利害关系。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国家是否可以用控制汇率来损人利己。本国能不能达到目的，他的贸易伙伴能不能用同样的手段达到目的。
　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不少文章，也是从利害关系来分析汇率的。比如有的说，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屈从于对方的压力。言外之意说对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设定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汇率，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如果汇率真的有这样的功能，我们同样可以设定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汇率，同样可以损人利己。如果两方面设定的损人利己的汇率是不一样的，那么汇率之争就是一个胜负之争，不是你得我失，就是我得你失，不可能取得双赢的结果。但是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的分析是错误的。正确的汇率会造福于双方，而扭曲的汇率会对双方同时造成损害。所以汇率问题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是可以取得双赢结果的。认为对方能够用控制汇率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是错误的，认为我方可以通过控制汇率来损人利己同样是错误的。这种讨论把人引入歧路，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从一般商品的买卖出发，买卖双方有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对价格的希望是彼此对立的。涨价对卖方有利，对买方不利。落价则相反。如果一方能够控制价格的话，就可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垄断的卖方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的。就一般商品而言，单凭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是得不出结果的。他们必须参照第三方，即市场的流行价格，才能够讨论出双方同意的价格来。因为有市场存在，价格偏离了市场价格，就会找别的对象来交换，谁也骗不了谁，大家都不是傻瓜。就汇率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只要有市场，汇率就不用讨论，市场自己决定汇率的高低。当不存在自由交换的外汇市场时，或者说，汇率可以由当局设定时才发生汇率高低的问题。这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到底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对我们最有利。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设定了一个很高的人民币币值，完全脱离市场的高定价。外国人来到中国在飞机场用外汇换人民币时，要用很多外汇才能换一点人民币。以美元为例，一美元只能换不到2元人民币。这样的定价认为是对我们有利的，可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因此外国人很不愿意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实在不得已才少量换一点。结果国家的外汇收入很少。
　上面说的是当我们出售人民币购买美元时，希望人民币的币值很高，但是我们也需要把挣来的美元换成人民币，我们就成为美元的出售方。比如出口商将出口商品在美国卖掉后，得到美元，这些美元要重新换成人民币，以便再次在国内市场上购买出口商品，作下一轮的出口。此时我们又希望把人民币的币值定得很低，使一块美元可以换得更多的人民币。如果也用在飞机场还换汇的比例，一美元换两块人民币，则出口商就会亏损。用两块人民币买得到的出口商品，在美国根本卖不出一块美元。
　这里我们看到，同样是出售美元，如果是美国人出售，我们希望人民币币值越高越好，如果是我们自己出售美元，又希望人民币币值越低越好。我们不可能永远买美元而不出售，也不可能永远卖美元而不买进。因为外汇这种东西它的功用就是买卖的中介，它应该不断地买出买进。囤积美元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可以发现，即使我们有能力设定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汇率，它也绝不是越高越好，也不可能是越低越好。上面提到在机场换外汇的例子，光靠飞机场换的那点外汇根本是不够用的。 因为我们还需要做必要的进口。为了筹集足够的外汇用于进口，国家提出外贸工作以创汇为目的。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用极高的成本来创汇。往往用十多元人民币的代价采购出口商品，运到美国才能够换得一块美元。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用非常有利的汇率在飞机场买到了美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用非常吃亏的汇率在出口换汇。这时候两种差别巨大的汇率并存。为什么要用高成本的代价去创汇?因为光用低成本换得的外汇不够用。可见要用多高的成本换汇，取决于我们要用多少外汇用于进口。而进口量又跟汇价有关。如果外汇价格太高我们就会少进口。而进口的多少又反过来取决于汇率的高低。外汇价格高进口就减少，出口就增加;反过来也一样。
　其中的关系很简单，。外币涨价(或者人民币落价)会使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即对外汇的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使外汇储备增多;反之，如果外币落价，(人民币涨价)则使外汇储备减少。如果我们不打算囤积外汇或对外负债，就应该使外汇收支平衡。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外汇储备达到了7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达到我们一年进口所需的全部外汇用量(国际经验是有一个季度的进口所需外汇就足够了)，是我国一年进口石油所用外汇的15倍，是我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所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提升人民币的币值，减少外汇储备。至少要制止外汇储备继续上升的趋势。
　上面说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是外汇的买方又是外汇的卖方，所以不可能设定一个损人利己的汇率。这个道理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或别的贸易伙伴)。对双方都有利的汇率是贸易均衡汇率。(不一定是双边的均衡，但必须是外汇总收支的均衡)。反之，一个偏离均衡的汇率不但不能损人利己，而且是损人损己的，是对双方都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贸易伙伴急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有人认为增加外汇储备有另外的好处，主要是增加国内就业。这是对的。但是这同时减少了贸易伙伴的国内就业，所以是损人利己的。但是这里的损人利己也只是一种很短期的分析。这等于说，我们把出口当成送礼，白送商品给别人。别人不需要干活就可以享受中国的产品，当然就业会减少。但这样对我们一点也没占着便宜，反而是吃亏的。如果不是白送，那么将来总有一天要用出口所挣的外汇从国外买东西回来。这时候又变了增加外国的就业，减少国内的就业。结果是谁也没得到好处，只是造成了经济的波动。从宏观经济学的层面分析，就业不足另有原因，不可能靠增加出口来解决。不纠正自己的问题，靠增加出口救急，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急需资金的地方得不到资金，潜在的购买不能实现。再加税赋又很高，抑制了内需。这些问题不解决，片面增加出口，于事无补。
　观点摘要：
　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
　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还很薄弱，忽然取消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将使情况恶化。
　像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如果出现金融不稳定，将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风险。
　蒙代尔(1999年诺奖得主)：如果人民币升值20%至25%，会造成中国经济衰退，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大幅放缓，银行的不良贷款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更严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推迟，失业率增加，农村地区出现严重通缩，更会影响东南亚国家的稳定。总之这将是一场灾难。
　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人民币升值是没有头的，只要中国政府松口，说升值5%，马上热钱进来就会升值10%，升值10%更加证明预期是有道理的，就会升值到20%，升到什么时候？现在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加起来都没有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量大，中央银行根本不能控制市场。一旦人民币升值，上海、北京等沿海城市的房地产都会狂飙，股票也会狂飙，狂飙完了以后产业增长就下来了。而且产业技术更新很快，计算机两、三年就换一代，钢铁工业、家电产品十年就换一代。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制造业，非常容易在五年到十年之内全部转移到比中国更穷的地方去。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如果没有自己核心技术，而是大规模依赖西方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很脆弱，升值的后果也就更加可怕。
　我不赞成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如果完全自由兑换就给国际游资炒作以可乘之机。但可以放松中国资本流出的限制。原因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股票市场也不是很贵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手上掌握的钱与其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买美国国债，不如让国内有竞争力和大量出口的企业，购买美国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真正技术更新换代快的都是中小公司，它们掌握很多技术，一个经济泡沫破了以后很多公司就廉价出售，可以把它们买下来，中国技术就可以更新换代。
　王小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南开大学特聘教授)
　国际游资受资本开放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吸引，就像见血的苍蝇。本币低估时它们涌进来，造成投资过热，经济泡沫，通货膨胀；本币被高估时它们一涌而出，造成经济萧条，通货紧缩。在亚洲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均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资本账户开放必须是在完全恢复了浮动汇率并且消除了人民币压力之后，而不是在汇率开放之前。在国际炒家都对人民币虎视眈眈，一半的结汇都是炒家的游资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是不可承受的。同样的道理，汇率的调整不必而且不应在房价涨幅控制之后。汇率调整到位后，游资撤退，金融市场泡沫消失，房地产泡沫自然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