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内在的结构形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需生产员工会越来越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技术含量与所需操作人员，总是呈反比：技术含量越高，操作人数就越少，技术含量越低，操作人数就越多。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保证就业，保障贫富落差的缩小，是否技术就不要发展了，干脆从事手工劳动？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思维方法上没有拓展，经济理论上缺乏变通。

    技术发展了，生产人员减少是必然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既然静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么，动态形式也应随之而改革，静态决定动态，这就是哲学的规律。这就如同四条腿的运动不同，两条腿的运动又不同。在对立法则中，静态决定动态，是以静态为基础进行的认识。若以动态为基础进行认识，则是动态决定静态。在经济活动中，动态决定静态，体现为经济活动中，如法律与行规的协调，它随着交往内容、交往形式的变化而变化，故法律总是被动的反映。静态决定动态是从经济结构形式的变化形成交往形式的变化来认识的。结构形式变化了，若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交往形式上，在哲学上叫做彼此的不融合，在社会生活中，叫因袭前人思路，不知通变。

    在技术落后的时代，由于很多企业都可以从事某一行业，不能形成大批量的生产，直接经销会导致成本增加，故需要第三者的商业作为生产与消费的衔接点。有些虽然是独一无二的技术，但由于市场需求量小，产值低，或交通不发达，也需要第三者的商业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媒介。商业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产业形式。虽然受需量小、产值低的因素决定，商业企业具有永恒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任何企业的销售载体。对于技术含量高，生产成规模的企业来说，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的畅通，就得从法律上强调直销形式，形成点多面广的销售网络。这样做的好处有三。首先，它能将压缩的生产人员弥补到销售环节中，解决就业压力，还能增加经营场地，扩大了建筑领域的就业量。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其次，它通过减少中间环节，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能提高服务质量，甚至能降低销售价位。其三，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外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因为国外要在中国形成网络式经销是很难的。一句话，技术发展了，产业员工减少了，产值增加了，即产业的结构形式变化了，动态的销售形式就得变化，构成动态的“二分”关系。但是，这种“直销”决不是现在的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传销，决不是先付钱后来商品的传销，决不是价值与价格相背离的传销，而是有营业场所的直销，有法律控制的直销，是加速流通的直销。

    社会需要谐和发展，否则就没有后劲。就业率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从政府的角度认识，它带来治安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认识，则丧失发展空间问题。贫穷面广，购买力低，必然会压缩企业销售空间。可见，就业率低，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是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的头等大事，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但大大压缩了生产员工，而且带来交往的便捷，也必然得压缩员工。这些结构形式的变化，就不得不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就业问题。笔者在这里再提供一个思路。目前，一般实行60岁退休制，能否改为25年的工龄制，即除了正处级主要领导干部和正高级科研人员外，凡实际工作年满25年的，不论男女，应动员退休，最多为30年。退休金按95％起头，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对有能力的，这时还可以从事第二职业，从事个体经营，发挥余热。一些人也许认为，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理当为单位、为国家作出贡献。但笔者不答应。这仅仅是从单位的利益认识，若从整个就业形势分析，从国家的稳定认识，还必须这样做。同时，个体经营，也并不是同国家利益对抗的，同样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是为国作贡献的组成部分。年轻人还存在生存压力，这些人有了退休金作保证，就不存在这一压力。他们去从事个体经营，比年轻人更有优势，有资金优势，经验优势。在伦理上，基本上具有伸张正义的品德，有利于提升民族的商业道德。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只从扩展生产规模来认识，只从扩展经营项目来思考，其实是一种陈旧的、单一的思维方法，没有看到它的有限性。

    由此想到政府的减员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减员，改革人浮于事的现象，改变那种同一个内容出现多后娘管理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要增员，改革那种单一的服务型的管理模式，将职能部门增加，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结合各地的条件，设立各级政府管理下的企业。这样就能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直销式流通形式，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类的经济交往过程中，由封闭型到商业型，由商业型到直销型，是经济交往中的三种升级形式。在满足简单生存条件时期，吃的粮，可以自己种，穿的衣，可以自己织，住的房，可以自己盖。这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形式。当然，还是存在以工换工、以物换物的形式。这种“换”，不是“等时”的换，存在技术含量高低导致换工不等时的现象。这种“不等时”的交往形式激发了人们的进取心，带来了技术的发展，也拉大了贫富之间的悬殊，于是出现了专业型的工匠、医生和文化教育等职业的分类。其核心是智商的差异。这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出现这种职业的分工，就必然要打破以往以工换工的交往方式，形成交易，出现了货币形式，进入了运用货币进行产品交换的时代，即封建社会时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商业行业和部分手工业行业，于是以中介组织为形式的初步的商业型时代到来了，即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机械的出现，加快了专业化进程和需求的升级，进入了成熟的商业型时代，它属资本主义的前期。企业总是围绕着自身利益来考虑市场的。为了防止伪劣产品对自身利益的冲击，为了防止中间环节瓜分大头利润，于是出现了呈链条式的直销形式，以扩大自身的利润空间，从而进入了第三个时代——直销型时代，它是任何一个发展了的社会都适应的。故笔者认为，由封闭型到最终的直销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强调的是，随产品的形式不同，这三种形式都具有永恒意义。

    由此想到农村经济结构问题。由纯农业型到多种经营型，到产业分离型，要以放宽自由度为前提，要以建构在知识的进步为基础的主观进取精神为先决条件，要以经济实力的逐步推进作基础，要以解决家庭吃穿住行为出发点。真正的发展，依靠少带动多，依靠“红眼病”形成的竞争意识。讲扶持，实际上要从“少得”和“不得”上扶持，从自由度上扶持，从有发展空间的地区基础建设上扶持，从教育上扶持，从生存风险上扶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迎来美好的未来。

    上面并未涉及到管理问题，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得从带核心的技术素质和人类的价值观来认识，得从科技成果的结构形式带动交往形式（含吞并，一种霸道的交往形式）来认识。它们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分析方法，意识从内，产业结构从外。从管理者来说，需要两个能力，一是经济能力，一是驾驭能力。至于造反形成的颠覆政权，似乎并不需要经济作保障，这是因为在政者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民心思变，促成了事业的成功。但在通常情况下，事业要成功，必须要有经济作支撑和人家的支持。在这里，不妨对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原因作一简单分析。当极少部分人满足简单的吃穿住以后，又会产生相互之间的攀比，比妻室儿女的多少，比名声的大小，比家庭财产的悬殊。这一比，就推动了田产的买卖和巧取豪夺，于是出现了奴隶主。这还应该属于原始社会时期。当这个烧饼越做越大时，武装势力也随之产生，从保卫转变为侵略。随着铁器的发明，农耕和武器的进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积蓄——技术成果的进步，有了扩张的基础——霸道式的交往，帮主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大，势力范围也增大了，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需要自己的田产来获得收益，进行管理，从而诞生了以收税为经济来源、以管辖范围广为形式的封建社会，发展了层次性管理。但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不可能重视创造发明，其原因就在于“智慧出，有大伪”，对乞求“万岁，万万岁”的皇室来说，就难于管理，更担心地方军事势力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能工巧匠，而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观念的新潮，就会威胁到封建家族的统治地位。故中国史书上不曾出现过一个能工巧匠的记载，而鲁班的记述，仅仅散于其它论述文章中，没有史书中的传记。 正是出于对家族江山的保护，逐步形成了高度的政治集权和文化一统性。

    由于西方的进取心和由此形成的扩张心态比一般国家强，当军队的粮食能得以保障时（属外在的结构），主观上决定了他们必须重视技术的开发，尤其是军事技术的突破，从而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正由于这一进步，从而形成了观念的自由，推进了民主化管理，这种民主化体现在管理上，就表现为自由竞争式的国家管理替代了家族式的国家管理，由家庭利益演变为国家利益，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认为，商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货币的出现，就有了商业，几千年前就存在。再随着个体化经济的自由竞争的激烈，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带来了产业形式的发展，动态的金融形式也得到了发展，突出地表现为股市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才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种制度，同样沿袭了封建社会的税收体制，私有制也没有得到改观，导致贫富悬殊更大。

    这种体制的不合理性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管理职能的单一性，没有将管理的思路拓宽，缺乏直接的经济管理，缺乏不同层次的经济形式。二是国家收入的单一性，极易滋生无为观念或扩张企图。只靠税收来维持国家的运作，政府官员极易滋生不思进取的心态，经济发不发展，反正与我的职能无关，从而形成政府职能游离于经济之外的现象。西亚、南美和非洲就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弊端。当然，也有气候原因。西方人的进取意识强，政府不管什么经济，企业也能通过吸引人才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存在这一现实。国家对浙江没有什么特殊的扶持政策，他们的高速发展，完全是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依赖于自己的奋斗，依赖于吸引人才。由于这种体制不具体涉及经济，对一心想体现其价值观的总统来说，一旦财政充足，科技发达，就只想搞军事扩张，就只想称霸世界，导致世界不安宁，所谓帝国主义也由此形成。三是国家机器受大财阀的操纵不可避免。国家领导人竞选，需要他们赞助，拉票需要他们支撑，正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国家领导人不可能摆脱这些人的要挟。

    前面所说：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理想价值观的欲望导致社会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属于进取式的推动，属于内在作用；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形式由少而多，由弱到强的变化，促进了交往形式、流通形式的变化，属于外在作用。从经济发展的脉络认识，科技为什么要从意识形态分析，而不从科技的实际成果分析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阐述理由。一是从静态认识，科技成果是一种新的静态结构形式，它综合反映了科技人员的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二是从动态分析，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影响这种发展的因素就是智慧，就是意识形态。可见，无论是从静态还是动态认识，都得归结到人类的抽象认识下的智慧。意识对运动只能起着支配作用，它相当于船舵，真正的运动，还需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属于科学的个性研究范畴，它是个性的静态结构和个性的动态形式的综合反应。这种反应，包括彼此的信息感应。能量通过运动来表现，它直接对静态结构起着推动作用。对能量的分析，以后会发表专题。当然，我们在分析交往与流通形式变化时，又必须从静态的结构形式说起，属于静态与动态的认识关系，而不从抽象的意识形态认识。前者是以抽象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纵向的发展分析，后者从外在的静态结构为基础的横向组织关系分析，体现为相反法则的结合。

    但以往的社会体制发展与变革，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合理的，关键是意识形态中的哲学尚处于朦胧阶段，缺乏科学的哲学指导，缺乏对价值观的层次认识，缺乏对“私”的相对性认识。似乎人的价值仅仅体现在本人和家庭层面上。在一些人看来，私心与价值观是等同的，将人类的行为视为纯粹的动物行为，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似乎只有物质享受，于是只承认绝对的私有制，只承认单一的管理。这些人的哲学观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享受就是我的精神生活，根本没有辨证的认识，更不知道存在决定意识是从哪个角度分析的，而意识决定存在又是从什么角度界定的。这里不妨作一介绍。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它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或者说是从横切面的角度分析，而意识决定存在是从动态角度认识，也是从纵向的“发展”来认识。举例来说，狗的存在形式不同（内外的结构形式和由此形成的活动形式不同），它的精神就不同；同理，人的内外结构形式不同，他的精神形式就上升到了高级的意识活动。不论是人，还是狗，其行动都要受到精神的支配，以精神为基础。意识要以自由运动为前提，不存在自由运动，就不存在意识，但存在抽象的一面。人类的追求，是意识支配下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为动态形式，故要从动态进行分析，即从意识决定存在分析。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也得从科学的思维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形式，属于横切面的认识，属于静态的结构关系，就得从存在决定意识来分析。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得以科学的哲学观作指导，否则，就只可能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只可能在徘徊中过日子。另外，对公与私的关系认识也不清，也是形成绝对私有制体制的理论原因。公与私的关系，实际是对同一范围的两种认识关系。以一个圆圈为例，立足圆心认识，射线向外，就是“公”，立足圆弧认识，它围绕轴心运动，就是“私”。圈的大小，就体现为以行政为要素的经济分层次管理。只承认家庭或家族的经济模式，就否定了公与私的范围相对性。当然，以家庭为主体的私有制，也有其优势，那就是应变能力强，适合于普通产业，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它能推动产业的发展，属于主体经济形式。

    有人在论坛中还提出未来国家大企业化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显然是行不通的。其一，由于缺少了流通环节，而生产的员工随着高度的机械化作业，绝大多数无事可做，要将这些人的福利提上来，与在职员工没有很大的收入悬殊，人的创造性劳动不可能发挥出来，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新的大锅饭。其二，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对新事物的追求，以往的计划经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三，人具有智商的极大差异，作为未来教育，必然要面向全民，既然面向全民，受教育是平等的，而智商的巨大差异，又不可能平等，这种不平等，必然导致新的社会动荡。其四，经营项目太多，管理范围太广，顾此失彼的现象会屡见不鲜。其五，不能体现建立在层次上的公与私的相对性，虚报、假报会层出不穷。其六，不符合管理的基本原则，结构相对简单才能体现出群体的功能，才符合理性，才容易形成凝聚力。其七，将共性掩盖了复杂的个性，背离了基本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其八，只讲中央的控制，不讲地方的主观能动性，一切都是被动的应付，事业就不可能兴旺。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不再一一列举。那么，什么样的未来体制才是合理的、永恒的体制呢？这种体制，应该是有带普遍共同点的法律控制、各层次独立经营的体制，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相互竞争的体制，是各级行政主导相应的科技经济与私营业主相并存、相联合的体制，是各级政府领导人由推选与竞选相结合而产生的体制，是福利不断扩大的体制，是有严格劳动纪律的体制，是以服务产业（含一切文化产业）为主体的体制，是有贫富悬殊、地区悬殊的体制，是中央适当权衡的体制，是人人能吃饱、能穿暖的体制，是有先进组织的体制，是恪守信誉的体制，是世界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体制，是没有大规模战争的体制，是权力分割、相互牵制的体制，是根据原材料情况，存在国家大宗经济计划的体制，是重视环保、节约资源的体制，是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体制，是在时代道德前提下，以文化生活、商业活动为主、政务活动为辅的传媒体制，是伦理得到共识的体制，是绝大多数理论问题得到解决的体制，是税收逐步缩小的体制，是国内货币不断升值的体制，是以直销为主体的商务体制，是财富高度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体制。

    掌握了哲学真谛，分析问题就简单了，应用起来也简单了，广阔了。若对哲学不深入去思考，依葫芦画瓢，不明辨哪是真理，谈再多的应用也无用。故以后不再写应用研究方面的内容，特别是社会研究方面的内容不会写。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改变以往的思维方法，放弃错误的观念，回到真正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来，那么，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哲学家也不会再是翻来覆去几句抽象的哲学，毫无应用（学科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