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龙永图 高级经济师

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

 

 

    很高兴能在这个论坛跟大家交换一些看法。入世三周年，很多媒体又开始“炒作”，当然这个词不太好听。实际上，入世三周年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我就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新的起点。

 

    要对入世三周年的形势做一个评价，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在入世之前，中央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意义是中国为了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这是江泽民主席讲的话；第二个意义，中国的入世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就想围绕这两个基本判断来谈一谈对中国入世以来的一个基本评价。

    从整体情况来看，中国入世这几年证明了中央对于当时入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为什么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战略部署呢？我们要认真领会一下“战略部署”的含义，是涉及到长期的、全局性的一个部署。中国入世对中国在更深更广的范围里参与经济全球化确实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要进一步加入经济全球化，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要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从主观上来看，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对此都很关注，中国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平的崛起”这个提法是很好的，中国必须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怎么样以和平的方式来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两个基本的承诺：一个是遵守国际规则，一个是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两年我们履行了入世的承诺，这对于中国树立一个迅速崛起的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遵守规则，说明这个国家是负责任的。我们从西方的报纸上经常看到这样论断：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只要它遵守规则，它是负责任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威胁，因为它的行为是可预见性的，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运行的，所以不管这个国家发展多么迅速，不管国力有多强，它都不会对别国造成威胁。因此，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情，这对中国树立这样一种形象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同志说，由于承诺遵守国际规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约束，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我认为他们没有进行战略性的思考。第二步，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只要它的市场是开放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越快，它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

    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这两个基本的承诺，这就使中国树立了一个开放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这个大国形象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单位突然来了一个国外的博士生，非常优秀，这个人出现在单位里，周围的人会做出很多反应，这个人以怎么样的姿态来工作，是韬光养慧还是趾高气扬，还是一种负责任的、开放的形象，对于这个人今后在这个单位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关键时刻里，为中国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我们遵守国际规则也好，承诺开放市场的时间，这并不是为了做一些具体的承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大家经常讲形象是企业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讲也是这样。因此，从主观条件上来看，履行入世承诺为中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从客观上来讲，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认为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更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大家经常争论中国遭受了多少反倾销，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对中国每年一度的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审查。中国入世之前，每年6月份，美国各界反华派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这是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中美关系是我们整个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每年一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审查就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中央总是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曾经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中断了半年，最后重新恢复谈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无条件的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开始美国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美国有国内法，对美国来讲国内法高于国际法，所以为了解决中国入世的问题，他们必须修改国内法，但是中国入世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修改国内法，一直到1999年他们为了恢复谈判，他们看到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了，他们才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克林顿给江泽民同志写信，承诺了这一点，中美谈判才从11月份开始。因此，解决每年一度的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审查是中国入世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快就淡忘了。

    大家知道，每年到了6月份，美国的很多大企业就开始到国会去游说，他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美国国会的工作，但是我们确实也欠了美国大公司的人情，欠了人家的人情是要偿还的，是要用商业力量给予关照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付美国右派进行攻击的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怎样对曾经支持中国解决最惠国待遇的美国公司进行关照的问题，这牵扯了我们很多精力，这也就是几年前的问题，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忘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但是最基本的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看大局，要看是主流还是支流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经济贸易的环境，使中国能够在更好的氛围内全面的参与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如果没有中美的WTO谈判，中美关于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至今还不能够解决，因为美国修改国内法相当困难。事实证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这几年已经显现出它的意义。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确实也在不断开放市场，但是这种开放带有很多主观随意性，可以开放也可以不开放，但是由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过程中，对于很多行业的开放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而且有特定的时间表，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这就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很大的可预见性，而这种可预见性对于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极其重要，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因此这样一种可预见的、透明的开放时间表，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如果对中国入世三年进行基本的评价，我认为，事实证明中央关于中国入世的两个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以开放促进法则的典型案例。一个国家的改革，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由于长期的体制的惰性，要自发的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改革的过程，除了内部的动力以外，还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这种外部的压力常常是健康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它的意义不在于中国一条一条的履行一些具体的承诺，而在于中国政府非常聪明的利用这样一种手段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的内部体制的改革。刚才李老师讲入世是“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利用一些国际上的协议来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很多方面的问题成为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承诺是具有刚性的，这就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体制改革。

    入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几个重要原则的引进，比如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引进。大家都知道，国民待遇是世界贸易基本原则之一，国民待遇的本义是政府对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要给与同样的待遇。但是在宣传国民待遇原则的时候，国内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既然我们对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要给与同样的待遇，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所有企业给与同等待遇，不管它是何种所有制形式，这就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即对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有没有给与国民待遇？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土地使用、银行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了相当多的歧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进了国民待遇的原则，那么首先就要给中国所有的企业以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大大的促进了国内对于民营企业公平待遇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举一反三，我们可以还结合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与农民工国民待遇，农民工进城劳动确实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现在要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如果不结束对农民工的歧视待遇，如果不把农民工真正的变成城市居民，中国的城市化就难以推进，中国也就难以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在引进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方面举一反三，因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透明度。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长期不透明，有成千成万的所谓的内部文件，这些内部文件一部分企业知道，另一部分企业不知道，外商也深受内部文件之苦。我在当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时候，有一次会见外宾，他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他也会说“你们一定要解决‘内部文件’的问题”，他就会说这四个字，就说明他们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关于内部文件的问题。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哪怕这个法规有些企业早几天知道，有些企业晚几天知道，这也是不行的，必须在第一时间让大家同时知道。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很刚性的承诺——从今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凡是执行的都要公布，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这是非常刚性的一个规定。应该说，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这样一些成果。

    透明度的原则现在可以说是逐步深入人心。去年SARS的时候大家谈的最多的就是透明度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因为SARS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现在把透明度的原则引入政治体制改革，“政务公开”，“阳光政务”，都是透明度原则的实际应用，是举一反三的结果，应该说透明度原则对中国的体制改革起到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近大家都在谈地区经济的整合问题，包括“9＋2”、“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因为大家都发现，在中国的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又开始大声疾呼，要认真履行“关于贸易政策的全国统一实施”的承诺，也就是在中国的整个关税区里，必须实行统一的政策。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的原则，在今后几年对于我们解决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国的统一，就很难讲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在有意识的以中国入世这样一个开放的举动来促使我们内部的改革，在一些具体的行业也是这样的。比如电信行业，中国的电信业长期高度垄断，当时中国电信是高利润行业，但是他们得到的高利润是在整个社会为他们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的，是一种垄断利益。后来我们谈到电信开放的时候，很多同志提出，我们要对国外开放电信市场，首先就要对内开放电信市场，说就促使中国电信部门打破垄断，形成竞争的格局。现在大家看到，中国的电信市场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汽车行业大家看得更清楚。汽车行业原来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行业，因为对这个行业的保护最多，入世以后，汽车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很多老百姓都有亲身的感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特点就是善于举一反三，善于以这样一个重大的开放行动来促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观念的改变。

   

    这个问题在入世谈判的时候不知道谈了多少遍，当时我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不要把利和弊分的很清楚，有的时候利的方面隐含着一些弊，弊的方面也包含着一些利，关于利弊的分析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逐渐的在淡化。

    最近我看到了一些舆论报道，使我感到不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承诺了一些所谓歧视性的条款，舆论上特别讲就是反倾销的问题，特殊条款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第一，不要过度的夸大这两个条款所带来的影响。这两个条款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地位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条款是指在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不是所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遭到反倾销调查的企业也不过就是几百、上千，而中国有上百万个企业，从涉及到反倾销的数量来看，我们去年出口四五千亿美元，真正受到反倾销的也不过几十亿美元，只占0.5％。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条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要过分的夸大，这不利于大家对于入世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进行客观的评估。但我并不是说对这两个条款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认真对待，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要帮助中国的企业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使他们在反倾销调查中不受到歧视性待遇。对于反倾销的问题，我认为还是那句老话，“战略上要藐视它”，不要把它说得那么严重，“战术要重视他”，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认真处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另外我也想讲一下当时形成这几个条款的基本背景。当时美国谈判代表团在国会和国内企业的压力之下，担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形成对美国企业的重大冲击，特别是中国最具有竞争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带来的冲击，所以当时美国国会给谈判代表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这两个条款，他们势在必得。他们强调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两个条款对他们是极为重要的，是给他们的企业上了一个保险。他们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作为一个贸易协定，作为一个贸易协定，这两个条款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当时谈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美国的谈判代表主要还是从贸易上来谈判，我们的谈判代表团却从一个更广的范围来审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当时美国提出了很多不是一个贸易协定所包括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当时一定要我们承诺一个资本可兑换的时间表，对我们开放资本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央给谈判代表团下了一个死命令，就是在开放资本市场的问题上绝对不能让，一步都不让，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是坚决要保住的，现在看来我们保住这条底线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当年我们承诺五年开放资本市场，那现在我们中央银行所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们开放其他的行业都是局部的，但是金融行业，特别是关于汇率和证券市场开放的问题涉及到全局，如果中国的证券市场放开，汇率也浮动，那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就难以想象，这种可预见性是相当可怕的。

    同时，我们对于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也把的很紧。大家知道，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所以当时美国代表在北京谈判的时候，时代华纳、迪斯尼这些美国的文化产业巨头聚集北京，关注谈判的进程。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棘手，最后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了一个让步，就是允许合资开电影院，当时我们后面的指挥还说合资电影院都不能让外国人控股，我说，人家舍得花钱，给你盖个电影院你都不要？其实电影院里演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又说不能让外资控股，要不然他们想演什么就演什么了，我说怎么可能想演什么就演什么，这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毫无办法，所以当时谈判进展的相当艰难。

    还有几个关键性的行业，那些行业的同志整天盯住我们，说外资可以进来，可以合资，但是外资绝对不能控股。比如人寿保险，因为这个行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保险公司的同志就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买了外国公司的保险，如果外国保险公司跑了，中国的老百姓怎么办？那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所在，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有很多不可愈越的底线，只能保，当然现在看来保是对的。还有就是汽车行业，最近有几个汽车行业的大老板看到我，说我们汽车行业要感谢你们，这个50％很重要，外国汽车产业再厉害我们至少还有半边天，你一百块至少我们还可以分五十块，这个东西现在看来也是不重要的。另外还有八大类产品，一定要用中国国际贸易公司来控制进口，包括粮、棉、油、糖、石油、成品油、化肥、烟草，这些产品涉及到国计民生，一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谈判的时候压力很大。为什么会在反倾销的问题上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搞出一个歧视性条款？我也承认这个条款不好，既然中国企业造成反倾销，那就应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规则，为什么要给中国创造一个特殊的一个体制，这说不过去。   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的面太广了，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的问题，主要就是乌拉圭回合把服务贸易引进来以后，涉及到金融等一些要害的部门，使我们谈判的难度很大。当时，我亲自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就是把94年年底作为中国入关谈判的最后期限，如果过了这个期限还没有加入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当时很明确的预见到，94年以前如果乌拉圭协议没有通过之前，当时的谈判涉及到货物贸易，降税的问题很好办，但是一旦涉及到服务贸易，就会涉及到金融、银行、证券以及文化产业，那难度就很大了。当然我不认为谈开放就是付出代价，如果我们94年以前能够解决开放的问题，我们的付出的代价就会少得多，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样行业开放的促进也会少得多，所以任何事情都要从正反两面来看。大家都认为我们的服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太低，服务产业的竞争力很差，服务产业开放的太晚，入世谈判给了我们一定的压力，但是压力不大，我们在服务贸易上做出的承诺，从开放程度上来看，比货物贸易要低的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看我们当时承诺的不利条款和我们的对外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在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包括汇率的问题，企业的问题，劳动标准的问题，完全超出了贸易政策的范围，在和欧盟的谈判过程中，凡是超越了贸易政策的范围就不谈。我们可以阐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但是对外谈判不要卷入到非贸易政策领域，因为非贸易政策领域是谈不下去的，谈下去只能钻死胡同，都不可能让步，要把谈判的范围确定好，我们因为有这样几个条款，所以形成几个问题，然后在贸易政策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而美国谈判代表团把这个问题引到贸易政策以外，就使得谈判复杂化，大大的超越了贸易协定谈判的所应涉及的领域，我们不应该重走过去的老路，不然我们的谈判会非常的困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7年兑现所有的承诺以后，我认为这并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终结，而是另外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有人认为到时候我们该喘一口气，好不容易把入世协议的承诺都履行完了，该歇歇了，很多领域的开放该停一停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中国入世并不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束，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明确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在完成入世的承诺以后，对外开放的步伐放慢下来，我们将犯历史的错误。

    中国入世完全是为了应付外国人对我们的压力，完全是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做出这样一些承诺，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是我们以入世为契机来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

前几天对外资的问题有一点争论,我觉得千万不要争论了，邓小平当年讲过，外国人借钱给你，他都不怕你怕什么?现在关键是搞好引进外资的质量，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讨论外资多了还是少了，这是不科学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企业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是民营还是国有，只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向中国政府交税，雇佣中国工人，那就是中国企业。现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产业大转移，如果我们还在进行没有必要的争论，就会错过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性的机会。

    另外在关于贸易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在多哈谈判中，其他国家谈判代表团的观念基本上和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前期的观点一样，也就是说，我要保护我们国内的产业，关税越高越好，开放度越低越好，这样我这个谈判代表的功劳就越大，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只要谈判就是多一点保护，少一点开放。实际上这种观念完全是过时的，而且有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的发展。我最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年改革开放25年，经历了15年入世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这里面有什么含义？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谈判，我们已经懂得在国际谈判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是保护的越多越好，而是怎样在一种开放的态势中得到发展，对于那些过时的观念，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他们，现任WTO总干事素帕猜就他，我希望你们中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我跟他讲，我们不可能公开的这样讲，但是我们会用事实来证明，我们希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寻求双赢的过程中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如果我们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

    另外在对外贸易中，我赞成在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多进口一点，而且我认为出现一点利差也没有那么可怕。在世界贸易组织里，谁进口的多谁就是老大，特别是在农产品上，中国要真正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就必须大量的进口，要成为一个进口大国，这样说话才有份量，而且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看，真正得利最多的就是进口国。中国正逐步从低端产业链的国家走向高端的国家，要舍得花钱买一些技术，买一些设备，这样才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如果只是搞点小发明，小创造，那样太慢了。我们可以多进口一点，包括粮食，因为美国最重视粮食的进口，我们进口2000万的粮食也不过是我们粮食消费的4％，产生不了什么粮食安全的问题，况且粮食的生产国是非常分散，美国人不卖粮食给我，澳大利亚、加拿大会卖给我们。我记得中国入世谈判的时候，美国农业部长专程从华盛顿来到中国，他当时明确表示，美国从今以后绝不把粮食作为制裁或者是政府行动的武器。在他访问中国以后不久，印度和巴基斯坦搞核武器实验，美国对印巴实行全面制裁，在制裁清单里有一个注脚，写着“粮食除外”，因为美国吃过苦头，他们在冷战中曾经利用粮食制裁手段，最后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国对自己的农产品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我们进口一点粮食，实际上是转移美国对他们的农场主的补贴。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把握一个度，主要还是靠自己，只要把握好一定的度，我觉得进口一些粮食也没什么问题，进口2000万吨粮食对于中国的粮食消费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对中美商贸关系就会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另外，我们在处理反倾销的问题上要低调一点，不要一有反倾销的案子，发言人就出面交涉，让大家觉得美国人、西欧人又整我们了，不要有这种感觉。其实中国也反倾销，而且都是重要的产品，像钢材，现在我们出口增加这么快，我们一受到人家的反倾销就大吵大嚷，人家会说我们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中央领导同志讲的那样，以一种平常心、低姿态来处理，这对于维护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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