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①]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面前，已经难以适应了。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饱受封闭之苦的中国经济理论界迫切需要了解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与最新研究动态，以便从中汲取营养，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支持。而作为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的比较经济学，因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迅速进入中国，并通过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着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生成本土化的经济学，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概括而论，关于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影响的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实证化和数量分析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得到更加全面广泛、更加细微深入地运用，过去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所克服（刘国光，1988）；第二，开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1995）；第三，体制比较与制度分析，是作为分析我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体制选择的学术方法引入的。这种分析方法引进中国以后，成为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方法。为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提供了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孙宽平，2004）。而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一些重大突破，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刘国光，1987）。另一种观点认为，用比较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前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主流（张宇，2000）。尤其是随着对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以及西方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引进，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集中意识”从过去的理论阐释“（大）制度”转移到研究“体制”上来（韦森，2001）。

上述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的分析和研究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其不仅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然而，既有的文献尽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本文的相关研究有所论及，但非专项研究，或是在相关研究中顺便提及，或者是从单一角度进行论述，缺乏整体框架性的分析。所有这些本文认为的欠缺之处，正是本文的努力所在。因此，本项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整理材料，更重要的是运用既有的材料，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是引言和文献背景；第二节着重论述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范式的影响；第三节就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第四节论述的是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演进的影响；最后一节进行了相关总结。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库恩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的内容包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

    在一个学科中，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并因而表现出“学派之争”(指理论学派，而不是“对策”学派)。但一般地，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会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主流范式”或“主导范式”的东西(不一定是“官方范式”，但也很可能获得“官方”的认可)，代表着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与方法。[②]当然，所谓“主流”或“非主流”也只是相对的。

    经济学的范式概念是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移植过来的，不过它依然保留了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的基本涵义。在西方经济学中，范式是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在具体的理论范式上是不同的，尽管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范式上既有共同的一面，更有本质的区别。

    （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特征与主要缺陷

    1949至1978年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基本上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孙冶方、于光远、顾准和卓炯等经济学家曾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过批评，并提出了一些试图摆脱传统理论束缚的理论，但从总体上看，无法动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统治地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归类，樊纲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这本“教科书”所提供的体系，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被大家所使用、所讨论的可以称作理论范式的东西，可称作“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苏联范式”。[③]

    “苏联范式”自1954年进入中国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对待的，可事实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距颇远。其一，它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是加进了许多斯大林个人的不正确观点；其二，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没有创新和发展，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其三，体系结构基本上是“规律排队、政策汇编、部门综合”。由此可见，形式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范式”，却在事实上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它曾试图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重大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释，遗憾的是，它非但未能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给曲解了[④]

而系统分析“苏联范式”的理论缺陷，表现在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他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概括：研究对象的缺陷，所有制理论的缺陷，价值理论的缺陷，生产目的的缺陷，思想方法的缺陷。尽管樊纲关于“苏联范式”的批判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范式之争，但是，这是国内经济学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最为彻底的一次质疑和全面清算，因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⑤]，从某种意义上讲，樊纲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宣告了在中国占据垄断地位长达40年之久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苏联范式）的破产，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的终结。虽然争议仍然存在，但主流发展方向已经比较确定，这似乎可以从近年来《经济研究》所刊载的文章所归属的研究范式方面得到旁证。[⑥]

    （二）、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范式转换的影响

    其实，以樊纲为代表的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并对中国原有经济学理论产生冲击的必然产物。在西方经济学未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经济学界虽已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但一时还难以找到更合适的范式来取代之。于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使国内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传统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酝酿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中国经济理论也开始着范式的转换，而就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范式转换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比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经济理论界带来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并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由“苏联范式”占主导转向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1978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来看，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在范式上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动力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除了学院中的按部就班的译介，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多少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之非常相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的辩护，对“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匈牙利的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波兰的兰格，以及后来的匈牙利的科尔内。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东欧的理论家，但理论背景已不相同。前两者主要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方法，尽管他们更强调这一理论的某一部分，如有关异化的理论，尽管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持批评态度。后两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向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他们的特点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计划经济进行分析。当然在兰格这里，目的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进；而科尔内已经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了。尽管布鲁斯、锡克和兰格的理论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但对分权化的改革方向，还是产生了相当的作用。相对而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由于其较高的解释力而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⑦]

    所以有学者总结，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比较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经济学20年来的首次转型。[⑧]显然，这里所指的“转型”，是指中国经济学由“苏联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型。

类似的观点也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替。而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⑨]而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实际上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换。[⑩]

    可以说，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大门。此后，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规模引进，以及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学呈现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2、就具体的理论范式来说，随着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注重运用比较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来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当然，这种理论范式是指具体范式，它与经济学一般范式之间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除了具备经济学一般范式的特征以外，还有自己的理论范式。

    关于比较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有学者作了较为深刻的解析。认为比较体制分析以决策为分析单元，以体制运行的宏观考察为主要内容，无论是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等的功能性规定分析（1984），还是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的过程性规定分析（1988）；无论是“新左派”经济体制结构分析（林德贝克），还是布鲁斯（1983）和科尔奈（1989）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分类分析，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各有长短。埃冈·纽伯格等把经济体制看作是决策控制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和动力刺激机制的统一，强调的是经济体制的功能；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把经济体制的运行理解为收集、处理和使用信息，进行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从而达到某种结果的投入产出过程，关注的是体制运行过程的要素规定；“新左派”从决策方式、信息传递、资源配置和协调机制、财产关系、动力机制、个人与公司的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八个方面描述了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差别；布鲁斯把经济决策分为基本的或主要的宏观决策、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和个人的或家庭的劳动力分配和消费选择方面的决策三个层次，比较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注重的是决策的集中程度；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区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又把前者区分为直接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行政协调（ⅠB）、后者区分为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四种具体形态，考虑的是经济运行的协调方式。这些分析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各种经济体制的差别及其运行，比较了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优劣，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⑪]

    上述比较体制分析范式曾经对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国光、吴敬琏和厉以宁就是如此。刘国光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有关体制比较分析的一系列论著如《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1985）、《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198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1988）等运用了比较体制分析的理论范式。至于吴敬琏和周小川等合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以及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等就是在吸收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⑫]而上述这些著作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均具有一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的重要进展，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经济学家通过吸收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逐渐形成了比较制度分析范式（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该理论范式通过钱颖一等人经由《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一学术平台的介绍，以及《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1999）和《比较制度分析》（2001）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不少中国学者尝试运用这种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

 

 

    经济学方法论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根本也是最抽象的，属于哲学基础，如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第二层次是进行理论研究或构建体系的思维方法，如逻辑方法或历史方法，规范分析法或实证分析法；第三层次是技术性的具体应用方法，如数学方法、均衡分析法等。

    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某种程度上，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决定着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样，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之所以能够发生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创新。可以说，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比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自然会在方法论上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其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逐渐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方法，实现方法论上的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论的主要缺陷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理论界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片面重视抽象和规范的分析方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采用的主要是抽象和规范的分析方法，而较少采用具体和实证的分析方法。缺乏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和实证描述，会造成许多弊端，那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规律到规律，理论脱离实际，学说耽于空想。[⑬]无视现实生活中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去观察外部世界，不是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客观世界，而是要求外部世界来适应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习惯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热衷于宣讲“世界应该是什么”；忽视现实的经济运行，而强调应该怎样运行，研究的结论无法通过经验检验。这种过分偏重于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有违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⑭] 2、轻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于不重视和不提倡定量的分析，缺乏量和度的概念，未能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这种方法导致经济工作中无视现实经济关系差别的“一刀切”。因而很难用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关系的现实。[⑮]

    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往往陷入了自己所设的陷阱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像市场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这是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 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的目的是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理论实证的，而且也确实为传统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传统经济学只有现实性的概念，而无非现实性的思想, 只有纯粹状态和理想形态的考虑, 而无中间状态和过渡形态的认识；因而把非现实的事物当成了现实的状态，把次要的和从属的事实当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事实，把纯粹的和理想的形态当成了真实的状态，把个别的和极端的状态当成了大量的和普遍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越是严谨, 其理论结论距离现实经济生活就越远，其空想的性质和说教的性质就越明显、越强烈。[⑯]

    （二）、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

    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就出现了尝试摆脱传统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束缚的情况。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经济理论界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在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这种情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如此，事实上，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来看，实证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已成为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中国经济理论也由此实现了方法论上的变革。

    而就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体制比较和制度分析，是作为分析我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体制选择的学术方法引入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场深刻变革。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 但另一方面它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 从而使自己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如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研究时，就缺乏专门的范畴、周密的体系和独立的方法。总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来说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满足于一般的分析和结论。尤其是在看待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同体制和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时，学者们深深感到分析和认识工具的缺乏。[⑰]而“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这就有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启发智慧，去探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一场深刻性的变革。”[⑱]有学者还以20世纪80年代西方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DIM”方法为例，分析了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借鉴作用。如在进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比较时，“DIM”方法就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计划体制中，决策的特点是事前调节，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加强事后调节；以往我们经济体制中各种信息流主要是纵向的，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增加横向信息渠道；过去我们的体制过多地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尤其是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过去的计划体制侧重于宏观平衡和长期效益，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着重加强微观活力和灵活性；等等。“DIM”方法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经济体制运行的原则、方式和特点，为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供依据。此外，通过运用“DIM”方法，还使中国经济理论界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模式。可以说，通过引进“DIM”方法，使中国的比较经济研究实现了从“传统”的方法向“现代”的方法转变。[⑲]

    另有学者总结到，结合实证化和数量分析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得到更加全面广泛、更加细微深入地运用，过去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所克服。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等领域，各种横向的和纵向比较研究，都在逐步展开。比较分析的运用和推广，提高了人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全面性，大大拓宽了人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是经济研究方法的又一进步。[⑳]

因此，可以说，用比较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经济学的主流。[21]

本文认为，比较经济学的方法论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分析中国改革问题的主要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同时进入中国的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比较经济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相互比较，而且经由布鲁斯、锡克、科尔奈这些经历过东欧经济改革同时又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比较经济学家的来华讲学，以及他们的有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经济理论界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分析方法。以对中国经济理论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科尔奈的非均衡分析方法来说，科尔奈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广泛吸收东西方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方法论成果，从现实存在的，而不是假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出发，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理及实际运作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描述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有规范分析，更有实证分析，而且理论的解释性还较强。有学者认为：“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的实质就在于承认现实经济条件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系统偏离。实证分析的任务不在于推论理想状态下经济可能如何运行，而在于描述经济实际上处于什么状态，探索这种状态自我维持、不断再生的原因，说明它同各种摩擦因素、制度条件、经济机制和经济当事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现实经济运行的规律性。”[22]也正因如此，这种分析方法受到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重视，并尝试着在理论研究中借鉴这种分析方法。第二个原因正如上面指出的，西方比较经济学的一些方法论如“DIM”方法，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存在不少缺陷，但是它们对经济体制的微观比较确实令饱受“教条主义”分析方法之苦的中国经济理论界眼前一亮。

    2、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转轨”，这次“转轨”的背景，正如前面所述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此后，比较经济学由过去的“主义”比较转向对不同市场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而随着东欧和原苏联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经济转轨，在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了以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和规律为目标的经济学，即学术界称之为的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可见，转型经济学的出现与比较经济学的“转轨”是有相当联系的。

    关于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制度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它更多地关注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逻辑，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23]近年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24]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的突破，出现了以青木昌彦等人为代表的比较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比较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如青木昌彦等人在比较制度分析中采用的方法几乎涉及到了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所有最新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社会学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将博弈论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从而为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比较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通过多方参与主体博弈过程“内生”形成的，因此，作为内生的博弈规则的“制度”，并不是处于“经济域”之外的外在东西，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因素。也就是说，制度既起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的条件，也是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约束条件。而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过程。近年来，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青木昌彦、钱颖一等通过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对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对国内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从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一系列论著来看，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的越来越多。

    本文认为，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之所以能够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尚不成熟，中国学者尽管试图通过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相对成功进行自己的解释，以求进一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甚至希望取得相对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但囿于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功底尤其是分析方法上的局限，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暂时还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比较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适时传播，使得中国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该理论的分析方法，并因此加以模仿或借鉴。

    但是，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尽管看起来很独到，但其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范式套用于制度分析与比较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抽象的交易关系或契约关系，将制度看作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理念的自我维持系统” 。[25]（可能是由于翻译的关系，青木昌彦关于制度的定义一般人恐怕难以真正理解）但是它却很难解决个人和社会的整合问题，因而实际上是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本文所指的中国经济理论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张卓元曾于1997年在《经济研究》上撰文将其主要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26]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第二，通过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长期在幻想中漫游回到现实中来。

    第三，研究方法有重大改进，表现在更加紧密的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注意吸收当代经济研究成果。

    当然，张卓元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97年，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发展。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代表中国大陆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准的学术期刊——《经济研究》[27]自1997年到2004年发表的有关理论研究的论文来看，其最大的理论研究特征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行研究与探索，尚未取得重要的理论创新。因此张卓元的上述总结仍可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演进脉络。

    而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取得的三大发展来说，第三个发展也即研究方法的重大改进这个主题已在上文有过相关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至于第二个理论发展也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本文认为比较经济学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大书特书之处。本节着重论述的是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也即张卓元所指的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这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计划与市场的比较以及不同市场经济之间的比较本身就是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因此，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与发展方面确实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比较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以前，在中国经济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商品生产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建立和运行的。[28]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经济理论摆脱了以往的思想束缚，并结合改革实践，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反思。这一反思的最根本成就，就是一步一步地纠正了传统的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相对立并与自然经济相混同，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相排斥并与指令性指标划等号的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树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29]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确立无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其实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例如刘国光和赵人伟在1979年第5期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是明证。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研究还难以大规模地展开。而随着1980年初和1981年春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来华讲学，带来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给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很大启发。随后，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等人将研究重点转向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和不同发展战略的比较。他们首先从组织翻译推介国外书籍和文章入手，把比较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文章翻译过来进行讨论，并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著选辑》等。而随着“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替。”[30]

另一方面，由于布鲁斯、奥塔·锡克以及科尔奈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都认为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某种经济模式的转换，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尤其是科尔奈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剖析，打破了集中计划体制能够实现直接的社会调节从而使间接私人劳动转化为直接社会劳动、消除商品生产的神话；使中国经济理论界认识到，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改革，对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31]

    比较经济学的传入，使中国经济学界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此后，“经济理论界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中大受裨益。一些同志曾分析过纽伯格和达菲的“DIM”方法，考察过林德贝克的“八面体”分解法，研究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布鲁斯以决策的分散与集中为基点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四种模式的分类，还曾探讨过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入手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两层次四模式的分类。并由此归纳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五分法”乃至“六分法”的“光谱”：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模式、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间接行政控制模式、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显然，这些比较研究不能不成为我们选择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参照系。”[32]

    中国比较经济学界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上的参照系。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比较经济学界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刘国光、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等人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尤其是吴敬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吴敬琏不仅通过著书立说，阐述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而且通过与反对市场经济论的人的论争，逐渐在有关计划与市场的理论争议中取得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决策者的思想，为中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因此赢得了“吴市场”称号。

从1984年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8年间。吴敬琏先后独著或与人合著的有关市场经济的论述并在理论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就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分歧与选择》（1989）、《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1991）、《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1991）、《通向市场经济之路》（1992），《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1992）等。尤其是《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被认为是系统了阐述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和主张。[33]在这本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起着推动作用的重要著作里，吴敬琏运用了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比较经济学家兰格、布鲁斯、锡克等人提出的不同经济模式与理论的分析与评论，明确认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乃是转换社会资源的基本分配手段，即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化管理。他认为市场机制不可取代，即使像兰格那样主张采取先进计算技术来“模拟”市场机制也不会成功，因为资源配置主要不是计算或信息问题，而是人们的经济利益问题，“计算机模拟即使能解决信息传递问题，也不能调节利益关系”。可见，即使是计算机“模拟”的市场机制也不行，唯一的选择就是现实的市场机制，因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4]有学者认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概括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内的竞争性市场的价格参数，发挥调配资源和协调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功能。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全面撤退，其功能转变为为市场的正常运作确定法律框架、保护自由契约的实施，校正“市场失灵”等。这样，不仅与排斥市场机制、反对优胜劣汰的竞争而主张资源由行政配置的各种“行政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为我国推行大力发展现代商品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35]

    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理论界自1978年到1992年曾经有过三波的争论。第一波是从1978年到1984年，第二波是从1984年到1988年，第三波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这三波争论中，吴敬琏始终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并在争论中进一步丰富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而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表述，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使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等等。都与吴敬琏先前的有关论述相同或相似，足见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比较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理论的影响。

   （二）、比较经济学研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党的十四大得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描绘了新体制的总体框架，提出了建立新体制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观点。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就如何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展开了大规模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在此过程中，中国比较经济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们主要通过对不同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将国外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好的做法介绍到国内，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建议，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这里举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

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在1993年出版的《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书中，不仅借用美国比较经济学家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或市场性分权）的理论，主张通过“经济性分权”实现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而且为了给社会主义经济塑造“微观基础”，主张引进西方的“公司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来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吴敬琏借鉴西方学者（如伯里、米恩斯、钱德勒、波特等）关于现代公司制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实现现代化改革的系列建议。吴敬琏还据此对当时国有企业盛行“承包制”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国有工业企业承包制可能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的最高形式”，这种承包制只是在政企尚未分开、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给予企业某些自主权的一种“过渡性办法”，根本出路还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6]

1994年8月23日至26日，由吴敬琏、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和由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 课题组，在国家经贸委的支持下，于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国有企业应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37]

    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理论的提出和逐步发展，比较经济学界也作了大量有益的比较研究和经验介绍。他们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以及《比较》为平台，既刊登了发达国家如德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也刊登了转轨国家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既刊登了外国经济学家如马丁•菲尔德斯坦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论和制度安排设想，也刊登了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李绍光等比较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这些比较研究和经验介绍，引起了理论界尤其是决策层的重视，从而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理论的形成和逐步完善起到了一定的理论借鉴作用。[38]

    以上是就张卓元概括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取得的三大发展这个线索，来论述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影响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选择张卓元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演进脉络的总结，只是提供一种研究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影响的分析视角。本文并不排斥其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划分与概括。例如，韦森就以“regime”、“system”、“institution”这三个概念为基准点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过有一定特色的划分。韦森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中意识”在于理论阐释“（大）制度”（即regime）。在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第一阶段，出现了以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和许涤新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以及西方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引进，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集中意识”则转移到研究“体制”（即system）上来。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刘国光、董辅礽、厉以宁和吴敬琏等等中国的第二代经济学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科斯、诺斯、德姆塞茨以及威廉姆森等学者的学说和思想的引介，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分析的“集中意识”则转移到“制序”（即institution）上来，并出现了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39]

 

 

    总之，比较经济学自1979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理论的传播，尤其是中国比较经济学界开展的相关研究，确实从范式、方法论以及理论本身的演进方面都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内在地包含于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的大框架之内。但是从本文所作的相关分析来看，与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比较经济学的传入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催化剂”。关于这一点，吴敬琏曾经这样写道：“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感到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40]众所周知，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学家的探索，因此，可以说比较经济学的传入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由封闭走向开放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当然，这并没有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其他经济学理论很难像比较经济学那样可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因而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应当迟滞些。第二，比较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作用贯穿于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全过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比较来分析制度安排的优劣。正如钱颖一指出的，比较经济学与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分支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它并不是研究需求确定价格这一问题，而是更侧重于研究供给需求背后的机制，如什么样的制度原因导致了价格可以偏离均衡，或者是什么样的制度导致了资源的如此配置、或激励如此扭曲，并探究制度背后的原因。因此，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以及制度本身又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41]正是由于比较经济学具有上述特点，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界探索中国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系。容易通过理性的分析与比较来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外国经济理论的照搬照抄。

    当然，在肯定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比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因此我们应该像辩证看待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一样来看待比较经济学。我们不应也无法否认比较经济学之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借鉴与启示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有用的东西，在把我们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的同时，力求使我国经济科学本身不断有所进步，有所创新。而比较经济学目前已发展到对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求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绩效的差别。这就对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有着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是比较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如在当前的比较经济学流派中最有影响的比较制度分析，其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制度，他们关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许多理论分析都是采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的，因此它具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征。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缺陷难免。因此，在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应将包括比较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可鉴别的参照系，合理的加以充分吸收，不合理的坚决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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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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