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在新浪财经网上挂了一篇题为“扩招扩错了吗？”的文章，对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大学扩招，大学收费以及如何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难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最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郑作时先生的题为“汤敏先生：扩招没有错吗？”的文章。本着争鸣的原则，我想再提出一些看法。

 

 

    郑文主要的观点之一是大学扩招后，大学文凭不“值钱”了。郑文指出“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800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入学成本高，就业收入低，学生与家长负债多年还不清。因此，似乎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郑文却没有把北大最近对大学毕业生起薪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全部列出。    如在郑文引用的同一篇文章中，北大教育经济系副主任岳昌君教授对16个省约2.122万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指出[1]， 2005年高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其中专科毕业生为1333元，本科毕业生为1549元，硕士、博士分别为2674元和2917元。2005年大学生平均月收入比2003年多了37元。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为20.3%，比2003年减少20.6个百分点。岳昌君教授的文章还指出, 到2005年6月为止，大学毕业生中已确定去向的, 包括已签约的，已确定单位等待签约的，准备自己开业，考研，出国的, 达到了74.5%，比2003年同期上升了12.9个百分点。这说明, 尽管2005年毕业生比2003年多了上百万, 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好转。      

    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要看长期的回报，不能仅拿第一年的起薪多少来看这一投资是否合算。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生素质提高、可塑性强，收入增长较快。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和丁赛的研究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平均年收益率增长幅度要大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以从1995年到1999年为例，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益率增长了88％，而大学毕业生则增长了116％[2]。 几年下来，受过大学教育的与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还应该看到, 很多学生与家长选择上大学，不仅是从财务回报上考虑，同时也在考虑社会地位的提升，工作领域的差别以及长期发展的潜力。在国外，也有蓝领工人的工资比白领工作人员工资高，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白领的工作。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作用下，人们愿意上大学当白领的倾向性可能会更强。

    退一步来看，即使是不考虑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未来收入的快速增加，就纯从投资来说，上大学还是划算的。以郑文中提供的一个本科生培养成本的4万元及助学贷款6%年利计算，六年期的助学贷款每月连本带息还款为663元。以上述的本科生平均起薪1549元计算，假定该生高中毕业后找到工作的起薪为800元，则上大学每月增加收入749元。也就是说，即使是该生全部用借来的钱上大学，从纯投资的角度看也还是合算的。况且，很多家长是用他们的储蓄为子女交学费。以银行定期存款或国库券利率来计算机会成本，则投资子女上大学回报更高。

    郑文的另一个观点是因扩招提高了学费，使得很多农村家庭因惧怕高学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大学。 为此，郑先生“想起来都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不知道郑先生计算过没有，是扩招后上大学的农村子女多，还是扩招前多。根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胡瑞文教授提供的资料，扩招前的1998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4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108万人的37％。而扩招后的2004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23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447万人的51％。在短短的6年中，不但农村青年入学增加近六倍，而且还第一次超过城市青年的入学人数。可见,  如按郑先生们建议的高校不扩招，就会使几百万的农村学子，以及全国几千万有志上大学的青少年不能实现进入高校的愿望。对这样的结果，不知郑先生会不会也“不寒而栗” 呢？

 

 

    郑先生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当前企业急需蓝领技工，蓝领技工的工资很高。因此中国应该扩招技工学校，而不应该是大学扩招。郑先生应该注意到，就业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会遵循市场供求关系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会随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技工市场的情况与当年大学扩招前的情况非常相象。郑先生不会不知道，如果技工学校扩招了，技工的起薪也会下降， 技工也会就业难。技工学校不是免费上学，也会有一些贫困农民子女上技工学校难。按郑先生自己的逻辑，为什么技工学校就应该扩招，而大学就不应该扩招呢？

    郑先生还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大学扩招八年后的今天，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比例也只有21%。 也就是说还有79%的青年上不了大学。他们完全可以上职业学校。中国不是受教育的人少了，而是不够。没有必要为了增加职业教育而减少大学招生。现在很多职业学校还招不满生，说明在自由的选择下，是家长和学生自己选择了上大学。

在郑先生的文中，似乎我反对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专业记者的郑先生不会没有看到，我在几年前就一直呼吁发展职业教育。就在郑文提到的“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新浪财经网我个人网页上，就挂了我发表的一些发展职业教育的文章。郑先生也可能知道，正是出于对职业教育的关心，几年前我就与茅于轼教授和一批年青人一起在北京办了一个家政培训学校，来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走出一条通过职业培训，来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早进城、多进城、进好城的模式来。 我与郑先生观点的不同在于，我认为大学扩招与职业学校扩招并不矛盾，完全可以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指出过，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我国适龄青年入大学率仅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泰国、菲律宾的一半，也才刚刚赶上只有中国人均GDP一半左右的印度。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一定要在教育上适度超前。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暂时现象。贫困学生上大学难也可以通过减免学费，扩大助学贷款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暂时的困难就否定大学扩招，否定教育应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更不能因部分学生因各种原因暂时找不到工作就否定扩招，把上千万的青年学子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这是郑文中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份夸张的假设。。一夜之间造出来的大学当然不是好大学。但问题是现在哪个大学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呢？几年前，我国是出现了一股大学合并的浪潮。然而，郑先生应该清楚，这些大学并不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而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几个大学合并后产生的。这些大学都有着是几十年的铺垫甚至上百年积累。中国的大学在短短数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中国高等教育中还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注意到扩招后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师生比例扩大，学生生活与教学设施一时跟不上去，部分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次要矛盾。当前中国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还是我们的教学方式与内容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还是以灌输知识为主，而不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主。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高考制度，挑选人才的方式。而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基本上与扩招无关。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不断地改革，别无它法。中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扩招正是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

    郑先生在文中还用了他采访的一个教授在国外投稿的经历。据说，因为在国外出现了大量低质量，甚至弄虚作假的中国论文，全球一流的英国机制工业学报的评审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论文采取了拒看的态度。于是郑先生将此归结为我国高教“大跃进”的结果。

从郑先生的描述中，我很怀疑这一案例的准确性。作为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和一流的专家，不会因为曾出现过一些弄虚作假的论文就对来自这个国家的论文都拒绝评审。这在学术规范上是不允许的。退一步说，如果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个别评委真有这种行为，那么也只能证明他自己不配当一流学者，并不能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学术水平下降。

      

 

    我之所以要花这许多篇幅与郑先生来讨论上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感到目前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议论，对扩招持基本否定态度。这些议论的共同特点是把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政策操作不到位，或是执行不力的问题过份扩大。其观点的特征不是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从而得出改革失败的结论。对此，不知郑先生以为如何？

    我们与郑先生的分歧不在于上述这些问题是否存在，而在于得出的结论。郑文中举出了一小部分大学生起薪低是存在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得出上大学不合算的结论。郑文提出中国应该发展职业教育，我们当然同意。但我们认为大学扩招与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矛盾。中国需要职业教育学校，需要有技术的蓝领工人，但中国同样也需要很大量的大学生。从郑先生举出的个别教授的论文被国际学术杂志退回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中国高校中原来已经潜滋暗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明朗化”。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改革有一利就必有一弊，甚至是数弊。我们的选择是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只要是利大于弊，就应该大胆改革。发现问题后再及时加以解决。因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整个改革的方向。这种态度不可取。我并不反对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但我不同意以偏概全，否定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议论。因为这种思潮会干扰改革的发展与深入，人们不得不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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