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依托于一种有特色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素包括：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既包括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普通劳动力，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以智力服务为主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开放条件下国外资本、技术、管理和其他我国短缺要素的引入；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等。在国际范围，具备上述一两个要素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的一些要素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市场和劳动力，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市场导向的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使上述要素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而对外开放通过要素和产品的内外交流，特别是引入我国缺少的诸多要素，显著提高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这一模式中各种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低成本”上。所以，如果要对这一增长模式加以概括，可以称其为“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

　然而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这些冲击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千美元关口”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还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区域，由此，这些地区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第二，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及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加大。一个时期以来，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压力加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二是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三是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1/4。四是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新增量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环境约束的压力，首先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排放也相应地增大，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压力增大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国内，能否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起与我国的资源约束状态相对称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国际，能否通过对外开放格局的调整，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源满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第三，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因此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第四，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一是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三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但在未来一些时段，其中有些因素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金融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某种金融危机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即使金融体系本身不直接导致危机，经济增长中其他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第五，收入差距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强。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按照“倒Ｕ型”理论，我国目前处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左右，在国际上是较高的。这种格局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起因和后果中，哪些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现实和潜在的严重危害。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但这种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现有社会结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如果现有的增长模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调整或改革就不可避免。

　导致增长模式转型的因素不是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具有系统性和必然性。上述几个因素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推动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压力。其中多数因素过去一直存在，但在近年的增长中显著加强了。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增长模式需要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二、增长模式转型的有利条件和不确定性
　　
　增长模式转型压力的加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困境”，从本质上说，它体现了进步。没有发展，而且不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会出现。所以，增长模式转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体现这一特性的，还有在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增大的同时，转型所需的有利条件也正在逐步具备。在这些条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制造业中已形成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能够分摊较高的研发成本；跨国公司从接近生产基地和市场考虑，研发机构正在日益增多地转向我国；产业配套条件有长足改善，一些地区形成了为数众多、有较好基础的产业集群，有利于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分工深化、技术和组织创新；对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增长模式转型中的要素重组提供了较大回旋余地，例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部分企业可以转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沿海发达地区结构升级所要求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可以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输入；我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一批产业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汇储备增长迅速，有可能在大规模输出产品和输入资源之间建立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念和举措，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条件。 

　但是，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增大的同时有利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转型能够顺利实现。在工业化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跨过了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尽管有的国家由于战争等原因其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打断。二战以后，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小龙”等经济体，也相继经历了转型期，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同属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诸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如此幸运。它们未能跨过转型的门槛，在增长历经停滞和倒退后，有些国家至今仍未达到10年前的发展水平。增长模式转型受挫，直接与某些具体原因有关，如一些拉美国家增长过多依赖外资，而且是流动性较强的非直接投资，当增长减速后，大量外资撤出，引发通货膨胀和增长困局。透过这些表象可以看到系统性的问题和风险。如果拉美国家的资金使用是有效率的，即使部分外资撤走，经过调整后其他资金能够弥补缺口，那么增长进程就不至于被完全打断。转型所面临的压力和能够争取到的有利条件之间需要达成平衡，但二者往往不对称。压力较为直接和确定，会来得早一些。相比之下，条件更多的是对压力的反应，因此平衡能否具备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组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是相当确定的，但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分工深化等方式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转型所需的诸多有利条件之间也要达到一种平衡。如技术创新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这种支持倘无法从金融体系有效获得，有些创新就难以浮出水面。再者，经济体系要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能够承受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经过调整后能够使增长进程得到恢复。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重创，但事后较快恢复表明其经济体系的抗冲击能力明显优于拉美国家。

　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与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有了很大差异，总体上看增长模式转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是，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将会发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无论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当然，讲转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遇到的都是风险和坏事。不确定性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人们事先无法预测（因而无法以概率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正是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别），其中有风险，也有机遇，而且风险应对好了也可以转化为机遇，如能源危机会刺激节能型产品和产业的发展。强调增长模式转型的不确定性，现实意义在于提高对转型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转型过程中的忧患意识。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不能抱侥幸心理，不能再拖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通过研究制定和实施正确而有前瞻性和号召力的发展战略，发挥我们多方面的优势，提高经济体系内部抗击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增长模式的转型得以顺利推进。
　　
　三、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和重要战略
　　
　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多重涵义。首先要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随着我国人均产出和消耗水平的提高，总量规模日益突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调整过程。增长模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调整而进行调整。

　从以上增长模式转型涵义出发，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将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相应地，应重点实施六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近期出现的对外贸易摩擦，也要求我们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内需上。尽管我国的内需还有较大潜力，但由于这一轮增长点以后，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对内需潜力要有合理估计。即使对已有的内需潜力，也有一个很好发掘使其充分释放的问题。毕竟在前些年增长潜力比现在更大的时候，还出现了几年的“内需不足”。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应十分珍惜，即使出现某些过热现象，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便解决什么问题，以使快速增长的势头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一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对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二要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三要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自主创新战略。强调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老话题。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技术自主创新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新形势下如何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要有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成本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这意味着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缺少这样的市场条件，正是过去长时间内自主创新未能取得大的进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其次，大规模制造能力的形成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研发投资的回收更有保障。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至关重要。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含义上有实质性不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集成能力，即一个企业能够有效整合内部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哪些要完全引进，哪些要与别人（包括国内技术资源）合作研发，哪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哪些采取几种方式不同类型的组合，将由企业依据市场前景、自身能力和合作条件，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作出选择。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企业要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以上这些条件，目前我们有的已经初步具备，有的部分具备，有的还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

　第三，资源节约战略。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在这些战略要点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厉行资源节约。推行资源节约战略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节约的自觉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节约或者说浪费现象的出现并非不懂节约的意义，而是由于存在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又出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因此当前在资源节约上要有大的进展，必须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让价格起作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误置现象，如我国本来在能源和多数资源占有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依然有相当数量能源和其他资源高消耗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原因在于能源、资源的价格过低，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状况。价格“到位”或价格“合理”，将会有效地激励节约。一个价格变动，往往比一打口号要管用得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上半年油价提高，小排量的经济型轿车销量大幅上升，而油耗高的SUV车则明显下降。价格起作用的另一个结果是刺激供给和调整结构。例如，当国际石油价格升至30美元以上后，原先亏本的“煤变油”和煤化工项目就变得有利可图了。这种结构变化有利于更为合理地利用我国相对充裕的煤炭资源。在中长期，将会刺激更具竞争力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产生和发展。二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性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则主要是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等，就是说主要解决仅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经济性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是国际潮流，也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对资源节约来说，政府管制的重点要放在资源节约标准的实施、新节耗产品或措施的推广、环境保护等方面。为此，须加快相应的政府管制机制的改革。

　第四，稳定增长战略。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增长的非均衡是必然的。一些行业、地区表现出更高的增长率，构成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和基础。当然在适当长的时期内，随着另一些行业、地区增长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将会趋于均衡。我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波动较大，除了来自非均衡增长的技术原因外，还有来自微观领域的体制原因，即基础部门由于行政性垄断而出现的投资不足，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由于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而出现的过度投资。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投资失衡加剧了增长的不稳定。足见在持续快速增长中提高增长的稳定性，是增长模式转型中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加大对基础部门行政性垄断的改革力度，从体制上纠正投资不均衡、增长不稳定的起因。

　第五，金融改革战略。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后，出现了某种形态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出现的原因有无相同之处，机制是什么？确实值得探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经济发展的条件将会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例如，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压力增强，需要经济活动的多个层面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改进理顺利益关系，等等。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所要求的这些新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导致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随着新增长点减少和增长空间的收缩，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下降也是合乎逻辑的。倘若金融体系不够健康，当增长速度减缓后，随着流动性下降，金融和经济运行链条中的某个环节可能断裂，从而引发危机。金融危机又会冲击实物经济，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软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包括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按照加入ＷＴＯ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银行体系对不同融资要求的适应性，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第六，开放升级战略。经过20多年的持续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开放度相当高的经济结构。在新的增长格局中，这一较高开放度的经济结构面临着至少三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模效应”。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后所带来的总量规模增长，使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增加，我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定价权”或“话语权”将会上升。二是贸易结构调整效应。随着原油、铁矿石及其他重要原材料进口的增加，我国的贸易结构可能逐步呈现初级产品“大进”与工业制成品“大出”并存的特征。这反映了我国对国际资源供给依赖的加强，意味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三是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国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所推动的结构升级，将会多方面逐步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以致对外贸、投资、技术等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开放度较高的经济结构和成为WTO成员后，将使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一是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塑造积极地、负责任的经贸大国形象。二是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不适当地强调和依赖保护，不仅可能有悖于某些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同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不相适应，对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三是在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加强的问题上，既要看到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约束有所增强，短期可能引起某些初级产品供给紧张，更要看到我国的发展给初级产品输出国带来了难得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我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完全可能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初级产品供求平衡问题。四是着眼于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和创新上。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要积极促进技术传播和合作，在二者之间形成某种可接受的平衡。五是我国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走出去”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部分行业比较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资金一定程度的过剩，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但就我国企业较大规模对外投资而言，目前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应当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立足于积累经验，逐步形成有效的对外投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