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竞争”——一种有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说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评价则大不相同。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我国已有的增长模式是低效率的，主要靠的是低价劳动力。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有很大片面性。倘若我国的增长模式果真如此，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持续二十多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企业要到我国来投资（其前提条件是我国的投资效率要高于境外），无法解释那么多的我国产品能够卖到世界各地，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正确认识和评价已有的增长模式，对总结以往的发展经验，探讨和选择今后的发展道路，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依托于一种有特色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素包括：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既包括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普通劳动力，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以智力服务为主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等。在国际范围，具备上述一两个要素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的一些要素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市场和劳动力，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市场导向的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使上述要素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而对外开放通过市场要素和产品的内外交流，特别是引入我国缺少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理念和机制等，显著提高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这一模式中各种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低成本”上。所以，如果要对这一增长模式加以概括，可以称其为“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

　实质性转型——“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面临的现实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冲击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的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都表明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将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因此，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一个时期以来，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压力加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第二，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低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四分之一。第四，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排放相应增加，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由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增大而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国内，能否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起与我国的资源约束状态相对称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国际，能否通过对外开放格局的调整，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源补给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第一，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第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第三，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如果金融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某种金融危机将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即使金融体系本身不直接导致危机，经济增长中其他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收入差距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左右，在国际处于较高水平。这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起因和后果中，哪些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现实和潜在的严重危害。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但这种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如果现有的增长模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调整或改革就不可避免。

　上述这些因素，多数过去一直存在，但在近年的增长中显著加强了，在“十一五”时期还会继续加强。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增长模式需要出现实质性的转变。

　发展中的问题——增长模式转型是一种进步

　增长模式转型压力的加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困境。本质上说，它体现了进步。没有发展，而且不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会出现。所以，增长模式转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就增长模式转型的含义而言，应当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要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随着我国人均产出和消耗水平的提高，总量规模日益突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我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我国，都有一个调整过程，增长模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调整而进行调整。

　为了加快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需要认真研究和实施一系列重要战略，包括资源节约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扩大内需战略等。这里想着重分析一下资源节约战略。

　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潜力最大、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节约意味着需求减少，从而相应缓解供给压力。

　推行资源节约战略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节约的自觉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节约或者浪费现象的出现并非不懂节约的意义，而是缺少足够的激励。这样，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资源约束的含义是什么？最近资源约束问题讲得很多，其实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就是在资源约束下进行的，从未有过不受资源约束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约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格问题，资源多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价格高低的问题。在价格起作用的情况下，一种资源供给不足，价格上升，使用者将会加强节约、减少消费，或者寻找另一种价格较低的可替代资源。如果价格不起作用，这样的过程就不会出现。相反，会出现短缺与浪费并存的现象。大家都认为我国生产并出口某些高耗能产品不合理，但仔细观察，电价太低，地价太低，治理污染的费用没有足够支付，变成了企业利润，加上出口退税，怎么能不使企业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一些地方电力供求缺口很大，停三开四，停四开三，有电力供给增长较慢的问题，更有电价过低的问题。生产项目是按照过低的电价计算投资和运营成本后才上马的。如果给出反映电力稀缺程度的电价，企业算账后不合算，有些项目就不会上马，电力供求缺口就会相应减小。价格的另一种作用是刺激供给和优化结构。这两年我国煤炭产量增长较快，煤炭价格上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原先亏本的“煤变油”和煤化工项目变得有利可图，其他一些新能源项目的市场前景看好，也加快了研发进度。

　所以，缓解资源约束压力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要“让价格起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加快资源价格机制的改革。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在存在大宗、长期资源交易的情况下，如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电煤交易，铁矿石企业与钢铁企业之间的矿石交易，应鼓励企业通过参股、联营、订立长期合约等方式，形成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对不能或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的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以尽可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减少或防止资源价格的扭曲。

　“让价格起作用”，还要加快市场开放和企业改革。没有开放的、尽可能引入竞争的市场体系，没有真正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企业，也就没有“让价格起作用”的基础。所以，在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破除资源类产品上的区域性、行业性垄断，引入新的投资者、生产者，促进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要深化相关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促进多元化股权结构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除了资源产品类行业外，与这些行业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改革和开放也要加快。例如，煤炭供应紧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运输紧张，“煤电油运”中，铁路运输是“瓶颈中的瓶颈”。现在加快铁路建设的各种生产要素，如钢铁、水泥、石料、劳动力、资金等，从全国范围来说都不缺，缺的是这个行业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最近铁路部门已经在开放投资等方面有了一些重要举措。铁路运输这个瓶颈能够补上去，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压力将会有一个大的缓解。

　在资源问题上，我国既是消费大国，同时也是生产大国，解决资源供求矛盾的立足点还是在国内。即使是外部依赖性加强的资源，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对这一点，看看资源输出国的态度就清楚了。在人类智慧和科技进步面前，资源约束从来都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资源，一二百年甚至几十年前都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或者是不为人知的。科技进步赋予了这些资源新的价值。未来人类将要开发利用的资源肯定大大多于已经开发利用的资源。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所谓资源约束问题，说到底，主要并不是某种资源量多少的问题，还是人们对资源的态度问题，开发利用资源的机制、体制和政策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认识提高了，有实质性的进展，就一定会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资源约束的压力不会使我国的发展停滞或显著放缓，相反，我国仍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期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同时也将为国际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