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二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问题（“二农”问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工农、城乡的非平等对待政策已使我国农业、农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发展极不平衡。如果“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农民，不仅将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城镇化、工业化也将失去基础，社会难以稳定，受损害的将是21世纪的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加强农业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就必须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的农业基础还很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业生产不仅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无论是着眼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是减轻农民负担，都需要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加大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1 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1）水资源严重短缺。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国家，不仅水资源总量明显不足，而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区域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严重。华北地区（黄淮海流域）人均水资源低于500m3，已经成为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地区之一，预计到2030年仅该地区就将缺水250～460亿m3；西南山丘区降水相对丰富，但蓄水能力不足，存在“工程型缺水”：一些地表水量相对丰富的地区由于污染加剧，存在严重的“水质型缺水”：沿海发达地区淡水资源不足，许多城市出现饮用水困难［1］。我国目前已经深切体会到了水资源匮乏的严重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在全球气候变暖、全国来水减少、污染加剧、水质恶化、河床淤积、湖泊萎缩、北方部分地区水资源利用率已达极限、部分地区出现水生态危机的条件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今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避免同水危机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不仅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最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党和政府关心的政治问题的中心议题之一。
近年来，农业的干旱缺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势态。全国农田受旱面积由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0.113亿hm2／年，增加到90年代的平均约0.267亿hm2／年，1999年全国受旱灾面积达0.400亿hm2，2000年、2001年的特大旱灾造成我国粮食减产约10％。由于水资源短缺，农业、农村在与工业、城市的争水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工业、生活、环境保护用水比例不断提高，农业用水比例大幅度减少［2］。而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渔、副、牧业用水量比重不断增加，种植业灌溉用水量日益减少。如果说过去一些地方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生态环境恶化，现在，种植业将最有可能成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牺牲品。
（2）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差。尽管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新时期“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对外开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我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大多建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勘测、规划、设计仓促，经费不足，配套不全，施工条件简陋，工程质量差，后期又缺乏维修管理，经过几十年的运行，不少工程已超过规定的使用年限，普遍老化损坏，大型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3］。相对于大型灌区的骨干工程，中小型灌区以及农田水利田间工程的现状更令人担忧，导致输水效率低，渗漏损失大。因此，我国一方面是水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又是灌溉水利用率和灌溉保证率低。
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投入不足。改革开放前，在支持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农业投资尚能占到整个国有单位投资比重的5％以上，到1995年，不考虑严重的“农转非”现象的条件下，农业投资也只有2％。1980年后，年均新增供水能力比1979年前减少了近3／4，县原有工程因缺乏维修管理资金而效益衰减严重。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负责转嫁到地方与农民身上，即使在“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的“九五”期间启动的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建设项目，各级财政投入也只占到32％，且地方配套往往落空。事实上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比公路、铁路沿线的“样板工程”、“参观工程”差得多。
（3）农业效率低，农民负担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少，农业分散经营，技术落后，加之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成本很高。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体制改革调动了单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历史性发展，但尚未发挥农业的群体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存在许多困难。
农民在缴纳农业税费的同时，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和价格“剪刀差”，支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民的农业用地在转为工业用地、城巾建设用地的时候，农民既得不到从事二、三产业、在城市安居乐业所需的原始资本，也不能够改变其“农民”的身份；农业水资源在转向城市和工业、并承担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投资省、见效快”所带来的污染时，不仅未得到应有的补偿，农民和集体还要承担2／3以上的投入开发新水源和进行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因此，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业效率、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处于一种非良性循环状态。
2 基本建设的战略地位
（1）基本国情与基本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治水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加固堤防的基础上，黄、淮、海河流域成功地实施了洪、涝、旱、碱综合治理，并采用井渠结合、土地平整，提高了水土资源利用率；南方平原湖区发展了“联圩并垸、撇洪改河、留湖蓄涝”和“内外水分开、高低水分开、地面水地下水分开、灌排系统分开、水旱作物分开以及控制地下水位、控制内河水位”的经验，大幅度地提高了作物产量和作物复种指数；山丘区创造了“大、中、小，蓄、引、提”结合的“长藤结瓜”系统，成功解决了复杂地形条件下灌溉问题。广泛持久地开展基本建设不仅为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和物资保障，而且至今仍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3～5］。
如果说我国骨干工程的基础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打下的，70年代中后期则是完善和发展时期，特别显田间工程建设更是如此。至1980年，有效灌溉面积达0.487亿hm2。到“九五”末，全国灌溉面积发展到0.547亿hm2，保证了正常年景全国粮食生产能力跃上5000亿kg台阶。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为吸纳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为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减少，但灌溉面积总体上稳定增加、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彻底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近10多年来，我国的重点不是单纯扩大灌溉面积，而是配套田间工程、提高灌溉保证率，着眼于提高水分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支持了种植和农业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九五”期间，在全国新增灌溉面积426．667万hm2的条件下，农业用水量实现零增长，新增水源全部用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虽然这一时期粮食增长速度减缓，但由于非粮食食物增加，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目前，在不到全国耕地面积1／2的灌区内，生产了占全国3／4的粮食、3／5的经济作物和4／5的蔬菜，而且产量稳定［1～2］。基本建设的作用显而易见。
（2）社会稳定与基本建设。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村市场，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稳定，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3）国家食物安全与基本建设。确保21世纪的粮食安全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增加30％［1～2］。保障食物安全，不仅要满足16亿人口基本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满足16亿人口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情况下对农的广泛需求。然而，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耕地减少、农业比较效益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挑战［1～2］［5～6］。我国新增耕地的速度尚不足以抵消耕地减少的速度，增加粮食生产能力主要靠提高复种指数和提高粮食作物单产，但这2项措施在我国的多数地区均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我国耕地的64％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而水资源量仅占19.6％、我国粮食生产区的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7.7％，而耕地面积占39％。南方“债湿型”低产田尚有较大增产潜力，但基础设施差，涝债灾害频繁。因此，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有赖于国家高度重视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国目前的农主要产于灌溉耕地，加快现有灌区的持续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由于农业用水总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此外，高效现代农业对灌溉保证率、灌水方法与技术的要求更高，对灌溉的依赖性更强，基本建设必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4）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基本建设。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包含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具体要求。如果我国农业不能解决未来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设施是“基础的基础”。农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而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才能保证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调整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新阶段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的问题，不是简单地以“种植比例”为标志的，而是面向市场，着眼于提高质量、效益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调整，对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一方面，过去的灌溉系统是为粮食生产服务的，基于粮食作物的水分生理特性，不适应作物多样化要求，不能满足提高作物复种指数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水资源严重短缺条件下，脱离高效、节水的农业调整也是无生命力的或不可持续的。只有不间断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调整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5）国家水资源安全与基本建设。我国农业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70％，而农业用水的90％以上用于灌溉，因此，农业用水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水资源的安全。目前，我国已有半数以上城市严重缺水，许多地区出现水生态危机。随着数亿农民向城镇转移，21世纪，我国的工业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将急剧增加［1～6］。为保障我国水资源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农业的发展将立足于灌溉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以便将新增水源全部用于非灌溉部门［2］。另一方面，我国灌溉用水总量已经十分紧缺，今后还要满足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提高作物复种指数和提高粮食作物单产的要求，只有靠加大基本建设的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核心，以改造现有农村设施为主要手段，才能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
3 加强基本建设的措施
（1）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首先，基本建设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标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目标是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无论是为了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还是为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以支持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市和工业转移，最大受益者都是国家；其次，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三农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和农村有困难时，即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工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第三，农民负担重、农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农民投入太多的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和各级财政理应加大对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
（2）充分利用WTO规则。如果仅从主要农价格来看，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是，农价格高、农业生产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由于农业是基础性产业，市场化程度低，产业发展风险高，农业WTO协议规定了很多保护条款，加强对国内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全世界所有WTO成员国的通行做法。如果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那么也可以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国家支持与保护空间最大的产业。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村水环境建设等均可纳入WTO“绿箱政策”的支持范围，属于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服务的支持。国家和各级财政加大对基本建设的投入，只是使我国农业尽快达到与国外农业“公平竞争”的水平。由于我国对农业的“黄箱政策”补贴还远远没有达到基期水平，我国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在近期不可能超出“绿箱政策”的支持范围。
（3）重视科学研究。现代基本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无论从技术的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应加大科学研究、示范与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不仅要研究有效、适用的技术，还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研究与管理，需要在全国形成适合我国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特点的技术支撑体系。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WTO规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4 结语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农业基础脆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又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是着眼全局、着眼长远、着眼发展的战略举措。
我国开展基本建设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深得广大农民的欢迎，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关键在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稳定的需要。在目前农业、农村远远落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情况下，政策利益适当向农业倾斜，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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