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认识，马克思是在西方哲学尚处于幼稚、混乱的背景下，在吸收康德、黑格尔哲学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运用新的哲学思想对国家理论进行新构想。马克思是力图寻求科学的哲学体系的，尽管离科学的体系还有一段距离，应历史地看待他的不足，但他代表了革故鼎新的理念，那种对政治和经济认识的、富有创造性的独特视角也代表了进步的趋向。从革故鼎新的角度认识，我们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要坚持追求合理理念的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几句语录上。 

    马克思也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基础上提出新的社会构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革命斗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继承了他的批判精神，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指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起着宣传鼓动作用，二是应用指导。宣传鼓动的核心是均贫富，建共产，这对于受苦受难的民众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应用指导方面，包括以三大规律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在推翻政权时期，我们号召受压迫的农民起来反抗，进行斗争，这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前提。这也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

    建国以后，按马克思的斗争理论，带来了一些教训，这是谁都承认的。所有制方面，本应是公私并存的，它随着产业形式的发展而发展，随产业性质、管理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可我们缺少一个“变”字。尽管实行多劳多得，但实际过程中，我们注重的是一个“均”字，一个厂长与一个工人相比，每月也多不了几十元。从国家到地方，大宗建设、原材料和生产企业的数量、规模都是受国家控制，这在理论上属于哲学错误，没有把握好基本共同点的“统”和各自个性发展的“放”的关系，一味的“统”，缺乏竞争机制。但集体所有制在部分产业中，本是应该实行的，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的一大贡献，尽管不完善，需要屡顺层次关系，区域关系，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大企业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的实践，改革了以往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在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富有创意地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包括实践意义上的发展。如果照搬教条，就会损害社会主义事业。

  前面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革故鼎新的理念，力图寻求科学的社会理论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斗争学说，为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三是以共产主义为出发点的集体所有制，拓展了几千年来纯粹的私有制体系；四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尽管还得深入研究，需要对辨证法原理加以推进，但它是辨证法最基础的原理之一。我们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革故鼎新的理念来坚持，要从历史事实来认可，要从不断丰富来构建，要从原理上多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品工程建设的核心是原理的挖掘与创新。

    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哲学，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探讨哲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始终是哲学界的中心话题。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否定，不断创新，推陈出新。为什么必须否定，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以往的哲学并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哲学在这些现实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一旦进入形而上的研究，想找到哲学的本体，却又钻入了神学的死胡同，一直不能找到真正的本体。当然，我认为，本体论一词是没有意义的，它容易造成歧义，不如称之为“形而上”。找不到本体，一些哲学家只好从现实出发，解决伦理问题和其它社会理论问题，虽然有一些哲学原理的阐述，但这些原理极其有限，不可能进入深层次的认识。由此可见，哲学理论需要改革，需要创新，有创新就必然有否定，人仁亦仁，停留在人家的思路上，停留在古籍、文献所阐述的观点上，没有提高，就不可能有推进。

    西方哲学起始于对宇宙万物“本源”的探求，即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在变化中它们遵循着什么样的共同规律。那么，哲学能否解决此类问题呢？如果我们要从石油、人类、树木找到共同的形成本源，那就只有泥石和天体运动是相同的，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样的“本源”是毫无意义的，必须否定。

    哲学解决的是最普遍的理论问题，“最普遍”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广泛性。那我们该如何从广泛性上找到切入点？西方人概括为“对立”两个字，行不行？它有没有广泛性？我认为，这仅仅是方法论之一，且这个“对立”二字还需要深入探讨，并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么简单。中国古代将这最普遍、最广泛的基础概括为“象数理”三个字，我认为最恰当。为什么最恰当？一切研究都离不开客观的事物，而这个事物，必须从普遍性上来构建，而不是从自我个性来认识。我们知道，从事物的个性认识，重在于微观，而从普遍的共同点来构架，就必须从“形”来认识——自我基本之形和外部的简单之形。我将这个“象”就理解为共同的“形”，但决不是易学中所说到的“象”，因为易学中的“象”属于形而上的深入。它由八个大象产生六十四个大象。这里的“象”是依赖于外界能量对普遍事物动态与静态的共同点认识。

    停留在动态与静态的共同点认识上，还没有找到普遍的共同点，还得在“理”上提高。这个“理”的核心是归纳，就是对静态和动态的归纳。动态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意味着起点和终点，这是从自我来认识，若从参照点来分析，由于运动具有时效性，在外界能量的作用下，表现为阴阳的交替关系。因此，动态离不开阴阳，终点和起点也可以用阴阳来表述。西方人就将这个阴阳视为对立，而我们的理论，就结合了外界的能量。静态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普遍的空间关系。从外界分析，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三维来表现，那就是我们的工业绘图原理，也是美术的基础知识。周易中就高度概括了这两个因素。这就自然进入基本数的认识，即从外界认识的动态“二”和静态“三”——数中体现了理，理又支撑了数。有没有立足本体认识的共同数呢？这还得从自我最简单的空间关系去思考，即由三个边相重合的三角形构成的三棱形，实际由四条棱组成。至于“一”，它代表的是一个相对的整体（系统），立足自我认识，则代表起点，属于对立思维的延伸，也是阴阳“二”的理论延伸。因此，哲学的基本数就是三个：“二、三、四”。

    哲学的“理”就是思维规律的研究问题，我将其概括为三法：同补法、连缀法和辨证法。同补法解决的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该思维规律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同一性；连缀法解决的是彼此的连接与类推，该思维规律注重最基本的同一性，缺少彼此的基本同一，就不可能连缀；辨证法解决的是以普遍共同点为基础的思维方法，该思维规律注重认识的相反性。虽然将哲学概括为“象数理”三个字，但核心还是思维在起统率作用。

    哲学也要解决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能得到世界的公认。如何才能找到最基本的理论？平时说，从简单到复杂，其实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从简单到复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各自的个性特征，彼此都不同，自然是复杂的，但它们之间有基本的共同点。从简单出发，实际就是寻找彼此的“同”和普遍的“同”。

    二是事物复杂的形体都是由简单构成，它属于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如同人这一复杂形体一样，你要表现他，还得从简单的明暗和三维来反映。无数道明暗程序和无数道三维程序，就构成了一幅艺术作品。

    三是由简单的共同理论建立复杂的理论体系，它通过推理、思辨得来，是形而上学范畴。在《同补法、连缀法与辨证法》一文中，我曾经对辨证法的规律总结为三层次十七条规律，这就是形而上的认识；在《哲学＝现象＋思维＋数理》一文中，我对“一”至“八”这八个数字进行了哲学分析，也属于形而上学范畴。我所说的“现象”，实际就是“形”，共同点的“形”，中国也叫“大象”，实际上，大象是由“形”产生的。我认为，哲学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关键是要解决“从简单到复杂”的问题，解决以“同”为出发点的问题，解决思维规律的重新构建问题。这些方面形成了共识，才有可能逐步深入，不能形成起码的共识，就不可能谈到一块来，就永远会停留在百家争鸣的混乱层面上。

    哲学的高层次研究是形而上的研究，将形而上的研究成果回归到实践中，就是理论指导和推动实践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科学化的轨迹迈进，就急需要正确的哲学理论作铺垫，否则就不可能完善体制。我思考的一些社会体制、伦理观念以及对自然学科的一些理论见解，都源于我的哲学基础，属于形而上的指导。

    如果我们能在以上几方面形成共识，建立了科学的方法论，沿着这个轨迹奋斗下去，哲学研究就会有出路，且时间不会太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品工程才有真正的收效，才能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从现实中最简单的例子出发，化复杂为简单，化个性为共性，理性地去认识前人的哲学理论，既传承，又拓展，不要一味地照搬，一味诠释，一味地追求文献，打破地位观念，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来对待人家的学术观点，防止先入为主，那么，理论创新就不会成为口头禅。

    对目前经济政策上的做法，我也进行过探讨。我认为，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尤其在缺乏哲学的指导下是这样。若以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哲学来指导改革，要矫正过来就更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现政府在系列的改革上，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得益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大政方针的把握；得益于以温家宝为总理的政府一班领导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一旦发现问题，能立即勒马；在重大决策上，不仅能集思广益，而且也体现了他们的杰出智慧和驾驭能力。正由于领导人的睿智和果断决策，才有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才有可能取消农业税，在税制上闯出一条新路，才有可能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免费。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在实践中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从内心来说，我是竭力拥护中央英明政策的，关注国家发展的。但是，金无赤足，不可能尽善尽美，要改革某些体制弊端，要优化制度成果，要发展社会，提出一些新的设想是正常的。我们出现的某些闪失，往往是在哲学理论指导上的失误，导致经济研究的失误。《建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思路点滴》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写的，属于纯粹的研究性文章，虽然涉及到了现实，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新思维，为了理解哲学在经济领域研究中的价值，为了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 我所写的所有文章，渗透的就是四个字：中国哲学，或者说是以中国古代周易和干支为蓝本进行升华的哲学。在这篇文章中，我仅仅是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缺乏微观的认识，而哲学也同样可以涉及到微观领域，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素材，只能进行框架式的白描。

    为什么说，经济理论与哲学有联系呢？其实前面大部分都是在谈这个问题。复杂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简单的理论基础上的，一旦进入最简单阶段，就构成了彼此的共同点和万事万物的共同点，就达到了哲学的“象”（或称之为“形”）的认识，而后进行思维升华，尤其是对数理的升华，以共性为出发点，又以相反认识点为基础，进行拓展，就是哲学的内容。将这些内容来认识复杂的事物和理论，就是形而下的指导。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彼此的共同点和万事万物的共同点，离不开静态、动态的分析，离不开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理路，故核心是哲学基础问题。世界经济理论中的一些错误，核心是哲学认识的错误。

    比如说，为什么必须从股市的功能中剔除其“投资功能”，股市属于金融中介组织，作为金融的中介组织，核心是公平。这就源于以中心为依据的三分法原理。如何来落实公平，是不是经我转手一下就是公平？公平必须以整体的权衡为基础，因中心代表的就是整体。而股市被大财阀操纵，实际就控制了交易场所中的某个上市股份。将自身的利益替代了交易所的权力，将静态演变成动态。如同将三点构成平面的理论，逼迫人家承认两点构成一个面一样。这就属于哲学错误，也是经济理论错误。

    在《建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思路点滴》(本网为《我学习经济学的一点体会》)的开篇，笔者就注重动态和静态的划分，为什么从这里入手？这是认识任何事物、任何理论的基础步骤。平时说“唯物主义”，实际就是要从对象的共同点入手，如同绘画要从动态的明暗和静态的三维来确定轮廓一样。这个共同点就从动静来认识。另外还有四维空间的认识。经济构成的五个要素归纳，实际就是建立在四维空间基础上的中心理论，它以文化技术为中心。这就是哲学的象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