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前的最后一年。从2005年看，四大银行的上市进程明显加快；另一方面，银监会在去年年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的信息也显示，对外资银行的开放也在提速。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境外战略投资者已经和即将对国内银行的股权投资总额已将近200亿美元。通过参股，外资将获取中国银行业超过10%的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不到3%的市场份额。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几年内，几乎国内所有的银行都将把部分股权出售给境外战略投资者。

     与此同时，有关银行引进外资的定价问题及相关的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益收到关注，银行海外上市是否导致财富外流，外资银行拥有股权日益提高是否影响到国家金融安全等等争论仍在继续中。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其必要性。”夏斌掷地有声地说。他表示，四大国有银行在财务重组前不良资产的数额很大，全部窟窿全靠政府拿钱来填补是不现实的。而入世过渡期将在2006年底结束，外资银行将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我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整顿好中国的银行体系时不待人。而且，改革后银行董事会中有多方面股东制约，对改善治理结构，冲击原国有银行僵化的、官本位意识严重的经营模式肯定有好处。其实，夏斌曾在2003 年 5 月的非典时期，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提出解决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揽子方案：政府出一点，境外战略投资者投一点，股市筹一点，发债集一点，银行自身消化一点的“五个一点”思路。现在的这些做法也是回应了他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的咨询建议。

     但夏斌特别指出，必须认识到，在国有银行重组改制中，比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结构变化，帮助中国的商业银行健全治理结构，引进管理、技术和现代信贷文化。因此，一是很有必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应选择有优势的、有经营亮点、在差异化管理方面有特点的投资者，哪怕不是大银行，是中型银行也行。在此，对于海外以私募基金为背景或其他的财务投资者当然应该谨慎。　

    建行上市之后，出现了国有商业银行被“贱买”的声音。事实上，定价问题可能是中外谈判时的一个主要分歧，不少舆论也认为中资银行在出售股权时价格过低，导致国有财富外流。对此，夏斌谈了自己的看法。

夏斌表示，持“银行贱卖”观点的人认为，不能简单地看帐面净资产，银行能被卖出股权很大的因素是国有大银行几十年经营积累的品牌、网点、数据与客户。一个庞大的客户群和丰富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目前并没有体现在股价上。汇金公司负责人则认为，由于有制度成本和不良贷款的压力，相对的低价也不是不合理的。夏斌认为，上述二方面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由于本人对定价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过程不清楚，信息不对称，难以对最后具体的定价高出多少或偏低多少下结论。不过，社会各界有权反映他们的声音。政府出资人代表在与海外投资者谈判中，要充分考虑持“银行贱卖”人观点的理由。社会各界也要相信政府出资人代表对外谈判中的立场、观点和技巧。同时必须注意，外方投资者在看到我们要急于寻找境外投资者，加快改革速度的心态，借此要挟的因素。因此谈判的智慧与技巧极为重要。

     他认为，为了尽可能减少制度成本的影响，应该尽可能引进国内第三方投资者，如国内企业、保险公司，鼓励其投资。这些机构有大量的长期资金，正苦于寻找投资对象。而政府已剥离、核销了大量坏账的银行，基本已是干净的银行、质量较高的银行，完全有长期投资价值。此外，国内资金非常富裕，外汇供给过多已形成较大压力，老百姓手里有大量资金，正苦于寻找合适投资对象，因此，完全可以组建“银行股权基金”或者叫“银行重组基金”，由金融机构发行，委托专业人士来投资。银行股买卖中如果有了第三方、第四方甚至更多投资者参与竞价，自然会形成社会较能接受、相对合理的价格。当然在操作上、在时间要求上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此方向要坚持，此手段可利用。因为除了四大银行，现在和今后我国还有很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寻找战略投资者和进行产权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绝对不应“刮风”，硬要强求一律，甚至内部下行政指令、下文件。应该看到，目前中国银行业内搞得很好的招商银行，恰恰是没有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为什么？要认真研究此案例。

    因此，夏斌认为，银行改革不要过分迷信外资。只要能够给银行带来好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能够提高银行管理水平，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者都应该欢迎。

夏斌特别提出，如果确实由于多方面因素导致对银行的股权定价偏低，难以成交，那么，与其低价卖股，不如高价聘人。这不是否定引进外资，而是重点强调做事的成本效益原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银行财务重组的同时，出五百万元、一千万元甚至更高的价格，把汇丰、花旗的 CEO 聘请过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华侨、华裔。高价聘人总比低价卖股划算吧。只要对外聘的CEO真正放权，聘请有国际先进银行管理经验的人士来“操刀”，相信同样可以达到改善经营管理的目的。

    夏斌直率地说，由此我想到，其实在业界的许多人士也心知肚明，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治理结构固然重要，但在国有股绝对控股情况下，更重要的事，必须建立银行高管人员的市场化竞聘制度，这是一项很核心的制度。为此，我在2001年底曾呼吁，中国的国有银行要下决心在银行内部尽快、彻底取消行政级别，而且不搞什么带括号的、相当于什么行政级别的头衔。要给银行高管人员关上今天创造了大量不良贷款，明天继续移位去当行政官员的大门。要让他们集中精力为国有资本增值服务。只要把银行全体职工利益绑在改革的战船上，背水一战，面向市场，我不相信中国的银行搞不好。

    夏斌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股票大量海外上市问题上，从战略安排看必须放慢节奏。主要理由是，第一，国人已承担了巨额的改革代价，理应享受改革的成果；第二，大量优秀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影响了国内股市基石的构建；第三，大量优质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对我国税收等影响不可低估；第四，大量优质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在外汇储备较多的压力下，直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第五，从国家战略看，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可能长期依附于他国的资本市场。夏斌的观点一发表，引起香港《信报》第二天（2月18日）发表了《让香港继续扮演中国的纽约》社论。

就此，夏斌进一步认为，放慢海外上市的节奏，是从国家长远金融战略安排的思路，对此要有深刻认识，不能含糊。但放慢海外上市节奏，必须加快搞好本土市场，这本是题中之议，只是文章篇幅关系，没法展开。至于香港市场算不算海外市场？夏斌认为，这本身属于大中国统一市场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属于中国金融如何开放的战略布局问题，包括涉及与上海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仅局限于一些香港人士所理解的“海外市场”的概念。因为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所以文章提出需另外深入研究。

    对于目前外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银行业的现状，夏斌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目前银行融资占整个融资比例较高的格局下，金融安全问题就像人体的血脉那样至关重要，不容忽视。虽然如同有人所说，微观金融的健全有助于宏观金融的安全，但不能简单从逻辑上推出，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微观金融的稳健经营，微观金融稳健了宏观金融就肯定是安全了。夏斌认为，最近一个阶段对金融安全问题的舆论讨论，是有意义的。正是这场讨论，证监会出了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五项标准，国务院领导也明确表示了这项工作的原则：“国有银行要绝对控股”。因此现在可以说，四大银行适当引进少量的海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安全不会有什么冲击。

    但夏斌进一步提出，讨论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大银行的控股是个问题，因为讲的是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权问题，在转轨时期尤为重要。如果金融领域，特别是在银行领域，对外资的引入没有任何限制，银行就可能大面积被外资控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不由中国的银行掌握，那么很可能当市场经济运行部分失灵或中国社会出现其他意想不到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安全问题。他并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可能控股51%并不意味绝对控股权，要绝对控股，可能持股比例还要提高。

夏斌认为，讨论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其中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控股比例问题，有金融信息等开放中遇到的问题，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急需我们关注的问题，即汇率改革、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政策制度处置当否，直接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我国的金融正处于开放之中，而且目前的开放速度并不慢，非金融领域的多项改革也正在艰难的过程中，我们缺乏经验，世界上教训又很多。因此在金融开放问题上，必须正确把握开放的次序和节奏，开放式手段。开放速度并不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因此，解决眼前经济矛盾的每一项金融开放政策措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要能衔接于长远计谋。不要认为，外资入股国有银行的原则解决了，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似乎就不存在了。国家金融安全是个宏观问题，更多涉及的是法规与政策。一个中小银行的破产，措施得当，只是个微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