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万众瞩目的主流经济学家竟然成了众矢之的，招致一片谴责之声，连被誉之为学界良心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亦对此深感不解：“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看似奇怪的事情并不奇怪。我们进行的是什么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谁在为改革提方案出主意，提供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家，确切的说是主流经济学家。如今事情来了，改革遇到了麻烦，作为主要顾问的经济学家不该承担责任吗？大家说改革出问题了没有，或者说改革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回答显然是肯定的。至少医疗、教育与国企改制三个方面的改革就出了问题，加上改革中的腐败问题，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新问题，这些都是谁造成的，应该怪谁，总该有个说法吧。怪上峰，不可能！只能怪狗头参谋。若不是他们巧言厉色误导上峰，才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今天，人们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目的是希望“清君侧”，此是国人解决政策分歧、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习惯思维，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主流经济学家多是只知道埋头拉车，不晓得抬头看路的迂腐之士，信奉总设计师“不争论”的遗训，对意识形态争论从不参与。但邓小平先生的不争论，是在改革之初特殊的思想政治环境下，为避免意识形态陷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不争论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不是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更不是没有具体政策措施上的理论辩护。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干什么用的，倡导白猫黑猫论的实用主义观念是为了什么，为何提出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新价值观，为什么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发表南巡讲话这样态度鲜明的反左倾文章。邓小平先生的不争论指的是不搞抽象的价值之争，不搞抽象的社会主义本质之争，不搞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草好还是资本主义的苗好这样的无谓争论；指的是，在意识形态杂音没有影响改革进程的情况下，不理视左倾言论的鼓噪。而不是在具体现实问题上不辨是非，不是在意识形态鼓噪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影响改革进程的情况下，依然不搞争论。当然客观上讲，要争论也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但是，“左论”为什么能够通过万言书、地下出版物、海外出版物、电子网络等形式大量出笼，有效的影响民众与高层呢？这只能说明主流经济学家不屑于作这些事，不认为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念争论有什么意义。严格的说，前几次的左倾逆流，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孰优孰劣为表现形式，依靠地下读物、万言书与左翼报刊言论掀起的逆流，是靠了邓小平先生一言九鼎的讲话击退的。今天的左派言论，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武器，以当代最先进的财务理论为外壳，以身居资本主义地区的资产阶级教授为旗帜，以揭露改革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为由头提出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受到上下一致的欢迎。道理很简单，连资产阶级教授都看出问题来了，都觉得大陆搞的资本主义过分了，无产阶级教授岂能不义愤填膺。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者说价值倾向始终与实践行为取向不协调乃至相互对立，社会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念的进步跟不上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发展的步伐。也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最积极的倡导者，掌握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的政策顾问，居于最有利的言论思想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不善言谈自视清高，不理会意识形态是非，不晓得宣传与意识形态作用，很少进行意识形态启蒙与辩正有很大关系。当一封又一封万言书，一本又一本地下出版物，一篇又一篇左倾怪论，极大的干扰了人们的视听，影响了高层的观念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是沉默寡言的；当邓小平南巡讲话江泽民十四大报告令左倾思潮受到重创不知所措之时，经济学家是矜持和不动声色的。没有见到哪几位著名经济学家起而抨击左倾怪论，进行意识形态反击。只有一些思想敏感的新老记者和杂文作家对此作过努力，写了若干文章书籍对意识形态观念实施辩正，比如《交锋》、《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防左备忘录》等等。当然，从社会分工角度看，经济学家不是做这类工作的。只是中国特殊的环境与经济学家特殊的地位使得他们必须做这样的工作。当市场化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市场化、私有产权、民营经济具有合理性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依然没有确立之时，未曾见过经济学家写过通俗的有说服力的论述市场经济何以优于计划经济，保护私有产权何以十分重要、民营经济何以需要正名的文章。林毅夫周其仁先生确实撰写过人民公社制何以缺乏效率的专业论文，但这些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普通百姓不大容易看到，也不大容易看明白。倒是论证计划经济具有合理性、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唯有通过计划经济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之后的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自私是人的本性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从鞍钢宪法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新中，可以找到对当代中国有益的东西，等左翼观点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改革之后，国家经济发生的那么巨大的变化，粮食问题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外出就业自由了，国民经济以每年8％以上的速度增长，市场供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从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意识形态结论，前所未有的成绩也没有自动为改革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证明。倒是粮食问题的解决是改革前几十年兴修水利的结果，是大量应用化肥的结果；个体经营的农业终究不行，早晚还需要以新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对外开放与外贸飞速增长，是因为冷战结束了，国际环境好了；总之，改革后的巨大成就是30年计划经济建立的物质基础的一次能量大释放，就像登到山顶的自行车自然会滑下来一样。这几年前进速度快，就是因为前些年国家和人民吃苦耐劳用尽气力将自行车登到了山顶，今天的成就不过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罢了，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社会上有影响，人们听着舒服。有了这样的观念现状与思想实际，遇到合适的条件与温度，传统观念尤其是左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死灰复燃，就是不难预期的。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关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很少公开的辩论，不同方案的竞争和取舍亦鲜为人知。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不论是财价税连动的一体化方案，还是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战略调整方案，抑或是金融企业引进外资的股份制改造方案，都没有见到论述其合理性与改革理由的说明文章，没有见到相关的讨论与争鸣。虽然有这方面内容的学术文章在专业杂志上经常刊载，政策研究机构的宏观方案与调查报告也时常在经济类报刊上发表，但对于改革方案具体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改而不那样改，旧体制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改革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等等，由于没有广泛公开的讨论，公众对其一概不知。这一回，若不是郎咸平教授把国企MBO具体案例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告诉民众，恐怕到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有个MBO，更不知道这个MBO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呢。人们在感谢郎咸平教授的同时，自然也有许多不解的问题与困惑。

     既然民众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表明自己的意志和态度，并且其态度倾向意志要求已经开始影响到实际的改革进程。那么，原先经济学家只拿出自己的方案交行政当局取舍与实施，只对领导阐述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只在内部讨论和内部文件上谈论可能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的步骤等等做法，就应该变为先将改革的道理、具体方案的实质、方案取舍的原因，以通俗的形式告知民众，由民众评判和表达意见。对于民众因不了解情况产生的误解与反对，应进行详尽的解释与说明。对于有影响的反对意见，不论是左翼观点还是右翼观点，都要进行有理有力的说服。经济学家不应满足于做“王者师”，而将宣传启蒙动员影响群众的工作交由非主流经济学者、左翼理论家、万言书作者去做，自己落得个清闲。

    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对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对有倾向性的社会思潮进行有力的回应，尤其要对可能影响改革实践，可能左右人们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分歧表明态度，发表深思熟虑富有创见的看法。去年以来，对于由香港教授郎咸平引发的社会舆论倾向，就没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过全面认真的回应，发表过思想分量相称的辩驳文章。也没有人将郎氏观念中合理的成分与错误的倾向加以严格的区分与认真的对待。对于郎氏提出的有关管理层收购的具体质疑，更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正面回应，就国企改制具体方案的合理与否，存在问题与否，不改制面临怎样的风险，这样一些万民极度关心的问题发表有事实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实际上，人们关注支持郎咸平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人们压抑心头多时的不解与困惑，有人替他们喊出来了。人们希望借此了解国企改革的具体方案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在现实中呈现出那样极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性状；希望经济改革的主要顾问知道：对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我们群众有意见。因为它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损害了我们个人的利益。作为具体方案的设计者，你们说在这样下去行吗？是不是需要纠正呢？你们说一说吧。

    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他们，出现的却是所谓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郎咸平风波背后的社情民意，仅把风波看成郎氏个人的又一次声名炒作，以极端的观点暴得大名而已。以为，如果回应了恐正中其下怀。加上郎氏挟道德正义以自重，没有人愿意惹这个臊。偶尔的情绪性回应，又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集体失语与长时间的沉默，更让人们猜测主流经济学家问心有愧理屈词穷，而用一两句简单的话表达出的观点，又让民众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误解：主流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难道连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楚？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参与，认真应对。经济学家应主动与民众开展议题广泛深入的对话，积极应对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挑战，大胆回应人们对于具体改革方案的质疑、批评。要看到舆论热点的背后是民众的期望与呼声，是一双双巴望得到问题解答与人格尊重的眼神。主流经济学家应该明白，作为名人挨几句骂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你们忽略了价值倾向、意识形态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巨大影响，不讲道德，不讲政治，不与民众共呼吸，不了解民众的困惑与真实想法，不思考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们产生隔膜。那么，再正确的改革方案，再合理的思想观念，再科学的经济体制，再良好的愿望与动机，也不会为广大民众所认可所理解所接受，最后还不免出现主流经济学家不愿看到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