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近若干年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有人满怀激情和善意地提出改善农民待遇和地位的N条建议及减轻农民负担的N种方法等提案；有人提出的所谓新农村运动，其实也是将农村这个概念法定化的一直做法，是在首先默认“农村就是农村，农民就是农民”这个前提之下展开的思路；有人在私有权法案被热烈讨论的时候，提出要按照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的理论重提“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在推出对三农的种种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

　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于农民身份的法定化。以上提到的种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都没有淡化现有农民的身份，反而会使得农民的身份被强化。因此，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从如何从制度保证入手淡化农民的身份定位、消泯农村城市的差异，对三农问题的一切措施怕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皮毛之策，即便是缓解一时，以后还会不断地再冒出来。

　比如经济学家提倡的建设新农村运动。新农村建设得再新，也依然是农村。“新农村”的提法，势必要强化对象的农村名头，固化农村的特征，这样实际上是保留了三农问题的顽疾之根。

　任何针对三农特定身份的政策，即便是都是有效和有益的，都势必要首先确定“农”的名分，即你是不是“农”，该不该享受补帖和享受政策优惠。这就是说要首先强化对“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身份认证，之后才有政策的事实渠道，比如在城里的农民工有没有补助、在城里居住而农村还有宅院的人算不算农村、在农村里从事非农业生产还叫不叫农业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方法的前提是农民身份的固定存在，而这种存在是本不应该存在，是人为设立的。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人士讲，新农村建设运动起码需要数万亿的资金。但是，倡导这个运动的经济学家却提醒说这场运动不能沿用经济的思路，不能走单纯城市化的道路，希望能保持农村的“农”味。说实在的，我作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来说，中国的农村的“农”味，其实就是小农经济之味道，就是两亩半地一头牛的田园风味，农村要发展，就要表现出和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即生产力的根本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就是单个劳动力驾驭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多，结果就是两亩半地一头牛根本用不了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来经营。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国家总不能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一个农不农工不工的中间身份飘荡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当中。

　而这可能还仅仅是问题的开端，现在这一代实际上已经脱离土地的人的后代中为数不少的部分是以农民子弟的身份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到时候他们自然会向这个社会问：我是谁？为什么？

　我十几年前就在广东听到这样的广东发展战略，要在几年之内把珠三角地区建成“都市化地区”。十几年间，珠三角的高速公路已经形成密网，你驱车在珠三角兜上一圈，始终感觉是在城市内行进，几乎分不清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的界限，城市的扩展使得原有的中间地带被迅速压缩，城市相互之间融合在了一起。大城市的周边城市也随着这种扩张和大城市连成一片，名称和性质区划也随着不断变更。例如广州周边的增产、花都、番禺，深圳北边的宝安，惠州东边的惠阳等等，十年之内都经历了从县到市、又从市到区的行政区划变化。显然，都市化地区的战略基本上得以完成了。随之发生的变化就是三农问题的自然淡化和消失。近几年来广东省政府又雄心勃勃要对已经形成的都市化地区进行进一步地整合，使之形成数个都市群，而不断地撤市变区就是这一战略的前奏。深圳更是对辖区进行“第二次城市化”，在两年前已经全面取消了农业户口的存在，成为一个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城市。

　现在，不仅仅深圳原有的农民变成了统一的市民身份，而且还不断有市民乃至香港澳门的市民到大陆租用农地以产业化工业化的组织方式生产蔬菜水果运到港澳销售，农村变成了农产品生产车间或工厂，而这个农产品工厂里的员工则可以是来自任何一个地方的打工者。还有些人从城市里来到农村承包山林，建郊野别墅和度假村，办郊野乡村旅游等等。在这些地方建起的一栋栋楼房无须受到农村宅基地政策的限制，因为它的名称叫“生产设施”和“职工宿舍”等等。

　因此，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是从农民的身份入手，把“农民”或“务农”当作是一个人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而不是一个居民的固定身份。化解农民的固定身份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

　只有当农民不再是农民而是一名在农业生产领域工作的工人的时候，当农民工不再被称为农民工而是一个就业者的时候，三农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惟有把农村改变成为粮食生产工厂，中国的三农才有得以解决的希望。

 

　最近随着两会召开，三农相关问题再次被热烈关注。但是，从媒体披露的消息看来并不让人乐观。商业部官员称农民在商品流通领域行业丧失了巨额利益；财务部长说正在考虑如何对农民实行综合补贴；卫生部长说对农民全民实行医疗保障不切实际；经济学家在推动建设新农村的同时提出给医生和公务员发钱让他们到市场上去买房子，又表态不赞成农村城市化要维系农村的原生态……，种种现象都传递着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已经觉察到问题根源都在农民这个特殊身份上但却似乎难以看出问题要有所缓解的迹象。

　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联产承包到分田到户，再到建设新农村运动，我们真地在走出问题还是在围着问题兜圈子？如果国家可以拿出数万亿资金来进行这场运动，我想中国农村一定会有点变化的，比如道路更好，树木更多，花草更茂等等，毕竟数万亿投下去，就是投在水坑里也会溅起不小的浪花的。甚至我们现在就可以为几年后宣传新农村运动卓有成效的报刊撰稿了，那版面一定用草美花艳的照片作为点缀。但是，这是农村的根本发展吗？农业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是农民劳动力的不断剩余，因此，就要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和归宿问题。而现有的城乡分割户籍政策恰恰就是阻止农民合法脱离土地的一个障碍。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向某个行业或领域和地区的倾斜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有时候完全是必要的战略性举措。但是，这种政策倾斜的前提是人口可以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换句话说，国民要有发展机会上的均等和选择的自由。如果国家政策向城市倾斜，却又限制从事农业的人向城市转移，则等于从制度上剥夺了农业人口的发展权力。反过来，如果没有流动的限制，民众也就没有了抱怨的理由，因为你大可以离开原来的行业和地域去享受你认为优惠的政策待遇。

　很难说明货币分房和实物分房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实质差异。在货币电子化的今天，货币分房和实物分房都是看不到一分钱而得到一座房；也不知道为何新农村运动不把数万亿钱直接分给农民，这和给公务员多发钱又有什么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难道是担心农民不如市民公务员会花钱吗？多年的扶贫工作得出的认识之一就是，对三农问题，单纯输血不如形成造血能力。贫困之所以是贫困就是因为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是没有造血能力。但是，公务员的职位本身就是造血功能，还要补血吗？而三农贫血，恐怕还是要先输血维持血压之后才能考虑恢复造血功能。用外部力量建设一个只有躯壳而没有内部造血功能的“新农村”，就像在一个面色惨白的病人脸上涂上一层粉红的胭脂，就像城市里可以自由行走的马路对流浪者来说是一样的。

　在中国的经济被世界瞩目的时候，中国的各行各业却都在声称自己的收入低。农民在叫、工人在叫、军人警察在叫、公务员在叫、现在某教授也在说领导干部是改革的失利者……而真正以实际行动说明事实的惟有农民，他们背井离乡去谋取生活，而那些同样在叫的各色人等却呆都在自己的都市和职业里不愿离开。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解决。户籍制度的变革，将极大地挑战现有的许多三农政策，如土地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制度、宅基地问题、房产继承问题、林木所有权问题、社会保障的全民化问题等等。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种种政策都是以此为基础考虑的，不断增加的制度条文实际上都在强化着这个不合理的人口管理政策。逐步形成了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但是，如果因为问题复杂而压根不予考虑，并且继续以此为基础出台新的强化这个基础的新政，则就用无解决的希望了，所谓三农问题就变成永久性问题了。如果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又不给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的话，所谓解决三农问题只是空谈。

　是问题就要去解决，不去解决则说明它还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真的不是一个问题吗？掩耳盗铃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吗？

　好消息来自家乡。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人口大省，据说已经在进行全面放开户籍管理的尝试，农民还是市民可以自由选择了。虽则说自由仅仅限于省内，而且还有可以预见一定存在却不知何时冒出何种细节的问题出现，但还是好事，值得称赞。只是不知道乡亲们如果弄个市民身份的话，会不会因此影响享受国家对三农的政策优惠和新农村运动带来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