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与体制性障碍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们曾试图沿着前苏联式的道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道路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投资，用资源的投入来拉动工业化；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发展。毛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苏联模式存在问题，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不过到“文革”结束也没有突破这个框子。“大跃进”以钢为纲，更加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发展，结果造成一系列的经济灾难。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恢复农业，适当地加强轻工业，适度地发展服务业。到9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指导下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如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但在微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改革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到20世纪末期，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才真正起步，而且中间碰到一些障碍，进展比较缓慢。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还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汇集各方委员智慧，梳理出四个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评价标志还是GDP的增长。三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总体很成功，但中间有缺陷，比如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即税收的多少是跟产值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官员通过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资源，追求产值的增长。四是要素价格扭曲。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从商业中，国家很容易就把纯收入拿上来。越是上游价格越低，这么一种扭曲的价格，就刺激了官员和企业浪费资源。劳动要素和资本价格（利率），也是同样的情况。

　“十五”期间，上述毛病变得比原来还要大。一方面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突出的就是土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再由官员主持批租，搞政绩工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对于政府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办法执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但是，政府改革跟不上去，造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由于法治建设进展很慢，失信现象严重，市场就缺乏效率。

　传统增长方式无以为继

　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着重发展耗费大量资源的产业就是像北京人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是扬短避长。我们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4%~5%，但各种资源的消耗量都占世界的7%一直到40％、50%，其结果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无法向后代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

　中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服务业，而是用大量资源去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结果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下降了。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GDP每增加1％，就业可以增加0.43％，到了90年代就降到了0.11％，到了21世纪的前4年减到了0.098％。

　我们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比如有色金属。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铝锭。90年代后期,国家对电解铝工业采取了价格优惠政策，大概半价。电解铝就靠电，把氧化铝电解以后变成铝锭。电价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定价就低，再加上对耗电工业采取半价优惠的政策，刺激了电解铝工业超常发展。90年代年产300万吨，2004年年产970万吨，2003年一年就出口了125万吨。用扭曲的价格计算，这是赚钱的，但你用真实的价格，就是经济学上的影子价格去计算，其实是赔钱的，出口越多国民损失越大。

　出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服务业发展不够，所以主要靠做装配，做加工业。这样的产业附加值是很低的，盈利性是很差的，结果在我们的对外贸易里，一方面出口数量很大，表面上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和倾销恶名，而利润的大头并不在这里。

　2004年1月，《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作用。里面举了一个苏州的外资企业罗技（世界最大的鼠标生产商），这个鼠标实际上是个普通鼠标，每个单价是40美元,40美元是这样分配的：罗技自己得20％，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就是原件，比如光敏原件，得35％，14美元；苏州工厂，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得3美元，占7.5％。它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说这个罗技公司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这么一种增长方式，使得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GDP中间用于投资的大概占10％~20%，我们是40%~45%。它的表现就是产能增加过快，而最终需求不足，造成了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而出口会引起我们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这种方式的长期金融风险更值得注意。单纯依靠投资的增长，会造成投资的报酬递减。投资收不回来就变成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要碰到什么偶发的因素，这种潜在的危险就会爆发，威胁到我们长期的经济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建设好。增长方式转变得好，我们就能够保持今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