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瓷砖修马路盖新房，村庄之间打起擂台，比着改变外表形象。上级督办建设新农村，下级为达标急着动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这样拉开了建设的帷幕。请不要责备农村、农民这样的理解和做法。区分穷富的标志之一不就是看房子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房子搞好了农村也就新了富了。“工业反哺农业”？应该就是工人老大哥给我们提供资金、技朮和机器，为再一次更好地“大跃进”、“大炼钢铁”提供支持。“城市支持农村”？好像就是把城里先进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反刍到农村，并把农村的“穷人村”改造成“富人区”。至于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不是你们城里人的事情吗。）

    （那么城里人能回答为什么现在建设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在他的署名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的结尾写道“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所做的不是在拯救着中国就是在拯救着社会主义的事。这里暂且不提由什么主义来救中国。但为什么要救中国！又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去救社会主义？一个就连自己都是被拯救对象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去拯救中国？一个正常的医生恐怕是不会用一个病人去拯救另一个病人的，除非一个病人已经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目前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主义” 已经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还是“农村”已经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而 只能用社会主义去拯救农村，或者只能用新农村去拯救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最近又热炒了起来：北大教授公开信称物权法违宪，姓社姓资再起争议。一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物权法〈草案〉”竟然是一部违背中国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法案。那还能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中国我的“社会主义”。现在恐怕已经是不存在着谁去拯救谁的问题了，恐怕是已经到了自己如何来拯救自己的地步了。我是谁？“物权法〈草案〉”在问，我是谁？“社会主义”在问， 我是谁？ “公有经济”在问，“新农村”在问，跑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在问。 “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甚至就连“中国人”自已也在扪心自问，“我是谁”？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吗？我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吗。）

 

    2005年 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 规划的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然而……

    2005年 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必须始终不渝地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

200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要在全国农村认真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放大的越来越大。增加了许多的政治筹码。中国一直在努力减轻农民、农村的“经济”负担，可现在却似乎又在越来越多地增加他们的“政治”负担。

    要求农村“生产发展”然而目的是为了“经济建设”；要求农村“生活宽裕”然而目的是为了“政治建设”；要求农村“乡风文明”然而目的是为了“文化建设”；要求农村“村容整洁” 然而目的是为了“社会建设”；要求农村“管理民主”然而目的是为了“党的建设”。仅仅是一种“要求”，然而必须是“建设”，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也然而要让农村、农民有“新”变化是要讲条件的。农村、农民能承担得起来吗。

   “发展、宽裕、文明、整洁、民主”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使有能力）的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需求，也是人类区别于地球上其它生物存在的标志。然而仅仅就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与需求，就要再加上如此的重负。 

    2005年11月30日《参考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上月访问中国。他在甘肃某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沃尔福威茨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社巴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沃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马回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沃多少有点吃惊：“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社巴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中国建设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会改变像马社巴这样的希望离开“社会主义农村”的人的想法.那些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学子们,是否会再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里来当一个“农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有必要，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可以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创新与科学发展的技朮保障。然而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是否会改变农村、农民的地位与身份。当然“社会主义 ”的地位与身份要比“农村、农民”的地位与身份重要。那么建设的重点是“社会主义”还是“新农村”。

    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没有消灭，新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 又无不与农村、农民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亦或是再产生一个新的“三大差别”。亦或是中国要消灭的是“城乡”差别而不是“城村”差别的缘故，中国“农村、农民”的地位与身份就还要让后辈们继承下去。

    有些地方政府借以搞经济建设的名义，为了形象、面子亦或是为了掩盖，搞起了形象、政绩工程。地方政府为自己为那些想往上爬的人以打着建设经济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那么现在的中央政府似乎也在借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建设起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又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再一次面临了被彻底颠覆的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不过中国“农村”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对那时中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进行了颠覆。只是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可以在“城市”中的“国营企业”那里找到落脚点（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了该“社会”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中国的“国营企业”具有这种性质，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存在的“生产关系”是“平等的、没有剥削与被剥削、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换句话说，中国的 “国营企业”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性质。中国的“农村”改革因此没有被 “什么主义”束缚手脚因而比较快地取得了效果，这也是中国“城市”改革比“农村” 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国进行的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为“经济建设主体”主要载体的“城市”不可能游离于“改革开放” 之外。中国又开始了“城市”改革。

    然而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却再次对中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进行了颠覆，中国“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姓“资”还是姓“社”进行了激烈的对决。在“城市”改革开放中做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国有（国营）企业”也面临着巨大决择。是把追求“社会”（也包含主义）效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最终决择上。最终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有企业”便获得了彻底的改革和解放，包括对千万职工的解放，也不必在为“什么主义”服务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从另一个方面又获得了 “新生”，这次是从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人”的因素转变到了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物”的因素，（生产关系里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的因素，同样可以反映该“国家”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因此只要是中国“国有的”便是“公有的”，“生产资料国有”自然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国有的”理所应当而且也应该占有“统治”地位。也因此具有“统治地位”的“国有”的（也含生产资料）也就是“公有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国有资本”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 的制度和性质。这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便在中国继续存在着。    

    又然而随着“城市” 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中国“社会主义”再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彻底颠覆的危机。中国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并且还是“完全市场经济”。这个“完全市场经济”有一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来说将是致命的。就是包括 “生产资料”在内的能“反映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物”的因素又要由“市场”主导而不是由“（国有的）”主导了。换句话说，在“完全市场经济 ”体系里，“反映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将归“市场”“所有”而不是归“中国国家政府（国有）”（主要） “所有”。 

    当中国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时候，却发现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和以“国有 ”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是那么的水火不相融。在“市场经济”里做为“资源”的“物”的要素和在“经济建设”里做为“生产资料”的“物”的要素，在“市场经济”面前却又那样的反映出完全对立的两面性。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叫做“资源（含生产资料）”的 “物” 的要素如果“主要”由市场、企业（不包括国有以及含有国有股份的那部分）、个人来决定占有（所有）、配置和支配的话，它就表现出了非常的“非公有”性质；而这种叫做“（生产资料）”的“物” 的要素如果“主要”由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来决定占有（所有）、配置和支配的话，那它就表现出了非常的“公有”性质。这样做不是为了“经济”上的考量，惟一目的是为了“证明和确立”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制度。

    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它的“社会化”的“市场”主导性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国有主导性却发生了冲突。在“市场”面前，不会出现资源与生产资料、公有与私有的划分。“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也决定了在“市场”面前也不可能表现出什么主体、次体之分。在“市场经济”这个国际大市场里，不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让谁的“国有产业”占什么“主体”地位的，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产业”的“主体”地位是不复存在的，是要和“非国有”等同不分主次的。

    中国也是一个成功申办上了“奥运会”的国家。把“市场经济”看成“奥运会”。“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规则）性和开放性的一般特征。恐怕也是“奧运会”所具备的一般特征。国家和地区不分大水、贫富、强弱，也一定不分主次，一律平等。这恐怕也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所奉行的一贯政策。这恐怕也应该是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对内对外关系上所奉行的一贯政策。中国申办上了“奥运会”和在“奥运会”上取得了成绩。恐怕不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主体地位有自己的“什么主义”而取得的。参不参加奥运会恐怕不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而参加一个“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就会改变，是“市场经济”反动还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身站不住脚。如果真是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恐怕可以不参加“市场经济”或是可以参加“残奥会”。

    随着“完全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中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的颠覆恐怕将是彻底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合的水与火关系。它是一把更加锋利的“双忍剑”，它的另一面在阉割着本来就已经名存实亡的中国“社会主义”。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建成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消亡之时。如果还硬要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就只能是实行对“外”是“完全市场经济”对“内”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愚民手段，可悲的是现在就已经这么做了。更可悲的是，中国不仅仅存在着“愚民”。

 

 

    当“人”的因素不能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时候，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就转变成了“物”的因素，而当“物”的因素也无法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开始建设起了新农村“社会主义”。

    从首先对“社会主义 ”进行颠覆的“农村”开始，“社会主义”也从终结又回到了起点。只是这一次是要从 “新农村”找回“社会主义”。在中国“城市”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都不能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时候，新农村的“社会主义”将怎样确立和反映？

    确立和反映中国新农村 “社会主义”，恐怕也要“以实践为依据，以理论为准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中国“城市”中的“国营企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农村”在人口、土地等“人”和“物”的因素上虽然都占大多数但却不具有“统治地位”因此不能确立和反映中国“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论依据下才使中国“农村”可以摆脱“社会主义”的 “束缚”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和实践。然而现在说了一句话，中国“农村”就又是“社会主义”了。

    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大多数人变穷了还是一部分人太富了。 警戒线警示的是什么，它是在提醒中国“资本主义”占了上峰，还是在警示中国“社会主义”滑落到谷底了。它能做为中国是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衡量指标吗。衡量中国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有这样的系数吗，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有这样的警戒线吗。

我们也来算一算中国的“社会主义”。 “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体地位”、“ 占优势”、“ 控制经济命脉”、“ 起主导作用”。太模糊，现在具体一点。

    对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来说， 中国“社会主义”是这样决定的：把“社会总资产”看成是100。“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和“非公有资产”的总和构成“社会总资产”。（这里暂且不提无以类别的集体）。当“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占到51的时侯，“非公有资产”占到49。“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就处在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中就占优势，起主导作用，就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就是公有制，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而当“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只占到 50或低于50的时候，“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就占不到主体地位就没有优势就不是中国 “社会主义”了。

    换一个角度。如果把“社会总资产”转变成有100个“持有者”所有。中国6900万共产党员持有 51的“公有资产（国有产业）”，中国共产党员数量大概是13亿中国人口数量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100个持有 51“公有资产（国有产业）”的“持有者 ”有5位，每位均持有10.2的份额。持有49“非公有资产”的“持有者”有95位，每位均持有0.52的份额。“公有资产（国有产业）”“持有者”持有的“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占到了 51，处在主体地位、占优势、公有制、 社会主义。  

    假如当“公有资产（国有产业）”在“社会总资产”中占到49的时侯。“非公有资产”占到了51。“非公有资产 ”在“社会总资产”中处就在主体地位，中国就应该不是“社会主义”了。可是然而49“公有资产（国有产业）”的“持有者 ”每位却还是持有9.8的份额。而 51“非公有资产”的“持有者”每位也还是只持有0.54的份额。 49“公有资产（国有产业）”的“持有者 ”难道不依然还是“占有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有优势并且也还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吗，可是为什么却不能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了呢。反过来，占有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有优势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就能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吗？旧中国“国民党”的“国有资产”不也是“占有主体地位有优势起着主导作用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吗。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在计算国土面积时会把卖给私人的土地从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中扣除出去。 相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有资产”恐怕就不仅仅只是代表着“国有资产”，恐怕还应该包括“非国有资产”。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公有资产”恐怕则是除了国家领土、领海以外的资源，比如讲公海，比如讲南极。相对于整个地球而言“社会总资产”则恐怕是包括国家的“公有资产”和除了国家 “公有资产”以外的“公有资产”。 

    在中国还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的时候，恐怕还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套上一些“合不合理”的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当中还能尽量向理论靠拢。然而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恐怕已经不太可能再找到什么理论依据了，甚至就连“不合理”的理论依据恐怕也找不着了。自然也无法用实践去检验了。也然而新农村的“社会主义”恐怕真的就有点“赤裸裸”了，它俨然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这件“社会主义”的“皇帝的新衣”只不过现在试穿在了中国“新农村”身上。也就只能在口头上来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了。

    不过中国“社会主义”在那些自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大家们的手里也可以转变成一枚标签、一帖商标、一块铭牌。他们的手中都持有这些标牌，在他们想认为的地方帖上“社会主义”的标牌，就是 “社会主义”了。说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也是，只要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不离手、舆论不离口，中国“社会主义”就永远可以处在 “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的绝对有理之中。

    “市场经济”有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的政治、理论、经济大家们则永远都有看不见的两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电影台词: “杀人如麻是英雄、否则是凶手”。在这改革开放的中国，就被中国大家们 的两手发挥的淋漓尽致，“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是改革、否则是炒鱿鱼”。“弄到千万亿是企业家、否则是贪污犯”。“灰色收入千百万是腐败、否则就是致富”。

“有一个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很好解读，‘让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让市场更加市场’”。同样也是中国“大家”们的两手。一手“让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一手“让市场更加市场”。 老百姓和“新农村”可以让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大家们和富人们可以让市场更加市场。只要老百姓和“新农村”能“ 让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 大家们和富人们就能“让市场更加市场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手表明着“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手却是“为党和国家……”、“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体现着执政为“党”、凌驾于人民之上。

    当中国“社会主义”也成了“看不见的（不是手而是皇帝的新衣）”的时侯，中国的大家们也还在继续着他们大臣、博士、将军的身份，而那些在做完了裁缝活路之后小有斩获的经济学大家们 …… 却依然还在冠冕堂皇堂而皇之地继续指点着“看不见的江山”，没有一点想“逃跑”的意思。

 

    10、“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 …… “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 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 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在 今天的中国具备了。

    9、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中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具备了。

    8、“太多的工人已经完全陷入资本主义制度——吸引他们的东西包括股票、与工作表现相关的薪水及其奖金——他们不会在近期破坏这个制度。”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在 今天的中国也具备了。

7、“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 …… “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今天的中国具备了。旗帜还是庸俗！

    6、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宣言”批判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具备了。继承还是批判！

    5、“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今天的中国也具备了。 复活还是消灭！

    4、 严重的腐败、恶化的环境、扩大的贫富差距、弱治的法制、混乱的金融体制、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下降的社会凝聚力、充满隐患的人口问题、不文明的精神建设、不完善的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功能。今天的中国具备了。

    3、国内生产总值超18万亿元，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今天的中国具备了。

    2、 “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也具备了。 

    1、 改革开放的中国，每朝前跨进一步，都是对头脑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进行颠覆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建设新农村的“社会主义”恐怕是无法拯救中国“社会主义”了。跨出这一步是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决择。今天的中国也具备了。

from: 刘剂齐loliii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