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樊  纲 教授

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主持人：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非常高兴在年初跟大家一起在长安论坛讨论一些问题。我上次在长安论坛的演讲主题是“财富的分配”问题，那是去年做的一项研究，主要是研究中国财富的分配，有多少财富，都是在什么人的手里边，国有占多少，民营占多少等等。我们今年又在做一个项目，研究收入分配，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前期已经作了一些工作，包括一篇理论文章，待会我讲完以后会把这个文章和今天演讲的Powerpoint文件交给50人论坛秘书处，会放在网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一看。

      收入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大家越来越关心，社会上的说法也是越来越多。大概中国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就会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越来越成为研究经济发展，研究经济改革，研究经济政策不可避免要触及的问题。因此，我们怎么用一种比较全面的、比较综合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做理论研究的时候需要加以说明的。因此我今天要讲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是想说明在经济学理论上怎么来看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就我们中国的具体问题来看，它的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什么地方，做这么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综合的阐述。

      首先，不可否认，收入差距的趋势在扩大，我们看几个数字：第一个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在经济学上用来分析收入差距的一种指标，是一种特定的指标，它是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一种指标。90年的时候，我们的基尼系数事0.34，现在是0.45左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5。如果考虑到统计数据当中所包含的收入结构与现实收入结构的差距的话，确实这个数字是被低估的，为什么呢？0.45这个数是根据统计局调查的数据计算的，这个数据的样本里面有很大的偏差，差在什么地方？差在没有包括真正的富人，什么意思？他们做调查是有些定点，是几万户、几万户的全国定点，这就要求不断的跟踪收入的变化。收入低一点的人填这个表，还能给几十块钱，还算一个激励，所以他就可以实话实填，他觉得没什么。真正的富人，第一他也看不上你的几十块钱，第二他也看不上你。有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为这件事做一个调研，他们想进那些豪宅，进不去，高级公寓的主人你见不着，就连居委会的都见不着他们，你就不知道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因此整个数据是向低收入结构偏差的，高收入没有包含进去，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差距一定是被低估的。我们这个研究课题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做一点补充调查来纠正这种偏差。城乡收入差距的倍数，平均收入的倍数，90年代是2.57，现在是3.23。行业收入差距，就是各行各业平均收入的差距，90年代是1.76，现在是4.63，这个倍数拉的很大，我待会要讲这个行业差距出在什么地方，这是基本的趋势。

      这个基本趋势引起了大家的很多议论，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什么时候出现社会的动荡？对此也有很多说法，一般性的说法是，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这个社会就很不稳定了，这是值得讨论的，后面我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数以后就会出现动荡，因为还要看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构状况是什么。国际上还有比我们高的国家，巴西是0.6；南非是0.58；巴拉圭是0.58；香港税前是0.51，通过税收的调解，二次分配的调解，税务后是0.43。像香港这样一个社会，它已经可以用税收来调节了，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三万美元的水平，在中产阶级存在的情况下，穷人已经是少数的情况，因此进行这种调节还是有可能的。像我们国家这样，多数的人还是低收入人群，做这样的二次分配的调节是很难的。

      现在要分析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趋势会不会扭转？什么时候会扭转？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趋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逐步的缩小。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来看，不仅现在的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最近的5到10年内，恐怕看不到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趋势会停止下来或者会扭转，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改革发展还要经历一段阶段之后，也就是要充分就业以后，农民该转业出来的基本都专业出来了以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才会扭转。但是现在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可能在下一阶段，至少在5到10年之内，这个问题还会更加的严重。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即使差距扩大的趋势停止下来，也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差距很大的问题。这大概在10年、20年后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方方面面来加以研究。我们先讲几个理论要点：

      第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库茨涅茨曲线”，也就是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种U字曲线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整个社会可能比较平等，比较贫困，是比较贫穷的平等，随着收入的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步扩大，一直到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形成U字曲线。各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收入水平增长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因此它具有一种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不同国家，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言，这条曲线的具体形状，在什么位置，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社会，要扭转这个趋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几亿农民的转产、转业的问题，我们现在每年要创造12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1200万非农就业就包括农业的个体户，包括不以农村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劳动力，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还有2、3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这就需要20、30年的时间。韩国、台湾的人口规模比较小，劳动力比较少，它们可能在很早的阶段就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就开始向上走了，而我们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人均GDP现在也很低，仍然在1000美元的水平上，要使得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也是解释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关于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从体制改革、体制转轨的理论来看待收入分配、收入差距的问题，第一点就是，体制改革的初衷可能就是要扩大收入差距，就要打破过去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之收入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种激励作用。很多人说是改革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对于这个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我们在国际研讨会上也是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就是要打破贫穷的状态，实现经济增长，让一部分人要富起来，要让收入差距扩大，没有这种扩大就没有实现改革的目的；第二，改革本身就是有过渡期的各种问题，造成收入差距的很多因素，包括以权谋私，包括特权，包括过去的国有经济当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旧体制中的问题，只不过在改革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了，造成了收入的差距。就像现在大家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你只要改革，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点流失，但是你不改革，天天都在损失，损失和流失的根源都是同一个体制的原因，你不改，继续流失下去，可能会流失的更多，要改革就要付出代价，不改革代价会更惨重。

      第三，在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会出现体制的真空，体制的漏洞，新的体制没有建立，旧体制又被打破了，包括双轨制，包括体制的摩擦等等，这又会产生很多体制的问题，制度的漏洞本身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这是在过渡期间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渡性的问题，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出现体制的不兼容、不相匹配等各种漏洞。从长期来看，体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在体制上保证收入分配关系能够良性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靠新体制的建立，包括法制，包括产权的明晰等一系列的问题。体制改革不可能一天之内实现，包括法制，包括税收，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但是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必须走完这个过程，才能有一个新的体制产生，退回去不是出路。最近开始听到有人说，有些方面要退回去，回到哪里去？回到过去平等的贫困？这是一个体制转轨的过程，你必须走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会有差距的扩大，会有各种困难，会有各种说法，会有各种争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必须往下走，要经过那些不可避免的阶段，会发生一些黑暗的东西，这些东西发生之后，体制才能逐步建立起来。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体制，大家都要遵守，体制是大家的事情，那些原来既得利益的人，他不放弃他的权利，不放弃他的利益，你还得改。这是关于体制改革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说到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很多理论概念，包括道德、意识形态。关于平等观的问题，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往往涉及很多主观的判断。在理论上有这么几个概念，大家不必细究这些概念，但是理解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客观上存在的收入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是比较相同还是比较不同，这叫做“均等”，人人都是一百块一定比一个人一百块而另一个人两百块更均等。第二概念是“公平”，均等是客观的，公平是主观的，公平纯粹是主观判断。只要机会均等导致的收入状态就是公平的，特权是不公平的，只要你是市场竞争，你的能力大，你就抓住了机会，你的收入多，这叫公平。但是有人认为这不公平，有人认为不管我干不干，市场上的情况跟我无关，我必须拿多少东西。也有人认为机会均等也可能导致不公平，比如说在最初的时候，人们的机会不可能平等，因此社会上要做一些补偿，对收入分配进行一些调节，给弱势群体一些特别的补偿，那种状态才叫平等，才叫公平。因此，公平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有人就认为过去的分配方式是公平的，现在是不公平的。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跟我说，他认为现在不好，天天拉着大款到高档社区，他就认为过去好，过去大家都住筒子楼，现在不公平，这是一种主观判断。在客观的均等和主观的公平之间有一个概念，叫做“平等”，英文叫做equity，平等叫equality，公平叫justice，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包含了主观含义，客观状态大家认为平等不平等，这里既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又有一些客观的状态。大家来判断这种平等的状态是好的，是可以接受，那种平等的状态是不太平等的，这里边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但是对我们的来讲，最重要的是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机会均等和收入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出于不同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群体从它的利益出发，它所做的判断包含多少主观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你说公平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平等，你的平等观是什么平等观，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对于平等的价值观，它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建议，它会导致对一种状态的不同看法。因此对于同一种状态可能有各种说法，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又可能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客观的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主观判断、观念、道德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宗教等各种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第四个理论要点是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的关系。当我们在谈收入差距的时候，其实是在谈相对收入的变化。我过去一个月挣200块钱，另一个人也挣钱200块钱，我们是相对收入是一样的。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我一个月挣400块钱，他挣800块钱，我的绝对收入增长了一倍，但是我相对收入降低了一倍，相对于别人我的收入可能下降了，这就是所谓收入差距的问题。绝对收入指的是我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自己跟自己比，而相对收入是人与人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相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到底有没有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网上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只使一小部分人受益。也许从相对收入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还有一点道理，因为少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是如果说有没有受益，那就要从绝对生活水平来看，几亿农民二十多年来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绝对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城里人，包括下岗工人，比起25年前，他的绝对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统计数字都可以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受益于改革开放，这个历史发展进程是不可抹煞的。但是有些人的相对收入下降了，尽管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但是他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呢？过去可能他的收入水平很高，现在可能变成比较低，他心里非常不平衡，特别是过去的特权阶层，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了，他心里可能会不平衡，因为他的相对收入下降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这个现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肉吃的比过去多了，但是他一边吃肉一边看着别人碗里有海参，他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他骂娘。

      我们在进行政策讨论的时候，政策上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应用这些理论。也许现在的公共政策没有能力，没有财力去真正实现相对收入的均等，但是一定有财力防止一部分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这也就防止了社会的不稳定。为什么我们的基尼系数有0.4，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的乱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绝对收入水平在上涨，没有出现一个大的群体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如果政策做得再好一点，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提高一部分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上面，创造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人们都有希望，也许我们这个社会承受收入差距的能力会更强一点。

下面我们讲点具体的问题，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农民的不充分就业问题。农民的不充分就业是一切三农问题的根源，包括农民工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农村的贫困问题，我们过去是二亿五千万的绝对贫困，现在是六千万，这也是这些年来经济增长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一个重要表现。现在收入差距主要是城乡的差距，地区差距也是城乡差距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农民就业的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是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当中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最主要问题。

    第二就是腐败的问题，也就是体制造成的腐败。现在大家一说收入分配不公，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的问题就达不到收入的均等，再加上腐败，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第三就是资源、资产的产权不清，所谓行业差距、垄断等等都跟这个问题有关。

    现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三个方面，现在我着重讲一讲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能够充分的就业？在库茨涅茨曲线的底点，就是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的时间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还有一大批农民没有从农村转移出来，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那么这批农民的收入就不可能很快的提高。大多数农民都转移出来，剩下少量的农民耕地，如果农民不能转移出来，他的收入就提高不了，只要还有农民没有转移出来，而且在寻找新的工作，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工资也不可能提高，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的工资就没有很大提高，以前是五、六百块钱，现在还是五、六百块钱，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一群人等着出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永远使这些人处在弱势群体的状态，我就给你五、六百，你干不干？你不干，后面还有二十几人等着干，这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就导致已经出来的农民工也不可能充分就业，收入也不可能提高。因此，只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达到充分就业，这些人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基尼系数就在不断的扩大，这就是中国基本的问题。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难在哪呢？现在农村还有3亿左右的人需要转移出来，当然我们不能跟美国、澳大利亚比，他们的土地多，我们可以跟日本比，日本的人均耕地跟我们差不多。按照日本的劳动力人均占地来计算，我们大概需要1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如果按照目前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看，它现在只占5％，我们现在是45％，如果按这个计算，我们需要3500万，这两个数字取一个中间值，大概也就8000万左右。中国的土地很有限，我们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这点土地有7、8千万的人来耕种就足够了，由7、8千万人来耕种，人均耕种面积才大，每个人的收入才会提高，才能跟工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持平，才能够实现稳定的就业结构。

    根据人口部门计算，我国最高的人口峰值是16亿，2050年达到16亿，现在的情况可能比预计要好，我们在2030年可以控制在14亿，人口不再增长了，这个不增长，根据这个数，我国要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要减少将近1亿，总共需要有2亿5千万的人进一步转移出来，当然对于这个数还是有争议的。如果按照每年转移1千万来计算，我们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过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是我们现在创造非农就业的状态，80年代我们创造的非农就也比较多，每年创造1700万非农就业，当时是转型初期，是体制转轨、结构转型的初期，本身创造的就业比较高，经济增长期的情况比较稳定。90年代有一个大的宏观波动，我们为什么要鼓吹宏观稳定？因为宏观波动到最后算总帐是非常不合算的，是效率非常低的。90年代初期，我们每年创造2000万个新增劳动力，但是后来由于出现了一个大的过热，然后进行调整，调整的时间过长，整个90年代最后算下来每年才创造800万个新增就业，大概刚够城市人口的增长数字，结果就导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90年代末期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现在我们的效率要好一点，每年持续增长1200万，技术在进步，新增劳动力在减少，三产在发展，加起来每年会有1000万到1200万的新增劳动力就业。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问题，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想实现社会收入均等，我们就得什么工作都做，还不能挑肥拣瘦，什么行业都得做。目前在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我们什么活都干，从来料加工到重化工业，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包括科技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什么都做。现在中国是八千万，还有三、四千万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其他国家也在争，印度也在崛起，发达国家的一部分高新科技还得在发达国家做，如果能转移出来一、二千万，再乘上系数，比如乘以五，也就是1亿左右的新增就业。当然，我们还要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市场，创造更多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可是发展中国家起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也在增加，我们有13亿人口，印度到2030年人口比中国还要多，他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一半，他们的劳动力也要就业，因此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从实现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得什么都干，从皮鞋、袜子到航空母舰，什么都做，这个工厂不做，那个工厂接着做，这批劳动力不做，那批劳动力接着做，不能让它流失到国外去。效率低是你的问题，如果做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赔本了你不能做，但是只要我们不赔本，最好全世界的重化工业都在中国做，从全世界进口资源，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别让它在印度生产，然后运到中国来，也别让它在美国生产最后运到中国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全世界的资源都拉到中国来做，创造我们的就业，然后我们再出口给别人，把就业机会留在中国，这是我们的初衷。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讲，我们将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广的产业谱。

      第二点，根本的出路是增长，而且不仅仅是所谓收入的增长，要实现社会稳定、收入差距的缩小，就要充分就业。这是以人为本的思路，要从GDP产值转到就业的人数，这是解决中国收入差距的最根本问题。有人说，我们宁可不增长也要平等，你不增长，能平等吗？不能实现充分的就业，就不可能平等。

      第三点，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一说起收入差距，往往非常关注农民工问题，关注弱势群体。农民工多了，农民工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工资开不出来，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关注。但是农民工的问题只是整个大问题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仅仅看到农民工的问题，马上解决这些农民工的问题，使农民工的收入很快得到增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负的效应，是什么效应呢？可能会妨碍那些还没有成为农民工的农民的就业前景。如果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提高很多，待遇得到很大的改善，就会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很多就业就不能在中国创造，这就使得那些还没有成为农民工的农民今后的就业会很困难。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最贫困的人群，是那些还没有成为农民工的农民。美国国会的几个议员曾经提过一个提案——中国的工人应该都带防止手部受伤的手套，这副手套是用金属丝做成的，不会伤到手而且很灵活，属于高科技产品，可以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一副手套的成本大概是现在农民工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已经就业的农民工带了这一副手套，可能就会使另一个还没有当成农民工的农民从此无法获得新的就业。因此，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更穷困、更弱势的人群，真正可怕的问题，是那些还没有成为农民工的农民永远当不成农民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永远得不到提高。

      这两年在欧洲、北美开会，经常有人提这样的问题，现在就业岗位都跑到你们中国去了，我们将来干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还有一个反问题，假如你们的就业机会都跑到中国去了，还没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怎么办？那样的话，收入差距问题就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无解的问题，现在还是动态的，还在不断增长，没有出来的农民还有希望出来，他的那种被淘汰的、得不到改善的心理目前还不会有很大的爆发，他有希望，但是一旦就业停止增长，大家出去再也找不着工作了，农民的低收入水平变成了一种永久的生活状态，那时候中国的两极分化就不是一个过渡性的、发展性的两极分化，而变成了一种固化的、永久性的两极分化，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逐步积累，最后就会爆发，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因此当我们想到一部分人的时候，要想一想另一部分人，包括下岗职工，还在农村的农民。只有弄清了弱势群体与充分就业、收入水平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对问题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均衡的分析，否则的话都会使不均衡更加严重。

      第二个就是关于反腐败的问题。关于反腐败，我也多次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腐败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大家都说要监督，要教育，要打击，要惩处，这些都对，但问题是如果腐败发生的频率太高的话，打腐败的成本太高，你打都打不过来。腐败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公权的存在，太多的公权存在，导致利用公权谋私利的条件太多，机会太多，从而使腐败产生的机率太大。因此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怎样消除产生腐败的那些条件，减少公权的数量，把多数的权利变成私权，让大家以私权谋私利，让他在市场上竞争。现在的问题是公权太多，你防都防不了，打都打不过来，打的标准越来越高。因此从制度上来讲，打击腐败首先要在制度上解决问题，减少公权的数目，减少造成腐败的条件，同时加强民主，加强法制的制衡，让不同的利益群体相互制衡，达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资源行业明确产权的问题。我在上次做“中国财富存量分配”的报告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财富是一笔糊涂帐，资源更是一笔糊涂帐，资源的所有权也是糊涂帐。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中石油上市以后，美国的“股神”巴菲特一下就看到问题的所在，买了中石油13％的股份。这两年油价大涨，全世界所有石油公司的利润也都有所上涨，但也就是涨了10％—20％，而中石油的利润增长了100％还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溢价收入都归中石油这个垄断企业，国家收不到资源特许税。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那些石油大国在开OPEC会议的时候，在会议桌上的那些人不是石油公司的经理，而是各国的石油部长和财政部长，因为石油是全民的资源，石油的溢价收入全部归国家所有，是要收走的。国家可以给你定价，比如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是5美元，加上合理利润，再加上其他成本是7美元，如果涨到27美元，国家拿走20美元，涨到37美元，国家拿30美元，而我们的做法是100％归企业所有，成了企业的利润，结果巴菲特一次就赚了23亿港币。石油的开采权实际上体现的是石油资源的所有权，过去我们搞的是国有企业，利润都被国家收走，工人只拿基本工资加一点奖金，在那种体制下这种资源所有权的定义方法是没有问题的，肉烂在锅里，背着抱着都一样。我们现在改革了，实现了利润的分配，国家只拿一个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企业能够从中提奖金。    于是出现了各个行业的不公，行业分配差距的拉大，包括电信、石油、煤矿，这些行业都是把资源的所有权给了企业，这些资源的溢价收入都归企业所有。比如电信，太空中频道的利用就是公共资源，现在让它独家经营，或者是两家、三家经营，把特许权给了它们，它们靠这个来挣钱，本来资源是属于全民所有，现在成了企业所有。后来我们又开放了，资源行业上市了，结果这部分本来应该归全民所有的资源收入，现在变成了外国人的利息收入，股票分红。   因此，现在很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根源，实际上是对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定义不清，产权界定不清。

我们现在一说收入分配大概就是三件事，第一是弱势群体，穷人的问题；第二是腐败；第三是各行业之间的不公，而对于各行业的不公，我们要从资源所有权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仅仅是考虑垄断行业的管理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最后讲一下公共政策，也就是公共分配政策。对于公共政策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大家争论的也比较多，一说起收入分配不公，大家就说政府应该干这个，或者干那个，还会举例说哪个发达国家，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怎么补贴的，补贴有多少。我要说的是，首先要分清发展阶段的差别。比如德国，有人研究德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德国各州之间的差距最多是30％，而中国各省之间的差距可以是几倍的差距，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在20-30％的范围内起一些作用，但是能在几倍的差距里起到作用？

      第二，关于农民补贴问题。美国农民占劳动力的比重是2％、法国是3％、日本是5％，他们是98％的人补贴2％的人，或者97％的人补贴3％的人，95％的人补贴5％的人。而我们现在是55％的非农就业，45％的农业就业，而且非农就业里还有一批农民工，你可不可能用55％的人去补贴45％的人？那就什么事情都别干了，大家互相补贴吧。而且在55％的非农就业人口里还有一些刚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本身收入就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因此，不是说不能做，但是要考虑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通过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个渠道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财力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要做事情，但是要把有限的财力有效的利用到有限目标上，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讲到，关于收入分配需要着重解决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创造机会均等的条件，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基础教育对于那些地区的农民来讲，还不是一个人如何全面发展的问题，它是获得外出打工的基本能力的问题。如果连平等的打工的地位都没有，那你就没有实现机会均等，政府花这个钱是创造基本的机会均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政府要尽早的抓紧做好这件事情，改善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实现这个最基本的机会均等。第二点就是政府的政策要防止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相对差距是在扩大的，但是如果大家的收入水平都能够有所提高，至少不下降，社会的基本稳定能够有所保障。有人问我们，你们认为社会稳定的临界点是什么？我说我们也给不出这个临界点，要想讨论临界点的问题，恐怕还需要借助很多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包括一些革命理论的概念。经济学能够给出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一个基本点要保证，什么基本点呢？就是防止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只要他还不是绝对的下降，社会的基本稳定就有一定的保障。因此，政府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有限的目标上，要发挥职能，尽管政府不可能起到根本性的扭转作用，但是在边际上要做一些事情，要做在几个关键点上。

    最后再讲一点，在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到政府上，政府也愿意做一些事情，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陷阱，或者说是一种危险，如果一个增长型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停滞，收入差距的问题也不可能最后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做一点再分配的事情，要防止我们正在成长中的低收入水平（人均GDP1000美元）陷入再分配的泥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精力都集中到了再分配的问题上，而忽视了真正该做的事情——增长和改革，如果没有增长，这些问题就不会有最终的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将来还会更加恶化，历史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我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都是个人观点，我们的研究还在初步阶段，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