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被中国社会中的特定阶层不适当地炒作成一种显学的现象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目前有关中国社会“改革”路向的辩论已经超过了学术和经济层面。这场主要由民间发起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辩论，已经把这十几年来教条地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以此依据而设计、主导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向“私有化”方向滑落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各类矛盾日益激化的“经济学者们”置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相信，有关目前的“改革”具有何种本质属性的辩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

    现在，当中国广大民众从这十几年政府根据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设计和误导而出台的一系列显然是违反社会主义宪法基本精神和损害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政策中，以及在客观上看到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许多曾经在1949年前发生过的令人发指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黑社会势力以及吸毒、卖淫嫖娼等丑陋现象大肆死灰复燃的时候，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那些打着“改革”旗号，利用窃取到手中的公共权利，靠搬弄“西方经济学”理论，图谋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引入歧途的荒唐经济学者表示质疑和愤慨，同时，也完全应当对这十几年里，在那批主要由误国官僚和学术骗子结成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阶层糊弄和推动下，中国社会长期出现的无视和肆意践踏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演变成一场纵容贪官、奸商和学术骗子公然肢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并利用公共权力将原本依法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变为权贵阶层私人所有的“吏有化”运动进行深刻的全面反思。

    就学术层面而言，这场辩论，对于积极引导中国广大民众科学而理性地认识经济学在社会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引导国民正确看待经济学、经济学人以及“中国式的经济学家”在我国社会经济改革中的客观作用，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公众识别和揭穿那些自称为“经济学家”或者被人们误称为“经济学家”的学棍与学阀们打着经济改革旗号，积极配合国际某种势力，图谋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引入歧途的学术骗子的种种谬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著作《国富论》奠定基础起发展至今，经济学作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经济学在过去二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岁月里，许多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都试图通过不断的探索、想象以及对各国已经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经验总结中，寻找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然而，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对于任何一种社会而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上，一场残酷的战争可能会使某一个曾经是经济大国的经济陷于瘫痪；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可能会导致某个超级大国的分裂，从而使某国的经济陷于崩溃；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一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的恶性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或者是由一国领导者因错误决策与判断而人为发起的一场荒唐的运动，都可能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陷于严重的衰退之中。

   至于政府的某项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社会经济出现混乱，或者由于某个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人因个人人格上的严重缺陷最终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可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其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水平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诸如；政治、体制、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资源、民生、观念以及众多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如此繁多的影响因素与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往往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有时又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包括经济发展的水平、速度与质量），无疑是各种社会与自然因素共生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发生交互作用的结果反映。

     因此，人们在对某个社会经济形态和现象进行研究与观察时首先必须明白，我们不可能象在科学实验室里通过人为地控制某些客观条件和因素来对某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观察，更不应该在无视其他诸多客观因素存在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来为某种经济现象下结论或将其作为制定某项政策的依据。

    如果人们简单回顾一下世界各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初步了解一下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学领域里各种学术流派的观点，更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许多经济学流派和经济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特定的学术群体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某种经验总结为形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社会实践中，所谓经验，通常是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触客观外界而获得的，对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

对此，人们不难观察到，对于那些主要是来自于对过去的经验总结的学科与学术问题本身，由于各种人为的主观因素的存在，由于行为人作为经验的主体在观察客观事物时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差，就使会许多所谓的“经验”都隐含着这样的一个缺陷问题，即：由于各类参与总结经验的群体在智力、修养、悟性、观察能力的差异，以及受到其他种类如此繁多的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所处社会环境局限性的制约，这种“经验”的本身往往是不能没有前提条件地任意复制或移植的。中国古文化中有关“橘在淮北则成枳”的说法，以及“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成语，大概就是古人给于那些只看表象，教条搬弄他人“经验”的蠢货最为恰当的注释。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当中，愚昧地搬弄他人“经验”而付出惨重代价的现象时有可见。

    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某地一个经多方求医无效自知命不久矣的晚期癌症病人破罐子破摔，一天，他突发奇想地认为，癌症不就是一种体内有毒排不出吗？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收集了许多被上海人称为“鼻涕虫”的令人恶心的软体生物并熬成膏吃下肚里，结果引起呕吐并诱发了一场高烧，然而，这一荒唐举动竟然出现了不可思意的奇迹，高烧退后，该癌症病人的癌症竟然治愈了。其后，这一消息不迳而走，许多得了癌症的病人及其家属纷纷效仿之，结果再也没有看到有第二个吃“鼻涕虫”熬成膏使癌症消除的事例。

    显然，像类似的吃了“鼻涕虫”熬成膏使癌症消除的唯一事例，是基于某种其它并没有被人们观察到的客观因素的存在才使癌症消除呢？还是因为该癌症患者错误地将某种其他的客观因素存在所起的癌症消除的作用不适当地归功于吃“鼻涕虫”熬成膏所引起。

    总之，像这种离奇的由某一些特定综合因素导致的“经验奇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举出许多。但是，人们总会发现，像这种“经验”，往往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张三行，李四不一定行；这个地方行，那个地方不一定行；今天行，明天不知道还行不行。

    所以，对于类似的这种带有较强主观性、局限性的经验总结，特别是象经济学这样的尚存在重大争议，有时又相互矛盾的学科理论，人们就不能盲目地把它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与经济改革。任何盲目照搬和教条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实际上，如果以科学的态度认知和对待经济学理论，我们就应当有选择地引进一些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比较科学的部分，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有益于我们客观而准确地分析经济分析和观察的科学工具，这正像我们研究物理学需要借助大量的科学实验，但是，人们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并不一定都是科学的，由错误的实验得出错误的结论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实验更无科学可言，也不值得后人去模仿。

    然而，在类似如此浅显的基本道理上，目前我们的不少中国人包括一些误国官僚们，却在应当如何理性地认识经济学以及经济学能够在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中能够起什么作用方面犯了严重的低级错误。     现在，中国的广大民众已经能够看到，那种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显学的现象，那种不分真假地将各种学派（其中包括那些即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被认为是荒唐和不科学的某些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看成是我国经济改革当然的设计者群体的现象，以及将大批与中国广大民众离心离德，肆意践踏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安插在我国政府各个重要经济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上的现象，已经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在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也许是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真是太不长记性。记得在十年文革中，在极“左”路线的肆孽下，在“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呼拥下，当时中国社会曾经刮起过这样一股思潮，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批所谓的“有实际经验的人物”推到许多政府部门甚至科研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于是，在的岁月里，不少虽有某一方面实践经验的人物，却因笼统地被归入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一类而荒唐地“牛当马用”了。

    期间，人们曾亲眼目睹，某地发生了将原本只有杀猪经验的屠夫被“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推上某著名医院的主要领导岗位的闹剧，因为从广义上讲该屠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当时的中央政府高层，某个掌握了熟练纺纱技能的女工被推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而在当时的我国的全国人大，某一位具有丰富的卖菜称菜技能实践经验的营业员竟被推上了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像这样如此多的“牛当马用”角色错位的荒唐闹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灾难就不足为奇。

    如果人们从逻辑上分析一下这种现象背后存在的逻辑思维错误，就可以归纳出，指导和设计这种荒唐闹剧发生的人们是这样犯逻辑推理错误的，即：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来领导，杀猪的屠夫有实践经验，屠夫属于有实践经验的人的范围，所以，屠夫应当成为政府或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显然，在这种将种概念与属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思维下出现的举动，不荒唐才叫奇怪。用更加通属的比喻来说明这种错误就说：“人有两只脚，但你总不能认为，两只脚的一定是人”，如果我们错误地将两只脚的都视作为人，那么，鸡、鸭都是两只脚，岂不是都可以被认为是人类了吗？

    在文革期间，如果你对“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打、咂、抢行为提出批评，那无疑会带来杀身之祸，因为当时的“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打、咂、抢行为是革命行动，你批评打、咂、抢，你就是反对革命，那你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相信，对于中国历史上十年“文革”这段荒唐岁月里的闹剧，目前中国社会中的五十岁以上的公民应当记忆犹新。

    时过境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以后，我国的一些显然是患有严重“政治幼稚病”的政府官员却老毛病重犯，稀里糊涂地将那些学经济学的，特别是将那些学“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都看成是治理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并及其荒唐地将一大批即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又缺乏科学严谨学风，且个人人品存在极其严重问题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或捧为国策顾问，或干脆被授权担任起我国政府某些要害经济部门以及许多地方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大家知道，目前，即便是在美国或者西欧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里，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地盛行，仅从表面粗看一下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似乎他们都有一点道理，都可以用局部的某些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经验”来作为支撑和理论依据，但是，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之间往往又是相互矛盾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而那些比较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流派却往往又因为受到某些统治势力的抬举而红极一时，但又会随着某些统治势力的倒台而命不长久。

    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上，许多被人们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师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不少论点不是由实践，而是由学者的“权威”所论证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斯提格勒对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的论证，其论证的手段非常草率，并不符合科学论证的客观要求。至于著名学者埃克纳先生所编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一书中所提到的，有关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四个理论结构所说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它们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还都没有为经济学家在实践上加以证实”的评介。相信，那些饱读西方经济学专著，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博士与教授们对此种现象应当十分了解。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回顾一下历史并对目前国外经济学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如果我国的误国官僚们“将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归因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功劳”，并错误地将那些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视为中国各项改革事业的当然设计者，并无知地积极推动是多么的有害。这些错误的抉择最终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积重难返的困境，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将是唯一的归缩。

    确实，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将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显学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些年来，那些在高校里教西方经济学的教书匠据此沾光不少。在这批学者推动和误导下，中国社会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即：“你是学某一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学派的博士或者是教某一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学派的教授，那你一定懂得经济，因为，你曾留学的那个国家经济发达，那个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之所以发达全是因为有了这些“西方经济学理论”，而你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家里学到了经济学理论并获得了“博士”什么的，那你就是我们中国治理社会经济问题的当然专家，那你就可以官至“四品、五品”，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才”。

就这样，不少头戴西方经济学博士、教授桂冠的仅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某一领域或者学派有所了解的经济学人被不适当地重用了。

    从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来走过的改革历程来看，当那些教条地搬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成为主导经济学界的主流，当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混迹于我国政府高层经济决策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时候，一股批发西方经济理论“水货”，并以那些存在着严重争议又很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为依据的改革方案就这样频频出台了。于是，学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就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学西方货币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抓货币改革；学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则以比较经济学的观点看待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至于那些没有条件系统地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毕业的经济学者，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读不懂英语原版的经济学著作（这也许就是丁学元教授所说“中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连在世界最好大学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的依据之一），那好吧，我们这些老学究就引进几个时髦的经济学概念糊弄一下也好。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某市场”；“某股份”“某卖光”等雅号。令世人十分惊奇又不可思意的是，中国社会竟然长期会被这些家伙玩个转。在这帮家伙的误导下，在相当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社会的“泛市场化”的现象、鼓吹“一股就灵”的现象、以及无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肆意将国有资产卖光、分光、送光的违法行为泛滥成灾。

   大概也是我们的一些中国人不长记性，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社会在1949年以前就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的股市在1949年解放以前就有了。那么，我们的民众回忆一下，中国社会在1949年前的市场经济和股市又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给中国的广大民众带来了多少福祉？难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仅仅是为了退到1949年以前的年代？市场经济与股市等基本概念根本就不是被媒体炒作为“某市场”，“某股份”的学者的经济理论创造，这些学者凭什么标榜自己是经济学家，而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股市规范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又懂得了多少？所以，当曾经被媒体炒作成我国经济学泰斗的“某市场”学者现在提出“市场经济中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你就不应当对你当初在其本人还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有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根本就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情况下，就极力鼓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

    当然，在一个正常而又宽松的社会中，学者发表各自的学术观点甚至提出一些荒唐的理论也不是不可以，因学者人格与品格上的缺陷影响了其正确的思维形态也是屡见不鲜的，许多学者往往都是这样一个缺陷，即：都会以自己的所学或者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看待周围的客观事物。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国际上出现一股探索和解释UFO这一自然现象的学术讨论时，有一位南美的知名昆虫学专家就提出，所谓的UFO，只不过是无数个身带发光蛋白小飞虫集聚在一起出现的群迁现象，显然，这种解释想象力真是丰富也真够叫绝。然而，对于这种解释至今无人能够予以科学地证实。这种解释权当饭后闲谈的趣事罢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经济改革路向问题上，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问题是，当初我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竟然无知地会把这样的一批显然存在着严重学风学德缺陷问题的荒唐学者群体捧为上宾，使他们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智囊人物和各类“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所以，当今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批主张全盘西化的学棍、学阀们的糊弄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不出现灾难性后果才是怪！

    从2004年起，当无数中国民众从这些年亲身经历并看到由贪官、奸商和学术骗子结成的利益同盟打着改革旗号，通过施展各种肢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的把戏，违法侵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财产并已经给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带来种种巨大灾难的时候，群起激愤，本着社会良知的学者们不断揭露这帮家伙倒行逆施的时候，难道广大民众就不能对这种打着“改革”旗号侵占全民所有财产的倒行逆施提出质疑吗？批评和质疑那帮祸国殃民之徒打着“改革”旗号所实施的其本质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倒行逆施究竟有什么错？

     难道目前中国社会容许再一次出现类似十年文革中发生的批评和质疑“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打、咂、抢就是反对革命的荒唐逻辑复活吗？把批评和质疑由贪官、奸商和学术骗子结成的利益同盟打着改革旗号，通过施展各种肢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的把戏的学者和广大民众视为否定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另类，岂不是与十年文革中的反对打、咂、抢就是反对革命的荒唐逻辑如出一辙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和全民福祉的根本性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宪法的框架内，由真心真义地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士引导设计和推动。全体热爱祖国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以中国广大人民的诉求为宗旨，任何给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工作带来苦难、困难和灾难的政策都不应被视为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同时，必须提请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和警惕的是，当全国民众以亲身感受，已经认识和觉察了那帮由贪官、奸商和学术骗子结成的利益同盟利用窃取到手中的公共权力，无耻地推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通过肢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鼓动利益集团发起公然违宪的变全民所有制财产为权贵阶层私人所有的“吏有化”运动，企图把中国的社会改革路向引入权贵资本主义轨道的时候，为什么现在的那帮祸国殃民之徒还能够如此的嚣张？

     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永恒的主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中国广大民众的福祉，中国国家的繁荣昌盛，都离不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令中国广大民众可以宽慰和庆幸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顺行民意，求真务实，拨乱反正，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优先考量，通过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团结广大民众，凝聚全民智慧，积极做好各种统筹工作，使中国的改革事业尽可能惠及全国亿万民众，给中国的广大民众看到了新的希望。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走过的路是艰难的，中国的改革既取得了重大成绩又有了惨痛的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呼唤着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们贡献智慧，中国的各项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需要人们更加慎重和严谨的科学决策，任何盲目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任何不顾国情教条地引进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举动，都是广大民众不能容忍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展望未来，中国的改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中国改革事业的拨乱反正需要时间也需要中国人民的积极配合和大智慧，改革事业任重而道远。目前，对于从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学者而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根据中国国情努力探索最终创立出一套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已刻不容缓。而面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学术骗子长期误导而给中国社会造成观念上的严重混乱局面；面对这帮祸国殃民之徒把肢解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倒行逆施当改革；将肆意践踏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卑劣举动当创新；将奴役中国工农大众的恶劣行径当成果的时刻，我们中国的几千万曾经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们还能够麻木不仁吗？

    现在看来，在当前的有关中国改革路向的辩论中，正确引导广大民众和社会媒体理性地认识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理应成为当前学术界必须承担起的一个重要使命之一。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处于十分艰难的关键时刻，愿所有热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学者和广大民众能够团结起来，坚决地响应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