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近段时间对农民工适应性的调查和对新农村建设的关注，我觉得有必要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首先我想深入解释和界定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范畴。
    新农村建设是相对于“旧”农村建设而言的，以前也有人搞过乡村建设之类的运动，其目的大概也是想改变农村社会的落后状况，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而收效甚微。当下我们所说的新农村建设全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它的内涵大致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途径，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下，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被提出来，有两大深层次的背景原因：
　　一是三农问题依然严峻的形势。自1997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以来，三农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央开始加大对农村工作的关注和投入，实施了一系列利农改革政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新近出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是，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即城乡差距问题尚未解决，形势依然严峻。
　　二是当前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社会，迄今农民依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这使得“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的论断显而易见。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影响作用和农民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作用使得解决三农问题成了解决其他一切全局性问题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于是，在2004年和2005年中央连续两年下发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之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命题最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放在桌面上讨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这样解释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将三农政策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追求。新农村建设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新质点。
　　然后再说城市化。在解释城市化之前，首先得明白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化”的含义。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发出的内在的社会变迁。”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指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从微观意义上讲，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说：“现代化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都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说，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就是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个人获得现代化的过程。至于城市化，至今并无一个十分标准统一的概念，概括起来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即把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定义为城市化，我国当前的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定居就属于这种方式的城市化；二是“空间城市化”。即把一定地域内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的转变过程定义为城市化；三是“乡村城市化”。即把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定义为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大致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在我国，目前我们说起城市化的时候，往往是在指上述第一种观点，即我们通常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我们通常把农民工进城务工作为一个“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来理解。
    综合以上对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解释，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关于新农村建设和通常所说城市化的异同的结论：
　　一，新农村建设（即乡村城市化）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即人口城市化）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都是想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的进步；
　　二，新农村建设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主要以农村作为载体，而后者主要以城市作为载体。也就是说前者更多地是上文所述“乡村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是通过改造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硬件、软件环境，从农业生产力、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乡风、农村容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实现农村和城市差距的缩小，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的无差异化和协调发展，也就是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后者更多是上文所述“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是通过人口从农业到非农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行业部门和空间转移，以城市社会作为场所实现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广大农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目前我国对城市化的主流解释大概是属于这种通过人口的空间和行业流动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层面。而在我看来，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也许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更为根本、更为现实的城市化道路。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进城农民工大多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城市化。所以通过这种人口流动实现城市化的方法在我国似乎并不十分理想；二是在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很有希望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社会的协调均衡发展。下面就农民工适应性调查中的一些认识对此加以说明。

表1  “城市农民工适应性”调查的部分问题和数据

问题（1）-您觉得您目前在城市生活：

问题（2）-您对您在城市的生活：

问题（3）-您认为自己现在是：

问题（4）-您往后的打算是：

问题（5）-您觉得您以后：

问题（6）-进城后您的生活在哪些方面比进城前改善了（多选）：

数据资料来源：根据“城市农民工适应性”调查课题组对武汉市汉正街部分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所得资料整理。

　　关于城市农民工适应性的调查，我的基本结论和观点是：我们课题中的“适应”指的是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接受和整合过程，这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单向地对农民工的要求，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完成个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是典型的“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而调查中发现，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农民工大多是怀着“进城挣钱”的目的来到城市的，他们愿意从事苦、累、脏的工作，能够接受较差的工作和居住环境、较低的工资水平。所以他们这种以农村为参照系的思维方式和低层次的需求水平很容易得到满足，因此在经济层面上，他们早已经自认为适应了城市社会，调查中有42%的农民工表示对城市生活很适应，而只有15%的农民工表示对城市生活还不太适应。但是这种意义的“适应”明显与课题中的含义不符。同时，这种经济层面的低水平适应，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社会交往层面的局限。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建立的自我交往圈子依然是农民工的主要社交范围。调查表明64%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由于工作需要而发生的，很显然，这种严重缺乏感情基础的社会交往不能算做是对城市的真正适应。而在心理文化层面上，由于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局限，也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突出表现在60%的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50%的农民工表示没打算留在城市，挣到钱后还是要回家去。因此他们在单一挣钱动机作用下存在“挣了钱还是要回农村生活，城里人怎么看我无所谓”的态度。
　　总而言之，关于城市农民工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基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观点与他们基于自身低层次需求水平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差距和错位，也就是说，如果从我们课题中的“适应”来说的话，城市农民工除了在经济层面上较为适应城市社会外，在社会交往和心理文化层面上都很不适应；而如果从农民工自身需求水平所决定的“适应”来说的话，他们在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文化各方面都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障碍，他们单一的“进城挣钱”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很适应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造成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错位的根本原因是两种作为前提的“适应”的立足点就不同。
　　作为小结，我想说的是：农民的乡土意识、农村土地制度的束缚、农民的文化素质等因素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化意义上的真正适应城市社会十分困难，也就是说通过这种人口流动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很值得怀疑；而新农村建设道路所提供的“乡村城市化”途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尝试实践，通过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合理调整，完全有希望在更为稳定的前提下，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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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谭正萍著：《成都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著：《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全文4,06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