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刘国光院长认为：“当前，国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广为流传，那就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有些人主张什么都应该市场化，根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宏观调控，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就可以了。这种过度摒弃计划的泛市场化观念，很不正常，也是错误的。”（《中国青年报》2006.3.20）笔者很不以为然，提出以下问题向刘国光院长请教。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从概念到概念讨论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恐怕再讨论90年（1917年算起）也说不清楚。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抽象。认识什么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应该从客观发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答案。所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资源配置可以区分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内部配置和社会配置两种形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过程资源社会配置的两种形式。资源的社会配置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就叫市场经济，资源的社会配置政府官员说了算则叫计划经济。至于说，市场是否有缺陷，是否需要计划补充，正如有人问，老百姓有没有困难，需要不需要政府的帮助，是很可笑的问题。其实，政府也需要市场的帮助，比如老百姓出于自愿承担某些社会事务。但是，“谁个说了算”是前提、是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分工，而“谁个有缺陷”、“谁个有困难”是相互支援，不能错位。讨论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就应该从社会活动主体行为“错位”入手。

二、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

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根本不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所谓“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就是不把政府当回事。问题的真相如何，还是让事实说话。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计划）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1、物质生产领域“抓大放小”

所谓“抓大”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抓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圈钱”；第二，国有企业拖欠商业银行1.3万亿贷款不还了；第三，用“三铁”（铁手腕、铁心肠、铁面孔）破“三铁”，曰“下岗分流”。

请问刘国光教授，这三件事情是政府做的，还是老百姓做的？“计划”是强化了，还是贬义化了？

所谓“放小”就是甩财政包袱，几千元人民币买断一个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的工龄，把他们抛向社会。

请问刘国光院长，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是政府做的，还是老百姓做的？“计划”是强化了，还是贬义化了？

2、非物质生产领域深化改革

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化改革”，一是教育产业化；二是医疗改革市场化，三是住房改革货币化。一句话，弱化政府公共职能，而后强加给老百姓。改革“深化”一次，老百姓的裤腰带就紧一紧。吴敬琏教授和汪丁丁教授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话一语中的。

请问刘国光院长，上个世纪90年代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化改革”是政府做的，还是老百姓做的？“计划”是强化了，还是贬义化了？

刘国光院长不赞成政府当“守夜人”，谁主张政府当“守夜人”就是“过度摒弃计划的泛市场化观念”。这里有个选择问题。一种是政府当“守夜人”，让老百姓安心睡觉；二是不要“守夜人”，政府让强盗或同强盗一道抢劫。不知道社会应该作何选择？！

我们也批判市场机制泛化，但不否定政府“守夜人”的身份。所谓机制就是系统功能显现的诱发因素和约束条件。市场机制就是规范市场活动主体行为的各种政策法规的总和。市场机制泛化就是把规范市场活动主体行为的各种政策法规用去规范非物质生产领域活动主体的行为。比方，利润最大化，规范企业行为无可非议；但是，用利润最大化规范学校、医院、法院、部队、警察、党政机关的行为，天下没有不混乱的道理。

3、意识形态坚持“效率优先”

意识形态是被统治集团强化了的某种观念。“效率优先”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共政策的核心。当时的社会舆论面对两极分化的苗头和政治腐败现象，试图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制度框架使这种不合理、不公道的社会现象理想化和合法化，居然说，“人们不应幻想：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后来，“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写进了“红头”文件。这种公共政策的偏差，刘国光院长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过错，“市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只能实现等价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精神。这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进步。但市场作用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统一体，市场也是这样。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既有排他性（斗争性）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性（同一性）的一面，排他性的一面形成压力竞争，依存性的一面需要平衡协调，所以，社会就应当从压力竞争机制和平衡协调机制两个方面促进事物健康地向前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公共政策只强调市场排他性（斗争性）的一面，弱化或忽视市场相互依存性（同一性）的一面，这是政策的问题，怎么断言“市场作用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呢？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公共政策“错位”和“极端化”带来的后果。所谓“错位”，就是应该老百姓（市场）做的事情，政府（计划）牢牢“抓”在手中不放，应该政府（计划）做的事情，政府（计划）却撒手不管，强迫老百姓（市场）去做；所谓“极端化”，就是只看见市场机制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市场机制还有合作的一面。前者是市场机制泛化，后者是市场机制片面化。

三、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否定“计划”，还是否定“市场”？

真理总是具体的。刘国光院长说，“当前，国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广为流传，那就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 刘国光院长的“当前”如果是指1996年，勉强赞成他的判断；“当前”如果指2006年，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没有错，问题是改革不彻底，是“国退民进”政策被偷梁换柱。所谓“国退民进”政策被偷梁换柱，就是“退”成为甩财政包袱的借口，“进”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的工具。科学发展观确立之后，政府开始着手补救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是，从2004年开始，一些人却利用这个机会，用极端化和情绪化的语言，煽动在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受到伤害的群众，全盘否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所以，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把“市场”完全贬义化、把“改革”完全贬义化。

“国退民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国退”要求政府从老板的位置上退下来，“民进”就是老百姓坐到老板位置上去。问题就这么简单。有一种观点认为，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这话既对也不对。中国由搞计划经济转向搞市场经济，政府确实需要转变职能；但是，政府坐在老板位置上，不可能转变职能。只要政府还是老板，政府转变职能的开始，就是政府渎职的起步。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都能证明这一点。

老百姓坐到老板位置上去，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刘国光院长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大概不会怀疑以下的逻辑推理：除了政府官员，都是老百姓；老百姓中除了少数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所以坚持“民有化”的改革方向即坚持老百姓坐到老板位置上去，不等于坚持“私有化”；公有制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应当由共产党人用行动去证明，公有制的地位即市场份额应当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去确立，不能用强权来维护。

上述逻辑结论，主张“国有化”的人不能接受；主张权贵资本主义的人不能接受；主张“私有化”的人能接受；主张合作制、主张集体所有制、主张股份合作制、主张社会所有制、主张职工持股会制的人能接受，一句话，主张把公有制锁定为老百姓之间交往关系的人能接受。中国言论自由现在已经十分宽舒了，改革向何处去，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希望各个流派亮出“底牌”，进行公开的、切实的、坦率的讨论。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