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作为境内的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出口、内需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综观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今后的发展前景，均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2005年的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占GDP比例（外贸依存度）62%。其中出口额7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4%；进口额66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净出口为1019亿美元，约占182321亿元GDP的4.6%。但我国的出口面临国内出口模式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压力，出口难以持续高速增长。而我国对于能源资源及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依赖性非常大，进口增长明显，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减少。
对于我国GDP消费率最高是1981年的67.5%，2003年不到57%，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中国GDP 消费率低于世界水平15个百分点。
因此，刺激国内需求成为今后推动经济首要任务，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3月19日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所指出的，首要的是要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其基本的出发点，从而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并为刺激消费开出了五大药方，其中之一是“公务员的工资也好、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好，都要有新的增长、新的提高”。也就是说，把增加公务员和职工的工资作为扩大国内需求的手段之一。另外包括改革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流通市场，刺激农村消费；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不断完善消费政策，适应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对住房、汽车及一些健身文化等产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是，对于增加公务员和职工工资刺激内需就有点忽悠了。
1、到2004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为4583.2万人，平均工资16993元[《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据]，每人每年提高5%工资则合计约为389亿，就算按3倍的乘数效应计，也只是增加1167亿的GDP贡献，拉动经济增长效果并不明显。
2、“中国实际由国民经济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不是653万，而是超过7000万人”[周天勇：《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 》，《中国经济时报》2005-05-10]。而众所周知的是，公务员在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大部分已有保障，其收入在国内已经处于中高水平，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的职工其收入更高，提高其工资收入有相当部分难以直接转为即时消费支出，会变成储蓄存款而沉淀，如何能拉动消费？另外，就算按其收入（3-5万元/年）增加3%的水平，那么财政每年就要增加刚性支出约630-1050亿。
3、由于一直忽视了对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城乡居民对医疗、养老、住宅、子女教育等支出增长远远大于收入增长，更有明显的支出增长预期，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挤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甚至以储蓄形式来预防今后的开支。如2月份居民储蓄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18.3%，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需求。
4、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达7587万人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2005-04-21.]（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2936元）。这些群体缺乏更多的收入来应付必需的消费开支，因此就没有更多的收入剩余作储蓄，如果公共财政能对此类群体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这些支出将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对于刺激国内需求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比给处于中高收入层次的公务员加工资来刺激消费效果更加明显。
对于投资这架马车和政府支出方面，更有必要加大力度调整。
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原来实施的赶超战略，财政的职能主要体现为建设性财政，因而经济转轨过程中，依然包括了庞大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历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大，加上历年来政府体制改革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增长，导致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缺失。
如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总投资规模32800亿元，到2002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4600亿元，也形成了18700亿元的国债余额[安体富,王海勇.《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财政与税务》,2005年第5期.]。政府的经济建设费开支曾占财政总支出的40%，2003年的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30%，2005年经济建设费支出达7933.2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多亿元，历年来经济建设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大。但最终暴露出“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和“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等经济问题[彭继复.《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与完善建议》]。
而政府行政管理费更由1978年52.9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7%增加到2004年的5521.98亿元，增加到100倍，占财政总支出的近20%[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据计算]。这些均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财政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等方面供给不足或无力供应，城乡居民对医疗、养老、住宅、子女教育等支出增长远远大于收入增长，导致消费倾向递减。社会问题越积越多。
多年来提出要启动内需，但大量的财政资源却以政府投资和政府自身支出为主，只是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出口的增长，真正体现到国民生活水平的国内消费却没有同步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难以良性均衡。
因此，马凯主任为刺激消费开出了五大药方中，改革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才是最主要的，为公务员加工资不但效果不大，更进一步拉大国民收入差距。也就是要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为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及信息服务，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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