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对引入外资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除了有关研究机构提供的可计量的已显化的东西外，最需要引起我们反思和警惕是，在这些可计量背后尚未显化的东西，这就是渐渐陷入对引进的依赖中开始模糊的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也可能有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应该是越来越强。一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强化一国经济主体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并不等于我们实际拥有的竞争力。如果说经济实力代表了一国已经拥有的财富，那么竞争力则代表着使原有财富的增值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上，更表现在使这种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上。目前在我国出现的招商引资的所引起的负效应，所影响的恰恰是与中国经济主体性有关的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和内在增长力。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 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基于通过引资来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原因下支持着我们大胆走向了引资之路。在1992年鉴于“科技不兴，国家何兴”紧迫感，又提出了“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战略。但是在招商引资的现实过程中，我们真正感兴趣却不是外资背后的技术和管理，而是外资本身。因为利用外资带来最直接的收益是GDP的快速增长，这正好迎合了国内各级政府对GDP的追求。各级政府之间展开的竞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换技术竞争，而是优惠政策换加市场换外资的竞争。所以遍布全国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中，我们的招商能力确实提高了，但在对招商引资的依赖中，我们不仅失去了对自主技术创新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也在丧失中。
    最近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就对1992年提出的“市场换技术”的开发战略提出追问和质疑。研究结果发现，随着FDI带来大量的国外科技，实际上对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种挤出效应。2003年科技部研究室委托的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在合资陷阱中阻碍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道路的发展”。由于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被外方掌握，所以合资企业不可能违背合资方母公司的利益在合资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由此造成了原有企业研发力量大量流失。据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这四种产品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在外国企业的手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很快，每年都在40%以上，看起来好像我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了。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90%来自加工贸易，85%来自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不得不承受跨国公司高额专利的盘剥。面临的现实是，我们以市场不仅没有换到技术，市场被让出的结果是我们对外资的依赖中，自主的创新能力受到抑制。
    在引资中，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和削弱，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引资的本身，而是我们对对待引资所陷入的依赖的态度。正是由于我们满足于外资直接带来的GDP的快速增长，所以我们不愿意在投资周期长、有风险的技术创新上下功夫。目前在我国对投资依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流意识，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重要内容。在这样一种导向下，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对技术创新需求的疲软或缺失。虽然我们的投入比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虽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涉及到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转化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关键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系统对技术的需求是弱的。没有市场需求的动力，也就没有改革动力和创新的动力。所以科技创新活动只能在研究室中兜圈子。
     如果说经济实力是民族国家主体的物质基础，那么创新能力只是一个民族国家主体的灵魂。在知识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创新力或失去创新力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完整主体的民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有现成的技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复开发，通过引进不是一个既省钱、又省力的捷径吗。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外资的喂养下，我们身体确实长胖了，但我们智力、创新力却下降了。我们不仅缺乏二战后日本那样的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甚至连技术都懒的去引进和消化。我们感兴趣的就是以优惠价格在出让土地和市场份额中，把资本引进来。我们误以为只要把资本引进来，技术也跟着来了，其实在资本的引进中，我们除了得到GDP的增加外，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中，我们搞得好像不是现代工业经济，而是从事出租土地和市场的现代的地主经济。只要能收到年租（GDP），其他一切都不管。问题是我们的土地和市场出租完之后，我们靠什么过日子。这难道不是一个中国经济的主体问题吗？
    二、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制力和安全性降低了。
    从2002年开始中国GDP总量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按照经济总量排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也在增加，中国自身对经济控制力和安全性却降低了。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企业纳税占全国税收的20%。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数2200万左右。单纯这些数据还不能断定中国经济控制力下降了，风险增加。如果将这些数据与外资投资机构和发展趋势看，我们认为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潜藏着经济风险。
长期以来我们非常关注所有制结构与国家对经济控制力的关系同时，我们对内资与外资结构对国家控制力的关系却关注不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基于市场调节基础上的控制力。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中，对私有化倾向的防范远超过了对外资带来不确定性的防范。之所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自控制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性，主要因为构成中国经济成分中的外资企业，他们不仅受到中国市场的调控，更受到世界市场的调控。而且这些企业最终控制权不在中国，而是属于投资者的母国。从最近发生的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就可以发现FDI的性质。虽然外在企业与内资企业对中国的GDP、就业的贡献是没有多大区别，从企业最终控制权上看，这些外资企业是无根的“浮萍”，一旦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就会像浮萍一样飘动。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出走的外资正是这类“浮萍式”式的企业。目前在中国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大都属于流动性强的“浮萍企业”。2004年中国加工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一半多。大约58%的出口来源于加工贸易。
    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所投资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同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其拥有的强大的竞争力和拓展能力，又会像“榕树”一样，一旦扎根，就会向周边扩展，抢占生长空间和资源，形成对其他植物的排挤。目前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正在显示其“榕树的特性”。外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起初进入中国时，因对中国水土不服，所以采取了借助中国的企业适应和熟悉中国市场的合资形式。当这些大公司通过并购国内公司，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后，便开始了单独行动，从合资变成独资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蚕食式排挤，对中国市场进行行业垄断性控制。2004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中指出：“有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出新的态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了市场竞争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 据是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提供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调查统计，跨国公司在生产投资中，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有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28%。 
    目前我们看到外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榕树”式的扩展，则是个开始，如果按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在华外资企业形成的“浮萍”和“榕树”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到底是谁占主导地位，将出现很大不确定性。如果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不确定性，那么中国经济的可控制性也将受到威胁。 
    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健康状况不佳，智力发育不足。
    中国经济是目前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但也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经济。中国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营养结构失调，导致了肥胖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患有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营养缺乏症，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营养缺乏症消失了，但现在又患上了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症。造成中国经济营养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需求失调。
    中国经济需求失调表现两个偏好上，一是对外延扩大的再生产投资，对物质性投资的强烈的偏好，而对内涵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管理的投入不感兴趣。在缺乏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前提下总量扩张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能耗、高投入经济增长。2003年我国原油、原煤、电力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13%，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33%。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是欧美的10倍。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很难走出的怪圈，经济增长一提速，就会导致能源需求量增加，由于能源的供给弹性较低，在短期无法满足需求，只有通过涨价来调节，原材料一涨价，就会引发经济机体过热。
    二是对洋资本的偏好中，形成的只对外资带来的GDP增长感兴趣，而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缺乏需求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营养结构不良的状况。从理论上讲，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资，可以弥补我们技术营养缺乏的问题。但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吸收的仍然是推动总量增长的资本，这样吸引外资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经济的营养结构，反而，导致了中国机体血液的输出。跨国公司和大企业，不仅占领了中国的市场，消耗了中国能源，还导致了中国财富的大量外流。
    由此下去，从短期看是一个营养结构的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机体的成长，面临着一个“弱智”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如果经济机体的智力系统长期缺乏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营养，其导致结果将是中国经济系统的脑发育不良，导致经济系统的“弱智”。特别是将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进行比较时，中国经济的“弱智”问题显的更严重。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智力”不足的中国经济，肯定是主体意识有缺陷的经济。
    四、我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了，但中国文化主流的地位却受到威胁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到目前都没有讲清的百年话题。在此我们不想陷入这个讨论。这里谈到的文化仅限于与外资相关的文化，与中国经济主体性相关的文化。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态度，是一个民族自信度的表现。无论申奥成功、体育夺冠、航天飞机上天等重大事件给与了我们很大的自信，但是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我们对待中国文化的认可度看，民族的自信度却是很低的。在目前愈演愈烈的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中，招商引资不仅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和考核政府的业绩的主要内容。而且招商引资已经演变成一种地方的形象招牌，形成了凡是外资的一定是好的，由此导致了本来内资可以办的事，也要依靠外资来解决。这说明我们对待外资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影响国民行为的文化。如果仅仅是一种文化，也没有可怕，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现在问题，这种外资文化借助其资本、技术的优势正在演变成支配我们的政府决策和市场选择的主流文化。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外资文化在中国多元文化中的地位，不是多元中的一元，可能成为取代民族文化主体地位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
    在前不久中国大剧院、中央电视台、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招标中，全部为国外设计师中标。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国内已经形成了不同声音。无论人们又多少个理由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但是从整个竞标的程序和过程看，是按照竞争的规则抉择出的结果，应该是公平的。在此需要我们反思的不是这个过程的公平问题，而是渗透在整个竞争过程中的文化导向和文化的选择问题。由于上述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代表中国符号的标志性建筑设计的竞争，在本质上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竞争，而主要是文化创意和设计创新的竞争。在数次招标中，中国设计者在竞争中失败，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失败，而是在这个竞争过程开始之前，中国竞争者失败就已注定了。因为，在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好这样一种文化导向下，从一开始就已决定了中国设计者出局结果。 
    这说明在当代中国，不仅出现了外资与内资结构的失衡，而且也开  始出现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结构的失衡问题。文化结构失衡导致的中国文化主流地位动摇，这说明在对外引进依赖中对中国经济主体性的影响已经开始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 
其实，最使我们担心的还不是已经发生的这个结果，而是在这个结果背后有可能引发出一种不公平的遏制中国文化、激励外来文化的反馈机制。既然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如此，地方各级政府也会仿而效之。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找不到中国符号的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和政府的政绩工程就可以发现，无论在上层建筑的领域，怎样保留了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话语权，但在市场竞争中“中国牌”文化的主体地位是模糊的。如此下去“中国牌的文化”将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渐渐地被迫出局。这个结局真的出现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支配资源的另一种权力和主体的精神。 
    五、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战略 ，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要避免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在强化主体中国意识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着认识转变、增长战略、政府导向、市场对策等一系列的调整。
     1 、走出认识的误区，强化自主创新的主体意识。 目前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利用外资解决中国问题的局限性和最大边界是什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可以利用外资实现财富增长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可以快速提升一国的经济实力。但决定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无法再依赖引进外资来解决。因为一国的经济完成原始积累后，面临着从总量推动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进步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虽然可以从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无论技术溢出效应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可能从溢出效应中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我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技术转让，但我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得创造这种技术的原创的能力、原创的组织和制度。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与国家级竞争相关的技术，即使通过市场也很难得到，只有依靠自主创新。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必须走出对外依赖的认识误区。利用外资是我们实现经济追赶的一个阶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低成本利用西方工业化积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捷径。但是对这个阶梯的利用是有限的，利用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的能力搭建新的阶梯，如果误认为我们可以沿着这个阶梯不断地走下去，那么再往前走，踏入的不是阶梯，而是陷阱。 
    2、调整对外开发战略，培育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力
    从90年代，我们就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十多年过去了，在经济增长转型上获得成效甚微。粗放式总量推动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迟迟上不了轨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增长方式转型受到目前存在的建立在引入基础上的导入型增长模式的约束。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国的技术升级依靠在引入资本上，虽然日本经济、韩国经济起飞就是建立在引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日本和韩国并不时把资本与技术捆绑在一起引进的，而是在保持内资相对独立性基础上，对所需技术的引进和学习。要实现外来技术与本国资本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在创新中吸收，所以这样一个引入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提高本国资本技术含量的过程，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过程。在汽车产业中日本和韩国都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就是最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而中国走的是把技术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引进的路，与日本和韩国引进方式相比，确实是一条快速提升国内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也是一条容易形成对外资依赖，丧失自主开发能力的风险之路。
    实践证明，在捆绑式引进中，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进中国资本的技术含量，还形成了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抑制。捆绑引进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要推动中国的增长方式转型，就必须从全局的高度调整中国对外引资战略。走出市场换技术的误区，将中国自主开能力从依靠外资转向依靠内资上来，转移到对内资自主开发的支持上来。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外资的功能。将长期以来对外资的扶持，转向对内资的扶持上来，将外资从特殊公民待遇、主宾的位置，调整到公平竞争、为提高内资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竞争力的陪练的角色上来。我们要走出合作、双赢的误区。将外资作为提升我们竞争档次的竞争对手，合作和双赢只能发生在竞争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在我国的竞争力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的前提下，我们离获得这种合作和双赢还有很大的距离。
     3、调整政府工作导向，强化中国品牌意识
    目前形成的内资与外资的失去制衡的格局，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起了主导性作用。解铃还得系铃人，在调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还需要从调整政府的战略和行为导向入手。在目前愈演愈烈的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中，招商引资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和考核政府的业绩的主要内容，招商引资已经演变成一种地方的形象招牌的情况下，调整政府的工作导向，使调整中国增长战略的关键所在。 
    按照建立中国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战略的要去，政府工作重心要从对外资的一边倒，按照入世的要求，转变到创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的前提下，将科技兴国的战略支撑点落实到提升内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民族工业品牌上来。
    调整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决不等于要从开放的经济，返回到封闭的经济中去，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关闭招商引资的大门。恰恰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目前形成全面开发和国际竞争的格局，在参与新的竞争中，强化和强化中国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主体地位。一个最具有创新活力的社会，是一个在开放中保持多元化的社会。但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垄断的多元主体公平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而目前存在的内资与外资失衡的市场结构中，一个对内资的参与竞争具有抑制的市场体系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
     无论是出于强化中国经济主体的需求，还是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政府都有足够的理由，按照内在公平、制衡发展的需要来调整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品牌企业成长的土壤，而不是相反。

    A bstract: In the aspect of taking advantage of FDI, China economy suffers the trend of decreasing in margin benefit, this leads the side effect on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effect on the key factor of China economy. This issue should highly arouse our alert and rethink. During the 25 years of the opening reform, the ability of impor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s improved, but the ability of self control and security is decreased; The speed of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is very fast, but it is insufficient in the growth of “intelligence”. It is the new issue and new challenge that China should face regulating the strategy of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nfor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key factor of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importing dependence trap    the key factor of economy   internal economy development


参考文献：
 1、商务部对外贸易经济研究院：《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2005年2月。
2、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2005年2月。
3、蔡劲松：《谁在觊觎中国市场“大餐”》，中国财经报，2005.2.9 。
4、张孝德：《经济转型嵌入内生增长模式正逢其时》《中国经济导报》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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