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我们十年之后来庆祝《经济科学译丛》的出版十周年，同时也纪念中国比较普遍地引进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十周年。十年以前我们一起开会，讨论翻译的事情，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是梁晶召开了一个会，邀请了北京的经济学家，讨论翻译什么。最后我们提出来要翻译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个意见当时被人民大学出版社采纳了，事实证明这十年来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选择翻译教科书？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处在转型阶段，中国经济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也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这里有两个转型，第一个是经济理论体系的转型，原来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是否定市场经济，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失灵，包括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公平，而市场失灵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马克思看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我们不一定需要推翻市场经济，而是怎么样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克服市场经济的失灵。所以我们的经济在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转型。因此为了适应中国,特别是9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出版《经济科学译丛》的一个主要背景。也就是说为了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我们要适应经济学理论上的转型，从否定市场经济到以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教育。

  第二个转型是方法上的转型，这不只是在中国,在西方也出现了方法上的进步,在五十年代以前,基本上理论的研究都是比较传统的分析推论。数学引入西方经济学以后，使得我们可以从大量一般的现象中抽象出普遍理论，所以即使在西方，它的方法论也出现了一个变革。对中国来讲，我们也是同时使用着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到现代才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我们的经济现象,然后抽象出我们的一些定理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同时也面临着这两个任务，一个是理论体系的转变，一个是研究方法的转变。

  怎么样看待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现在经常听到说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我觉得科学并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本身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属于西方的。虽然有很多研究结果，很多名著，大多数诺贝尔奖都来自西方，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研究的问题是西方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当然大多数的结论是假定在完整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假设下的结论。经济学家大都有共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取消西方经济学这个名字，但现在我们仍然叫西方经济学。那么怎么理解西方经济学呢?我的理解是很多理论首先是在西方发现和研究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研究西方问题的经济学。

  对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应该避免两种倾向，第一，避免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凯恩斯理论的一些结论，比如说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都是在满足一些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得出的，但在应用的过程中，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很多假设条件跟中国实际国情不一样，或者说很多情况也不像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里面的假设那样完美，那么纯粹,所以很多结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实际。我们往往把很多西方经济学里面的结论拿来指导中国的现实，这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另一种倾向就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就否认理论的普遍性。尤其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面临着许多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特殊情况，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特殊情况，就否认理论的普遍性。认为西方经济学只适应西方，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经济学。我觉得很多理论不在于西方、东方，关键在于学习他们的方法，改变他们的假设，建立能够应用于中国的理论，同时也需要从中国的现实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陈岱孙老师，他当时对我们出版这样一套经济学教材非常支持,但是他已经不幸去世了。现在回忆起当时出书的情形，留美经济学会的很多会员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我当时还通过网络让我们所有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推荐最好的教科书。当时出这套书的主要用意是普及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再是几个学者欣赏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普及的知识，这就是我们选择出版教科书的初衷。当时也有人建议选诺贝尔奖的译丛,但是我们认为经济学的教科书对于普及知识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这套书有几个特点，第一，我们选的都是每个领域里面最好的三本书，并且是最新的版本。对国内来讲，每个翻译的团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当时记得很清楚，必须先让译者先试译一段，不行的话我们还要重新挑选译者。所以了经过人大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这十年的努力，我们这套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与在座各位院长、经济学家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在《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之际，我们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本文是海闻在庆祝《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